选秀节目的文化思考
陶晶莹在最新一届超级星光大道决赛上说，他们不辞劳苦一届又一届地办这种比赛，为的就是培养这种有素质的能够现场演绎得心应手的艺人歌手。所以不管外面的人怎么说，他们还是一定会再办下去。多么诚恳笃定，语重心长。选秀节目自2004年《美国偶像》始作俑者以来，至今种类千变万化，从厨房到设计，武术到歌艺，只要自认怀有一技之长，就有地方让你一展所长。
这种全球性的泛娱乐文化，除了美其名提供一个平台让每个人都有实现梦想的机会，从而为媒体商业集团以低成本赚进大把大把的钞票以外，可曾为社会带来正面的影响？对娱乐行业和大众文化，又有什么影响？
我们要那么多歌星来干嘛？
如果抱着梦想成为歌手，要去参加选秀，需要花多少时间来练习翻唱的功力？大好青春只埋葬于属于自己的小天地，一个麦克风和一些合成机器，浪费了多少大好光阴？
固然有很多东西比学业重要，但选秀的年龄层多为学生，成名以后放弃学业，跟风的追星文化也成为节目的后续，参赛者与吹捧者的投资与收获，是否成正比？
重点是，我们需要那么多歌星来干嘛？这么说，好像是在为原创者抱不平，因为一首歌曲被无数良莠不齐的参赛者翻唱又翻唱，很多时候只带来听觉疲劳，毫无新奇创意可言。
谁在支撑选秀文化不见疲态？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批判泛滥成灾的翻唱文化，认为翻唱者一概是毫无素质文化素养可言的跟屁虫，又会掉入封原版为神曲/经典的精英思考模式。这样的道德审判，似乎也对那些一个个怀着梦想带着可歌可泣的故事的参赛者不公，毕竟他们都只是这股选秀文化的单纯的搭风者。于是这里又延伸出另一个问题。流行文化是群众创造出来的，还是由集团的精英制造出来的？两者奉行市场需求与供应的商业模式运作，但是是什么让这个模式运作了五六年仍不见疲态？
更多空间或简化为几条路线？
一些学者说娱乐事业走到这个地步早显疲态（特别是中国的《超级女声》和《快乐男生》之后），只能靠着毫无创意的选秀节目，通过吹捧一颗颗“新星”的诞生，来制造平地一声雷的欢愉（euphoria）与轰动。但是这种疲态只限于创作层面，为何在这个人人都可以为自己打造知名度的网络世界里，还有（一大群）人面对一成不变只换汤不换药的节目，依然热衷如夕？
由此再延伸一个问题。选秀节目到底是提供了一个更大的娱乐平台，让消费者有更多的消费和选择空间，还是相对地僵化了整个娱乐文化事业，并且奉其中特定的几种路线为指标？评审评价就是一种以高压低，将艺术标准化的金字塔模式。评审也在做秀卖弄，参赛者为何却对“专家”的公然批斗甘之如饴？至于由观众投票决定胜负，虽然形式上为“由下而上”，可谓民主又符合经济效益，但对比赛来说则是毫无准则可言，与歌艺、实力等等无直接关系。
观众把情绪寄托选秀参赛者
选秀节目，有没有可能做到有深度？报道参赛者背后的（绝对感人）故事，是希望带出“人因梦想而伟大”的教育意义，还是只为了制造更煽情的节目效果？通俗与庸俗，要如何拿捏才能同时取悦大众而不失娱乐的思考性与哲学性？
想到最后，不禁想问一句，我们看人模仿唱歌的乐趣到底在哪里？
商家通过无数的选秀赚取牟利，无须征聘就有一大票的志愿者争相演出；参与者热切地盼望通过媒体让别人看见自己；观众乐得追捧一个又一个的“超级偶像”，把情绪释放在电视荧幕里遥不可及的人物，来填补内心的空虚。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只是秀者脱下比赛的光环与包装，走下耀眼的舞台之后；观众离开声嘶力竭的环境或荧幕，回归生活以后；商家藏好钱袋，笑着离开之后；艺术的灵魂与价值，还剩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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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80年代是全世界政体转型的启蒙时代。苏联的倒台和柏林围墙的瓦解都宣誓着世界迈向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大趋势。有学者分析说，六四事件相较于中国 其他的政治运动，例如文革，大饥荒等，实际上是伤亡人数最少的一次。中共如果平反六四，所需付出的显性代价，例如赔偿数额等，其实并不大。然而，中共政府 之所以一再回避和对这段史实噤声，是因为平反之后最直接的隐性代价，是必然引起一系列对政治改革的诉求，而这就直接威胁到了中共一党专政的地位。
这当然是政府乐观其成一举数得的开放成果。然而，蛋糕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分得到，在贫富悬殊、地广人多的中国尤其如是。民智的开化及知识的广泛传递，加上人文 道义的回流，于是六四的精神和诉求之声，一年比一年更坚定响亮。要强制性将一个集体记忆从13亿人的脑海中抹去，固执地将血淋淋的历史塑成舆论禁忌，恐怕 只会越发困难。中国至今对六四即不平反、不讨论又不道歉和追究的态度，只会在国际上及人民心中，蒙上一层永恒心虚的阴影。
在全球化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挂帅的大时代中，社会的群众对政权和政治人物玩的把戏的认知，都比20年前来的更深刻。以制造仇恨、掩盖事实、麻痹人心的强权意 识形态，如今已起不了很大的政治作用。民主也许不一定是最好的社会模式，但是尊重民生却绝对是一个国家须具备的基本条件。没有民生基础的政治更是苍白空洞 的，那只会加深朝野的隔膜、不解和仇恨。
我不知道中国现在的家庭，还有多少孩子会对“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之类的爱国歌曲琅琅上口。也不知道我国现在 小学的练习本书皮背面，还有没有印着五大国家原则。更不知道如今天天看收费电视台的小孩，有没有听过《Setia》，看见里头有三大种族的MV时在国家电 视台播出时，会有热泪盈眶的感触。我只知道，在中国，反贪腐不等于反革命；在马来西亚，反滥权也不等于妨碍国家安全，煽动种族情绪。如果人民的抗议都是无 的放矢，那么其身不正，难以服众的政府，是否在自己指挥一批又一批的警员严防动乱（同时滥抓无辜）去践踏民主之前，想想谁才是真正心虚的暴力实践者？
邱俊华（右图）说，村民从不懂何谓人权，华教纠纷，法律，政府部门，到最后能对问题理直气壮地对症下药，都是在保校运动中学习到的。除了保校，他们还要保家园，地契即将到期的问题，都得一一解决。
黄真莉（左图）说：“这里的村民，除了送孩子上学，还要去关注学校重开的问题与发展，还要帮忙筹款，真的很不简单。”
白小前校长翁诗佣及保校工委会陈国光，在讲座上被现场出席者要求发言。陈国光（左图）在席上，再次坚持白小新成立的董事会没经过正常程序，认为校友是被“指出来的”，而非“选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