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December 18, 2013

[街报] 为谁发展?谈土地正义与居住权

为谁发展?谈土地正义与居住权
2013年12月18日 中午12点28分



 
文 :杨洁、邓婉晴

2013年10月23日,砂拉越上百名上游族(Orang Ulu)为捍卫原住民习俗地,在通往巴南水坝建地唯一的路上设置路障封锁道路,正式向砂政府与发展公司宣战,表明坚决不迁居,不要水坝的立场。

他们全天驻守在主要要道,举家扎营,忍受着恶劣的暴晒季雨、物资缺乏与觅食困难等问题,坚决要求合理的土地和资源赔偿。间中警方多次粗暴斡旋,逮捕了10位抗议者(其中还有一名儿童),并控上法庭。

原住民的抗争意识与行动显着提升,并非朝夕之事,而是经验累计所致。当政府在1982年建首座巴当艾水坝时,也曾承诺当地原住民将会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更好的生活环境、免费水电供应及良好的马路学校医院设施等;但许多承诺至今仍未兑现。

为让路给巴贡水坝而迁至双溪阿刹(Sungai Asap)的本南族,原属半游牧民族,以打猎为生。在政府分置的迁徙社区,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却叫他们难以适应。

仅有16平方尺的活动空间、高昂的水电费、一切以钞票交易的经济生活,上学要交学费、搭车、吃饭买衣都要钱。万余名本南人迁居后,约半数的人被迫到外处寻找工作,有者也选择搬到更高的干地进行农耕以维持生计,或回到旧区非法居住。如今双溪阿刹犹如空城。

经穆伦水坝再次导致河水泛滥,巴南水坝将是砂州政府水电计划中的第四座大型水坝。现已盖好的水坝已侵占了7万公顷的土地,预计12座或更多的水坝竣工后将 占去砂州至少10巴仙的土地。作为世界上最生态多元的州属,上万种植物品种、以及人猿、白虎等濒临绝种的动物都将受到严重破坏。

关于土地征收的纪录,有抗争的,或许还有机会留下蛛丝马迹,没有抵抗的,都扫在地毯底下。时间若推得更早些,在面子书、网络媒体未普遍以前,人民遇到土地征收或家园搬迁时的境遇更甭说记录下来。

以前,政府要征收你家的土地,你只能自认倒霉,不敢反对或抵抗,也觉得让路予公共建设是有道理的,所以摸摸鼻子领了赔偿金就收拾包袱离开。

现在,故事变了。地皮楼价居高不降、白象计划建了又建、公害案子不断进驻、政府承诺一一跳票、黑箱作业频频出包,这时候你开始觉得不对劲,为什么“发展”要建立在牺牲基本的居住权益之上?难道城市发展与土地正义势不两立?



图一:土地不正义,源自发展计划下的土地强征与家园迫迁。这里标记的每一处推土机式的发展,有过去式、进行式,也有未来即将发生的,记录仍是冰山一角。

发展必须符合土地正义与保障居住权益,让人们免于迫迁强征的恐惧,有尊严地生活。否则,它只是推倒生活、拆除人生的推土机怪兽。


 
谁的土地?推土机发展非但一个案

在现今任何事物都能议价买卖的世界,土地也许只是一种交易筹码,移动与搬迁或许也在这个迁移时代中习以为常。但对许多人来说,土地其实是生命,是生产与延续家庭、生计、文化、教育、身份认同等的基础根源。

特别是当权者以发展之名,高姿态地假定新居能提供原住民“更好的日子”,但现实却反而令生存变得更苛刻时,这不仅是巨大的文化冲击,更是褫夺一个族群原有文化的粗暴行为。

1851年,美国政府要求以15万美元买下印第安人200万英亩的土地。印第安索瓜米西族酋长西雅图(Chief Seattle)为此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讲,开头是:

“你怎能买卖天空和土地?这样的想法对我们来说是太奇怪了。清新的空气和荡漾的水并不属于我们,你怎么能买卖它们?地球的每一部分对我的族人来说都是神圣的……河里的每一个闪光都是在诉说我们民族生命中的某一件事。潺潺的水声就是我们祖先的声音……”

这究竟是谁的土地?谁有资格拆散别人驻扎已久的家园,将蕴含着一切历史文化语言故事的社区铲平?当一切都以数字为关键与衡量标准的时候,该如何提醒与捍卫以人为本的居住正义?

土地不正义的事,又只是发生在偏远的原住民部落吗?

2013年10月31日,发展商Mega 9在警察的“护驾”下强行拆除文丁客家村房屋、政府为发展争议性的国光石化计划强逼边加兰村民搬迁、让路于捷运计划的苏丹街历史建筑、甘榜伯仁邦 (Kampung Berembang)曾五度遭安邦再也市议会以暴力手法拆除、推土机也伸向双溪毛糯麻风病院……

太多类似这样的土地强占、居民迫迁、拆除文化、活埋历史的事件层出不存,已经不能以“个别”、“地方性”、“单一逐件”个案来看待与理解这样的“疯狂推土机式发展”的社会现象。

强拆迫迁的事件不是马来西亚的“独有”现象,这样的推土机发展在拥抱新自由主义、地产霸权、黑箱政治的各地屡见不鲜。



图二:2010年,台湾两百多名警力封锁苗栗县竹南镇大埔里,让怪手开进即将收成的稻田,压毁了农民的心血,强征农地的恶行引起社会哗然。农民奋起反抗,同年底在稻田上,割出“土地正义”四个大字。照片取自台湾农村阵线。

 
官商警连手相护:合理化拆迁

政府协助发展商开路,选择性地公开与隐藏信息,依据官僚化程序发函至拆迁户。不谙政府公文或相关法令的村民,很多时候是在没有充分了解自身申诉管道或居住权益的情况下,求助无门。不愿意搬迁或让步的村民,就会遇见警力围攻,让推土机强行拆除房子与征收土地。

官方经常利用两种说法来对付或污名化“不合作”的村民。当面对无产权的村民,就会残忍地推搪无产权者并没有法律依据的保障,所以无权居留,无视那里是他们生活大半辈子的家园。

另外,在应对有产权的村民时,就会以“多数人公共利益”为借口,诬蔑村民自私自利罔顾大部分人的利益、反发展,甚至千方百计令其土地不续约或变成非法。

有无产权者,在推土机发展里,没有居住权保障、无土地正义可言。最后,只剩下政商权贵的超高级住宅是这片土地上唯一的安乐土。【注:参见文末“适足住房权”概念介绍】



图三:政府把草率的通知会说成公开咨询,以居民“自愿迁徙”来合理化水坝进驻工程,许多承诺过的赔偿都未全兑现。以本南族、加央族与肯雅族为主的原住民在经过巴当艾、巴贡与文莪水坝的前车之鉴后,抗争意识已大大提升。

图为原住民在通往巴南水坝兴建地的唯一路上设置路障,令推土机无法进驻。照片取自“拯救河流”主席Peter Kallang。


 
土地正义:公平与差异原则

我们经常听见反对迫迁的村民说,我们不是反发展,我们要发展,可是不是要这样(流离失所、公害威胁)的发展。他们指出问题的关键:“发展”是不是只有一种方式?

过去,发展主义主导下的城市与空间规划,除了推崇超英赶美的建设,也塑立某种“现代化”都市的想象,一栋栋象征“经济成长”的钢铁水泥林立,人的移动与居 住被囚禁于火柴盒般的汽车公寓,没有再多元的生活空间想象,所以当城市不断扩张、地皮抄得越热的时候,就不断吞噬掉城市中心的“非典型聚落”或城市外围的 “边缘化村落”,所以只要跟“村或Kampung”、“老或百年”扯上关系的地方都容不下。

所谓土地正义,就是要符合公平与差异原则。任何人,无论肤色、阶级、年龄、身分,都享有平等的土地资源与居住品质,同时不同文化或阶级差异的族群都有权利可以因地制宜参与环境与空间规划。

当焚化炉、稀土厂不会出现在武吉东故豪宅区、孟沙豪宅区的住民不会担忧政府或发展商突然征收土地产权时,其他边缘弱势社群也必须平等享有健康良好的居住地,且免于突然被迫迁的恐惧。

另外,土地正义,正是要把在地方生活的“人”放置在最优先的地位。每个社区、每个生活模式的多元差异,必须纳进规划与土地政策里头,如何创建异质却活力的社区面貌,关键是居民的参与式决策。

 
决策的根本:日常生活空间经验

我们并不被鼓励对自身的生活空间拥有太多的自主意识。因此,当面对迫迁的问题时,经常也只从“赔偿问题”着手。土地每一丈量或许有个价,但是深耕在土地上的生活、文化、记忆、历史、情感如何量化?

当越来越多“不要赔偿,只要留屋”、“不拆不搬”的民间抗争时,其实挑战了官方与发展商对于土地使用与空间规划的想象。平民百姓不再被动地接受毫无变化与僵化的空间规划,反倒用日常生活空间经验述说自身最适宜的居住环境与生活方式。

涉及土地分配、城市规划的政策,若让官方与发展商一己决定,很容易代表某种阶级利益或变成一种支配霸权。谁同意国光石化进驻?谁赞同捷运计划建造?谁允许水坝工程进行?谁决定独立大厦起建?

如果这些“建设”牵涉人民的土地与空间,我们就有权利讨论并决定这些发展计划适不适宜执行。唯有参与式决策,才能更大公约数地保障居住权益。发展,建立于土地正义上,体现在如何让弱势族群可以尊严与自在的生活,并让老百姓免于被拆迁的恐惧,可以安居乐业。

 
图四:香港新界石岗菜园村反迫迁运动,村民首创先例,自力集体规划重建家园,以抵抗官方与工程师在城市空间规划忽略在地居民的生活经验。

图为2011年菜园村“新春糊士托,菜园滚滚来”废墟艺术节一景。照片取自http://opendoormakecar.wordpress.com/


 
注释:

适足住房权(The 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

 “适足住房权”相关内涵主要见于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CESCR)第11条第1款,其中提到“人人有权为他自己和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平”;而1991年颁布、用以阐释该条的《第四号一般性意见》 (General Comment No.4)开宗明义即揭示“适足的住房人权由来于相当的生活水平之权利”。

此外,《第四号一般性意见》明确指出“适足住房权”涵纳对象适用于“每个人”;对居住权利的保障不应狭隘地把住所视作商品,而是安全、和平与尊严地居住某地的权利。

从这个观点具体延伸,只要有“使用权”,无论租用、占用、非正规小区等各种形式,理应受一定程度的保障。

摘自:陈虹颖,2013年,〈居住人权,不该白审——厘清国际公约的住房权保障〉。《人籁论辨月刊》。

本文材料由黄伟宏、周慧盈整理 。

本文转载自《街報》第4期 (2013年12月)。


转载说明:

众意媒体推出《街报》,第1期已于9月15日与《火箭报》一起上街。取名《街报》,因为相信街头可以成为众声喧哗的地方,街坊可以成为自主公民,而街巷就是日常生活的政治场域。

《当今大马》近期获得该刊授权,转载部分内容,以推动公共议题讨论,激荡更多创意思考与实践。

以下各期免费在线阅读:

《街报》第4期 // 2013年12月

《街报》第3期 // 2013年11月

《街报》第2期 // 2013年10月

《街报》第1期 // 2013年9月
http://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249652 

注:此文资料有些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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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报] 为谁发展?谈土地正义与居住权

为谁发展?谈土地正义与居住权
2013年12月18日 中午12点28分



 
文 :杨洁、邓婉晴

2013年10月23日,砂拉越上百名上游族(Orang Ulu)为捍卫原住民习俗地,在通往巴南水坝建地唯一的路上设置路障封锁道路,正式向砂政府与发展公司宣战,表明坚决不迁居,不要水坝的立场。

他们全天驻守在主要要道,举家扎营,忍受着恶劣的暴晒季雨、物资缺乏与觅食困难等问题,坚决要求合理的土地和资源赔偿。间中警方多次粗暴斡旋,逮捕了10位抗议者(其中还有一名儿童),并控上法庭。

原住民的抗争意识与行动显着提升,并非朝夕之事,而是经验累计所致。当政府在1982年建首座巴当艾水坝时,也曾承诺当地原住民将会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更好的生活环境、免费水电供应及良好的马路学校医院设施等;但许多承诺至今仍未兑现。

为让路给巴贡水坝而迁至双溪阿刹(Sungai Asap)的本南族,原属半游牧民族,以打猎为生。在政府分置的迁徙社区,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却叫他们难以适应。

仅有16平方尺的活动空间、高昂的水电费、一切以钞票交易的经济生活,上学要交学费、搭车、吃饭买衣都要钱。万余名本南人迁居后,约半数的人被迫到外处寻找工作,有者也选择搬到更高的干地进行农耕以维持生计,或回到旧区非法居住。如今双溪阿刹犹如空城。

经穆伦水坝再次导致河水泛滥,巴南水坝将是砂州政府水电计划中的第四座大型水坝。现已盖好的水坝已侵占了7万公顷的土地,预计12座或更多的水坝竣工后将 占去砂州至少10巴仙的土地。作为世界上最生态多元的州属,上万种植物品种、以及人猿、白虎等濒临绝种的动物都将受到严重破坏。

关于土地征收的纪录,有抗争的,或许还有机会留下蛛丝马迹,没有抵抗的,都扫在地毯底下。时间若推得更早些,在面子书、网络媒体未普遍以前,人民遇到土地征收或家园搬迁时的境遇更甭说记录下来。

以前,政府要征收你家的土地,你只能自认倒霉,不敢反对或抵抗,也觉得让路予公共建设是有道理的,所以摸摸鼻子领了赔偿金就收拾包袱离开。

现在,故事变了。地皮楼价居高不降、白象计划建了又建、公害案子不断进驻、政府承诺一一跳票、黑箱作业频频出包,这时候你开始觉得不对劲,为什么“发展”要建立在牺牲基本的居住权益之上?难道城市发展与土地正义势不两立?



图一:土地不正义,源自发展计划下的土地强征与家园迫迁。这里标记的每一处推土机式的发展,有过去式、进行式,也有未来即将发生的,记录仍是冰山一角。

发展必须符合土地正义与保障居住权益,让人们免于迫迁强征的恐惧,有尊严地生活。否则,它只是推倒生活、拆除人生的推土机怪兽。


 
谁的土地?推土机发展非但一个案

在现今任何事物都能议价买卖的世界,土地也许只是一种交易筹码,移动与搬迁或许也在这个迁移时代中习以为常。但对许多人来说,土地其实是生命,是生产与延续家庭、生计、文化、教育、身份认同等的基础根源。

特别是当权者以发展之名,高姿态地假定新居能提供原住民“更好的日子”,但现实却反而令生存变得更苛刻时,这不仅是巨大的文化冲击,更是褫夺一个族群原有文化的粗暴行为。

1851年,美国政府要求以15万美元买下印第安人200万英亩的土地。印第安索瓜米西族酋长西雅图(Chief Seattle)为此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讲,开头是:

“你怎能买卖天空和土地?这样的想法对我们来说是太奇怪了。清新的空气和荡漾的水并不属于我们,你怎么能买卖它们?地球的每一部分对我的族人来说都是神圣的……河里的每一个闪光都是在诉说我们民族生命中的某一件事。潺潺的水声就是我们祖先的声音……”

这究竟是谁的土地?谁有资格拆散别人驻扎已久的家园,将蕴含着一切历史文化语言故事的社区铲平?当一切都以数字为关键与衡量标准的时候,该如何提醒与捍卫以人为本的居住正义?

土地不正义的事,又只是发生在偏远的原住民部落吗?

2013年10月31日,发展商Mega 9在警察的“护驾”下强行拆除文丁客家村房屋、政府为发展争议性的国光石化计划强逼边加兰村民搬迁、让路于捷运计划的苏丹街历史建筑、甘榜伯仁邦 (Kampung Berembang)曾五度遭安邦再也市议会以暴力手法拆除、推土机也伸向双溪毛糯麻风病院……

太多类似这样的土地强占、居民迫迁、拆除文化、活埋历史的事件层出不存,已经不能以“个别”、“地方性”、“单一逐件”个案来看待与理解这样的“疯狂推土机式发展”的社会现象。

强拆迫迁的事件不是马来西亚的“独有”现象,这样的推土机发展在拥抱新自由主义、地产霸权、黑箱政治的各地屡见不鲜。



图二:2010年,台湾两百多名警力封锁苗栗县竹南镇大埔里,让怪手开进即将收成的稻田,压毁了农民的心血,强征农地的恶行引起社会哗然。农民奋起反抗,同年底在稻田上,割出“土地正义”四个大字。照片取自台湾农村阵线。

 
官商警连手相护:合理化拆迁

政府协助发展商开路,选择性地公开与隐藏信息,依据官僚化程序发函至拆迁户。不谙政府公文或相关法令的村民,很多时候是在没有充分了解自身申诉管道或居住权益的情况下,求助无门。不愿意搬迁或让步的村民,就会遇见警力围攻,让推土机强行拆除房子与征收土地。

官方经常利用两种说法来对付或污名化“不合作”的村民。当面对无产权的村民,就会残忍地推搪无产权者并没有法律依据的保障,所以无权居留,无视那里是他们生活大半辈子的家园。

另外,在应对有产权的村民时,就会以“多数人公共利益”为借口,诬蔑村民自私自利罔顾大部分人的利益、反发展,甚至千方百计令其土地不续约或变成非法。

有无产权者,在推土机发展里,没有居住权保障、无土地正义可言。最后,只剩下政商权贵的超高级住宅是这片土地上唯一的安乐土。【注:参见文末“适足住房权”概念介绍】



图三:政府把草率的通知会说成公开咨询,以居民“自愿迁徙”来合理化水坝进驻工程,许多承诺过的赔偿都未全兑现。以本南族、加央族与肯雅族为主的原住民在经过巴当艾、巴贡与文莪水坝的前车之鉴后,抗争意识已大大提升。

图为原住民在通往巴南水坝兴建地的唯一路上设置路障,令推土机无法进驻。照片取自“拯救河流”主席Peter Kallang。


 
土地正义:公平与差异原则

我们经常听见反对迫迁的村民说,我们不是反发展,我们要发展,可是不是要这样(流离失所、公害威胁)的发展。他们指出问题的关键:“发展”是不是只有一种方式?

过去,发展主义主导下的城市与空间规划,除了推崇超英赶美的建设,也塑立某种“现代化”都市的想象,一栋栋象征“经济成长”的钢铁水泥林立,人的移动与居 住被囚禁于火柴盒般的汽车公寓,没有再多元的生活空间想象,所以当城市不断扩张、地皮抄得越热的时候,就不断吞噬掉城市中心的“非典型聚落”或城市外围的 “边缘化村落”,所以只要跟“村或Kampung”、“老或百年”扯上关系的地方都容不下。

所谓土地正义,就是要符合公平与差异原则。任何人,无论肤色、阶级、年龄、身分,都享有平等的土地资源与居住品质,同时不同文化或阶级差异的族群都有权利可以因地制宜参与环境与空间规划。

当焚化炉、稀土厂不会出现在武吉东故豪宅区、孟沙豪宅区的住民不会担忧政府或发展商突然征收土地产权时,其他边缘弱势社群也必须平等享有健康良好的居住地,且免于突然被迫迁的恐惧。

另外,土地正义,正是要把在地方生活的“人”放置在最优先的地位。每个社区、每个生活模式的多元差异,必须纳进规划与土地政策里头,如何创建异质却活力的社区面貌,关键是居民的参与式决策。

 
决策的根本:日常生活空间经验

我们并不被鼓励对自身的生活空间拥有太多的自主意识。因此,当面对迫迁的问题时,经常也只从“赔偿问题”着手。土地每一丈量或许有个价,但是深耕在土地上的生活、文化、记忆、历史、情感如何量化?

当越来越多“不要赔偿,只要留屋”、“不拆不搬”的民间抗争时,其实挑战了官方与发展商对于土地使用与空间规划的想象。平民百姓不再被动地接受毫无变化与僵化的空间规划,反倒用日常生活空间经验述说自身最适宜的居住环境与生活方式。

涉及土地分配、城市规划的政策,若让官方与发展商一己决定,很容易代表某种阶级利益或变成一种支配霸权。谁同意国光石化进驻?谁赞同捷运计划建造?谁允许水坝工程进行?谁决定独立大厦起建?

如果这些“建设”牵涉人民的土地与空间,我们就有权利讨论并决定这些发展计划适不适宜执行。唯有参与式决策,才能更大公约数地保障居住权益。发展,建立于土地正义上,体现在如何让弱势族群可以尊严与自在的生活,并让老百姓免于被拆迁的恐惧,可以安居乐业。

 
图四:香港新界石岗菜园村反迫迁运动,村民首创先例,自力集体规划重建家园,以抵抗官方与工程师在城市空间规划忽略在地居民的生活经验。

图为2011年菜园村“新春糊士托,菜园滚滚来”废墟艺术节一景。照片取自http://opendoormakecar.wordpress.com/


 
注释:

适足住房权(The 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

 “适足住房权”相关内涵主要见于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CESCR)第11条第1款,其中提到“人人有权为他自己和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平”;而1991年颁布、用以阐释该条的《第四号一般性意见》 (General Comment No.4)开宗明义即揭示“适足的住房人权由来于相当的生活水平之权利”。

此外,《第四号一般性意见》明确指出“适足住房权”涵纳对象适用于“每个人”;对居住权利的保障不应狭隘地把住所视作商品,而是安全、和平与尊严地居住某地的权利。

从这个观点具体延伸,只要有“使用权”,无论租用、占用、非正规小区等各种形式,理应受一定程度的保障。

摘自:陈虹颖,2013年,〈居住人权,不该白审——厘清国际公约的住房权保障〉。《人籁论辨月刊》。

本文材料由黄伟宏、周慧盈整理 。

本文转载自《街報》第4期 (2013年12月)。


转载说明:

众意媒体推出《街报》,第1期已于9月15日与《火箭报》一起上街。取名《街报》,因为相信街头可以成为众声喧哗的地方,街坊可以成为自主公民,而街巷就是日常生活的政治场域。

《当今大马》近期获得该刊授权,转载部分内容,以推动公共议题讨论,激荡更多创意思考与实践。

以下各期免费在线阅读:

《街报》第4期 // 2013年12月

《街报》第3期 // 2013年11月

《街报》第2期 // 2013年10月

《街报》第1期 // 2013年9月
http://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249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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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November 23, 2013

[街报 - 街头人物] 听,劳动者之声

 听,劳动者之声

2013年11月23日 下午3点59分 






文 :邓婉晴

纵观全球,工作贫穷、举债率与破产率年轻化的问题,已不再仅限于个别区域或国家,而是整体趋势。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孙友联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推崇新自由主义发展经济而造成的结果。

以台湾为例,政府在拟定工资政策上长期打压、放任企业甚至带头主张派遣雇佣形态、以外劳替代本地劳工来降低成本等,都是直接导致工资长期无法上涨、青贫族持续扩张的主要因素。
青年追求合理报酬,有错吗?

NONE究竟贫穷如何定义?孙友联认为,贫穷化不是以国际标准的贫穷线来衡量,而是普及化的问题,包括你有没有消费能力。

台湾青贫化的问题比起新加坡及香港等地都来得严重。大专毕业生的起薪不升反降,基本工资近年虽微有调整,但细算下一天只调涨不到7元台币。

 “台湾企业经常将年轻人吸纳到所谓创业,例如卖茶饮。像是加盟的关系,其实也是一种剥削。若将每天获得的报酬除以工作时数,会比基本工资更低。”

对此,社会对企业低薪化非但没有任何指责,反而把矛头指向青年,特别是那些选择从事个体户工作、文创等相对“自由”的人。

然而实际上,非典型工作形态(包括工时不定、定期合约、中介派遣等)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结构上的疏漏与缺陷,而非个人选择。许多人却是因找不到稳定的就业机会,或无法在典型雇佣形态里得到合理报酬与快乐,才无可奈何当自由身。

“我们对于青年的追求和理想,经常是指责多于鼓励。我们说年轻人是草莓族、水蜜桃等。但是年轻人追求合理的劳动报酬,难道有错吗?”

面对剥削,年轻世代的劳动意识普遍不比身为消费者的意识来的强,鲜少主动争取劳动权益。孙友联认为这与教育有关,“学校不会教我们说我们是劳动者,应该团结起来捍卫权益。”


外劳本劳应同工同酬

教育缺少的除了劳工意识,还有社会对外劳与本劳应同工同酬的集体认同。孙友联直问,企业一般基于补充性原则(意指没有本地人要做)才雇佣外劳,但是为何同一份工作,聘请本地人需要900令吉,请外劳的时候只付700令吉?

“台湾在2002年通过了《性别平等法》,以图消灭就业与性别歧视。我们无法认同因性别的差异而有差别待遇,但却为何可以接受劳工待遇因国籍而异?可见社会文明与普世价值并没有成为台湾人民共同的信仰。”

“国家不能再像过去一样追求低工资作为国家竞争的立基,因为台湾乃至马来西亚,不可能拼得过世界其他各国的低薪员工。唯有提高工资才能刺激消费,这比马英九发消费券更有意义。此外,政府在福利政策上也应让人们不需要用太多的现金去购买服务,包括抑制房价。”

为此,孙友联已在工运组织耕耘16年,冀望能继续为劳工争取权益,让社会更平等。


受访者简介:
孙友联,马来西亚人,1994年自台大社工系毕业后,便常驻台湾劳工阵线协会(简称劳阵),长期投入社会运动,为劳工议题发声。现任劳阵秘书长、《劳动者》杂志总编辑。
面对劳工剥削,坚信反抗是一种本能,“只要不断喊下去,社会就会改变”!







(本文转载自《街報》第3期 ,2013年11月)

《街报》第3期 // 2013年11月
免费在线阅读:http://issuu.com/gentamedia/docs/streetvoice_issue03_november2013
《街报》第2期 // 2013年10月
免费在线阅读:http://issuu.com/gentamedia/docs/streetvoice_issue02_october2013
《街报》第1期 // 2013年9月
免费在线阅读:http://issuu.com/gentamedia/docs/streetvoice_issue01_september2013

http://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247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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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报 - 街头人物] 听,劳动者之声

 听,劳动者之声

2013年11月23日 下午3点59分 






文 :邓婉晴

纵观全球,工作贫穷、举债率与破产率年轻化的问题,已不再仅限于个别区域或国家,而是整体趋势。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孙友联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推崇新自由主义发展经济而造成的结果。

以台湾为例,政府在拟定工资政策上长期打压、放任企业甚至带头主张派遣雇佣形态、以外劳替代本地劳工来降低成本等,都是直接导致工资长期无法上涨、青贫族持续扩张的主要因素。
青年追求合理报酬,有错吗?

NONE究竟贫穷如何定义?孙友联认为,贫穷化不是以国际标准的贫穷线来衡量,而是普及化的问题,包括你有没有消费能力。

台湾青贫化的问题比起新加坡及香港等地都来得严重。大专毕业生的起薪不升反降,基本工资近年虽微有调整,但细算下一天只调涨不到7元台币。

 “台湾企业经常将年轻人吸纳到所谓创业,例如卖茶饮。像是加盟的关系,其实也是一种剥削。若将每天获得的报酬除以工作时数,会比基本工资更低。”

对此,社会对企业低薪化非但没有任何指责,反而把矛头指向青年,特别是那些选择从事个体户工作、文创等相对“自由”的人。

然而实际上,非典型工作形态(包括工时不定、定期合约、中介派遣等)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结构上的疏漏与缺陷,而非个人选择。许多人却是因找不到稳定的就业机会,或无法在典型雇佣形态里得到合理报酬与快乐,才无可奈何当自由身。

“我们对于青年的追求和理想,经常是指责多于鼓励。我们说年轻人是草莓族、水蜜桃等。但是年轻人追求合理的劳动报酬,难道有错吗?”

面对剥削,年轻世代的劳动意识普遍不比身为消费者的意识来的强,鲜少主动争取劳动权益。孙友联认为这与教育有关,“学校不会教我们说我们是劳动者,应该团结起来捍卫权益。”


外劳本劳应同工同酬

教育缺少的除了劳工意识,还有社会对外劳与本劳应同工同酬的集体认同。孙友联直问,企业一般基于补充性原则(意指没有本地人要做)才雇佣外劳,但是为何同一份工作,聘请本地人需要900令吉,请外劳的时候只付700令吉?

“台湾在2002年通过了《性别平等法》,以图消灭就业与性别歧视。我们无法认同因性别的差异而有差别待遇,但却为何可以接受劳工待遇因国籍而异?可见社会文明与普世价值并没有成为台湾人民共同的信仰。”

“国家不能再像过去一样追求低工资作为国家竞争的立基,因为台湾乃至马来西亚,不可能拼得过世界其他各国的低薪员工。唯有提高工资才能刺激消费,这比马英九发消费券更有意义。此外,政府在福利政策上也应让人们不需要用太多的现金去购买服务,包括抑制房价。”

为此,孙友联已在工运组织耕耘16年,冀望能继续为劳工争取权益,让社会更平等。


受访者简介:
孙友联,马来西亚人,1994年自台大社工系毕业后,便常驻台湾劳工阵线协会(简称劳阵),长期投入社会运动,为劳工议题发声。现任劳阵秘书长、《劳动者》杂志总编辑。
面对劳工剥削,坚信反抗是一种本能,“只要不断喊下去,社会就会改变”!







(本文转载自《街報》第3期 ,2013年11月)

《街报》第3期 // 2013年11月
免费在线阅读:http://issuu.com/gentamedia/docs/streetvoice_issue03_november2013
《街报》第2期 // 2013年10月
免费在线阅读:http://issuu.com/gentamedia/docs/streetvoice_issue02_october2013
《街报》第1期 // 2013年9月
免费在线阅读:http://issuu.com/gentamedia/docs/streetvoice_issue01_september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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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July 30, 2013

[當今 - 按圖索驥] 爲何逃避自由?















为何逃避自由?




【艺文】按图索骥

上个月到新纪元学院看了戏剧影像系学生的舞台剧演出,剧目为《逃亡》。剧本以新加坡传统的祖孙三代小康之家为主体,写实地反映看似老调重谈、却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的社会结构问题:家庭伦理矛盾;空间规划、资源分配、组屋安排对族群关系的直接影响;职业贵贱与尊卑的阶级观念;宗教与文化冲突;政府侧重单一语言、种族,乃至性别的反讽。

取名《逃亡》,想是借着戏中主角想逃脱这种既定模式的同时,也反问着观众,是否也曾因身处那些熟悉的场景与对话,而想要逃亡,却无处可逃,也无从逃起?

人为什么要逃亡?要逃离?要逃避?你可曾想过要逃?是什么让你有这样的想法?是社会契约、刻板印象、既定结构、伦理框架、还是思想的禁锢,让稍微有个性想做“自己”的人总是显得格格不入,因而被外排挤之余,内心深处的自己也无法自处?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总是高喊自由。相对于上一代乃至上几个世纪,我们看似早已脱离了祖宗的身份地位决定自身命运的必然性。我们拥有比以前更大更无疆界我限制的自由,去探索去追求。只要愿意,你可以离乡背井,去寻找自己。你甚至可以隐姓埋名,或捏造新的身份,在虚拟或真实的世界里游刃有余。我们看似有许多选择的自由,但为何这些自由却还是让那么多的人不满足,想要逃离?


反抗的因子,我们曾经都有

还记得小学临毕业前,因故需要提早离校。当时的心情很糟糕,一方面是舍不得六年的同窗,另一方要一个人面对未知的庞大手术,惶恐与害怕非旁人能感受。内心的煎熬与叛逆让自己无法专心,因此开始不做每天一篇重复又重复、只为让学生熟记写作模式应对小六鉴定考试的作业。结果一个星期以后被老师发现,当众搜书包,并当着全班同学说,从没见过那么懒惰的A班学生。

上了中学,有一年校方无故撤换班主任,班上的同学都因为已跟去年的班主任建立了感情而不愿撤换,感觉很受伤。私下写了一封陈情书与抗议书给校长,却被前班主任押下,希望能息事宁人就此作罢。同年,记得当时隔壁班因校服长短问题而被罚在升旗典礼上站在四合院让全校看见,结果班主任因力挺那几位学生,让全班一起在四合院受罚。之后又因为抗议学校为增建校舍,在上课时间动土打桩,严重影响学生上课与空气素质,我们这班学生决定联署抗议,将全班戴口罩上课的情况拍下。如果当时有面子书,事件肯定会很轰动。

近来,母校新纪元学院再一次因师资遴选与种种制度问题掀起风波,学生连番抗议要求院方正视学生自主的权益,却久久不见院方释出诚意解决。看着学弟妹们的热忱与坚定,心里颇有感触。回想起当年毕业前,得知两位资深的教师与代主任“被”离职,学生知道得太迟却也不曾大声质问为什么。最后,我们选择在毕业典礼当天,当着前院长与所有来宾的面,在上台拍合照前,每人将手中的一枝花送给代主任,以最温柔无声的抵抗,控诉我们都不想她走,是你们逼走了她。

回溯这么多年在学校做过的体制内的反抗,感叹着其实反抗的因子,我们每个人都有。谁不曾大声地问过写过抱怨过,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你凭什么可以这样?我们/他们/她们受伤了生气了受委屈了,怎么办?那些被标签为叛逆的举动,其实是孩子在逃避被硬塞入社会的既定模式中最初的呐喊与行动。但是很可惜,这种行为理所当然地不被鼓励,特别是在东方社会,以下犯上不符权威管制效应。

整个社会长期压抑反抗的声音,大多师长只会叫学生管好自己,不要闹事,只注重学生成绩好向校方交代业绩(院方也以成绩来衡量教育素质);却很少真正关心与陪伴学生成长、正面鼓励与引导学生反思、质问、回应内心的一百万个为什么,更甭说一起思考探索寻找答案。

这些寻找自己与社会的关系、位置与定义的重要过程,从来得不到培育与肯定。解决问题的正面态度不被鼓励,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渐渐凋零。我们曾经有过的火焰与心理的叛逆,就这样伴随着挣扎、矛盾与自我否定,被不断弱化、内化、社会化,最后变成完全消极地“接受现实”,实为逃避。

我们是这样长大,在教育逃避让学生自由发展,老师逃避教育,家长逃避陪伴的环境底下。试问这样长大的孩子,在往后的社会里遇到更大的问题与挫折时,要如何面对与正视并解决而不是逃避?


逃避自由

逃避的心理从何而来?埃里希弗罗姆(Erich Fromm)在《逃避自由》中,认为逃避心理主要源于个人对现今资本主义挂帅的社会结构感到孤独与无力。

NONE在中古世纪的社会秩序中,人人只能活在既定的身份与地位框架,在阶级上尚且难以晋升逾越,更甭说能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人们集体而居,过一样的生活穿一样的服饰,所谓“个人”的意识甚至根本不存在。他们从属性强,相信宿命相信神会指引一切,因而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中获得安全感,在看得见的命运安排下,艰苦倒也心安。

然而自文艺复兴、资本主义开始盛行以来,不但让人意识到“个人”存在的意义,也因阶级、金钱的流动巩固了个人的经济自由。再到后来宗教革命瓦解了神权,人们连宗教与精神的寄托偏好,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集体社会的瓦解让社会的每一分子进行“个人化”,但是伴随个人与自由而来的,尽是是数不清的未知数。找不到新的精神依赖,又被置于新社会结构的功利竞争大齿轮下被迫前进,内心的惶恐、焦虑、怀疑、无力与孤独,变不断扩大。

内心的空洞对现实的冲击无法招架,就会升起逃避的念头。逃避的方式有三,其一是通过独裁与控制他人来满足内心的虚空;其二是透过破坏来摧毁其不能控制的事物。第三种则是放弃力量,屈从及躲进权威的保护扇,跟着主流的思想与社会价值观走,在安全的屏风后挥霍仅剩的自由,对自己以外的世界冷眼旁观,是为消极自由。


主流价值让个人意志太难受

我们因社会结构的重组、个人意识的增长而得到自由,但却又因为太自由伴随而来的不安与孤独,而选择或被迫回到群体,自我设限,逃避自由,任由大者恒大的思想主流与企业霸权主宰个人生活。这样的逻辑看似矛盾,却普遍存在。

我们看着一个重视包装多余实际用途与价值的商品化世界主宰社会。商品化从食物、服装、到医疗、教育、乃至婚姻,都建立在交易、绩效与企业管理的模式上。为了营利,食物可以不是食物;只要便宜,血汗工厂处处林立、极尽剥削与创造过时;同样是病,给的钱越多得到的医疗服务就越周到;以成绩及校地面积衡量教育素质的制度更是将灵魂打造、百年树人的志业,以一纸文凭决高低,教师疲于应对繁缛对育人无用的行政工作、学生也因而成了体制底下最无辜的受害者。

大企业常年并购重组,只为减少竞争,避免一个不小心对手未来窜起会置自己于死地。害怕被取代所以不断要强,每个人都有着或多或少的被害妄想症,随时启动在预设模式(default mode)的防卫机制。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瓦解,看着乞丐在街上就会直接联想着是否有人背后指使;喝一杯珍珠奶茶也不知珍珠有没有毒。路上碰到陌生人靠近,第一反应是跳开认定对方颇有居心。朋友在谈笑风生之间,每个人都默默隐藏着内心无声的黑影。

haze kuala lumpur kl 230613人被市场品位拖着走,自我、灵魂的价值被置于一切主流价值之下。即便是最有价的事物,放在市场的游戏规则里,不赚钱的就得不到眷顾,不够受欢迎就没有资格要求资源协助。人们的生命价值与意义被置放在这样的逻辑里,哪怕你有多么坚强的意志,终究还是要吃饭要生存。市场与理想的拉扯,有多少人能终生抗衡,而不致沦陷?还是干脆选择一条阻力最小的道路,放弃坚持,逃避自由?

我们一直说自己的能够改变世界,但是内心的无力感一直尾随至深。一如大选前我们高呼改朝换代,在人潮汹涌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感动流泪地深深相信我们团结的力量真能撼动天地,打倒霸权从此迎来自由。但是当一切不从人愿,一觉醒来天未旋地未动,震怒之后,也只有继续无奈,继续消极,继续抱着自己的皮包,惊心胆战地走在街上,开车塞车上班下班。然后争买机票逃到别的城市呼吸别人的空气;争破头去买一个玩具只为让瞬间的狂喜扫走平日的忧愁压抑;还有定时躲到戏院膜拜注定永不落寞的娱乐工业,看超人拯救世界、真相完美团圆,用最夸张、震撼、唯美、超现实的影音效果,来观照、弥补与救赎现实的一切空洞残缺。


而我们又将逃亡何方?

天堂太远,理想太重。多少人总是在体制内苦苦挣扎,以至于要离家,离国,精神上弑父弑母,才能让自我得到释放。城市里的人想逃离城市重返自然;小村里的人想逃离命运到别处寻找际遇;生在战地的人无从选择,逃离国家只为安身立命;无论幸与不幸故不故意,我们都在逃离中寻找更理想的人生与宿命。

police parliament blockade traffic jams in city area 140708 02但是我们究竟能逃往何方?无路可走的时候,自焚、自杀,究竟是终极的逃亡,还是最极端的面对与控诉?人为何宁可终生揣摩如何逃亡,却无法与现实共处?倘若现实是那么地令人沮丧,世界上究竟还有没有一种寄托,能让人在心灵与精神上得到解脱与满足?

一如弗罗姆在《逃避自由》所说,我们除了被动地将自己隐藏在社会秩序的巨轮下咀嚼消极自由,其实还有另一种积极自由,能抵抗与排遣这种无力感。服从并不是避免孤独与焦虑的唯一方法,而是在看透了内心的焦虑以后,个人能自发积极地与世界联系,建立关系,并通过爱来创造更有价值意义的工作,发挥更大的力量。

但是这种积极自由,除了需要庞大坚定的意志力,还需要各造的配合与豢养。其中教育就是最重要的机关。回到第二小节曾提过的经验,倘若反抗的因子无法得到认肯与鼓励,又有多少人,在不断遭到否定以后,仍然愿意不断跳出或拒绝融入安逸的大暖炉,做反抗的尖兵,只为了安抚内心一直存在的质疑与怒火?

我们都知道没有一个社会会鼓励时代躁动,要人民反抗权威。因此要求主流势力的主动配合,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因此要如何让许许多多的个人,一起拒绝逃避自由,拒绝消极被动沉默,拒绝盲目从众;转而主动守住内心的火,集体召唤反抗因子回归,才是对现有社会“看不过眼”的人,需要共同努力的方向。

社会结构与价值设置的底层能否松动,由每一个小螺丝钉开始。下一次,当你看见不公不义,明明知道你能够发声,却也知道压抑与息事宁人是最容易的时候,想想,为何你要逃避自由?


http://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236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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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 - 按圖索驥] 爲何逃避自由?















为何逃避自由?


  • 邓婉晴
  • 2013年7月25日 上午11点26分


【艺文】按图索骥

上个月到新纪元学院看了戏剧影像系学生的舞台剧演出,剧目为《逃亡》。剧本以新加坡传统的祖孙三代小康之家为主体,写实地反映看似老调重谈、却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的社会结构问题:家庭伦理矛盾;空间规划、资源分配、组屋安排对族群关系的直接影响;职业贵贱与尊卑的阶级观念;宗教与文化冲突;政府侧重单一语言、种族,乃至性别的反讽。

取名《逃亡》,想是借着戏中主角想逃脱这种既定模式的同时,也反问着观众,是否也曾因身处那些熟悉的场景与对话,而想要逃亡,却无处可逃,也无从逃起?

人为什么要逃亡?要逃离?要逃避?你可曾想过要逃?是什么让你有这样的想法?是社会契约、刻板印象、既定结构、伦理框架、还是思想的禁锢,让稍微有个性想做“自己”的人总是显得格格不入,因而被外排挤之余,内心深处的自己也无法自处?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总是高喊自由。相对于上一代乃至上几个世纪,我们看似早已脱离了祖宗的身份地位决定自身命运的必然性。我们拥有比以前更大更无疆界我限制的自由,去探索去追求。只要愿意,你可以离乡背井,去寻找自己。你甚至可以隐姓埋名,或捏造新的身份,在虚拟或真实的世界里游刃有余。我们看似有许多选择的自由,但为何这些自由却还是让那么多的人不满足,想要逃离?


反抗的因子,我们曾经都有

还记得小学临毕业前,因故需要提早离校。当时的心情很糟糕,一方面是舍不得六年的同窗,另一方要一个人面对未知的庞大手术,惶恐与害怕非旁人能感受。内心的煎熬与叛逆让自己无法专心,因此开始不做每天一篇重复又重复、只为让学生熟记写作模式应对小六鉴定考试的作业。结果一个星期以后被老师发现,当众搜书包,并当着全班同学说,从没见过那么懒惰的A班学生。

上了中学,有一年校方无故撤换班主任,班上的同学都因为已跟去年的班主任建立了感情而不愿撤换,感觉很受伤。私下写了一封陈情书与抗议书给校长,却被前班主任押下,希望能息事宁人就此作罢。同年,记得当时隔壁班因校服长短问题而被罚在升旗典礼上站在四合院让全校看见,结果班主任因力挺那几位学生,让全班一起在四合院受罚。之后又因为抗议学校为增建校舍,在上课时间动土打桩,严重影响学生上课与空气素质,我们这班学生决定联署抗议,将全班戴口罩上课的情况拍下。如果当时有面子书,事件肯定会很轰动。

近来,母校新纪元学院再一次因师资遴选与种种制度问题掀起风波,学生连番抗议要求院方正视学生自主的权益,却久久不见院方释出诚意解决。看着学弟妹们的热忱与坚定,心里颇有感触。回想起当年毕业前,得知两位资深的教师与代主任“被”离职,学生知道得太迟却也不曾大声质问为什么。最后,我们选择在毕业典礼当天,当着前院长与所有来宾的面,在上台拍合照前,每人将手中的一枝花送给代主任,以最温柔无声的抵抗,控诉我们都不想她走,是你们逼走了她。

回溯这么多年在学校做过的体制内的反抗,感叹着其实反抗的因子,我们每个人都有。谁不曾大声地问过写过抱怨过,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你凭什么可以这样?我们/他们/她们受伤了生气了受委屈了,怎么办?那些被标签为叛逆的举动,其实是孩子在逃避被硬塞入社会的既定模式中最初的呐喊与行动。但是很可惜,这种行为理所当然地不被鼓励,特别是在东方社会,以下犯上不符权威管制效应。

整个社会长期压抑反抗的声音,大多师长只会叫学生管好自己,不要闹事,只注重学生成绩好向校方交代业绩(院方也以成绩来衡量教育素质);却很少真正关心与陪伴学生成长、正面鼓励与引导学生反思、质问、回应内心的一百万个为什么,更甭说一起思考探索寻找答案。

这些寻找自己与社会的关系、位置与定义的重要过程,从来得不到培育与肯定。解决问题的正面态度不被鼓励,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渐渐凋零。我们曾经有过的火焰与心理的叛逆,就这样伴随着挣扎、矛盾与自我否定,被不断弱化、内化、社会化,最后变成完全消极地“接受现实”,实为逃避。

我们是这样长大,在教育逃避让学生自由发展,老师逃避教育,家长逃避陪伴的环境底下。试问这样长大的孩子,在往后的社会里遇到更大的问题与挫折时,要如何面对与正视并解决而不是逃避?


逃避自由

逃避的心理从何而来?埃里希弗罗姆(Erich Fromm)在《逃避自由》中,认为逃避心理主要源于个人对现今资本主义挂帅的社会结构感到孤独与无力。

NONE在中古世纪的社会秩序中,人人只能活在既定的身份与地位框架,在阶级上尚且难以晋升逾越,更甭说能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人们集体而居,过一样的生活穿一样的服饰,所谓“个人”的意识甚至根本不存在。他们从属性强,相信宿命相信神会指引一切,因而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中获得安全感,在看得见的命运安排下,艰苦倒也心安。

然而自文艺复兴、资本主义开始盛行以来,不但让人意识到“个人”存在的意义,也因阶级、金钱的流动巩固了个人的经济自由。再到后来宗教革命瓦解了神权,人们连宗教与精神的寄托偏好,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集体社会的瓦解让社会的每一分子进行“个人化”,但是伴随个人与自由而来的,尽是是数不清的未知数。找不到新的精神依赖,又被置于新社会结构的功利竞争大齿轮下被迫前进,内心的惶恐、焦虑、怀疑、无力与孤独,变不断扩大。

内心的空洞对现实的冲击无法招架,就会升起逃避的念头。逃避的方式有三,其一是通过独裁与控制他人来满足内心的虚空;其二是透过破坏来摧毁其不能控制的事物。第三种则是放弃力量,屈从及躲进权威的保护扇,跟着主流的思想与社会价值观走,在安全的屏风后挥霍仅剩的自由,对自己以外的世界冷眼旁观,是为消极自由。


主流价值让个人意志太难受

我们因社会结构的重组、个人意识的增长而得到自由,但却又因为太自由伴随而来的不安与孤独,而选择或被迫回到群体,自我设限,逃避自由,任由大者恒大的思想主流与企业霸权主宰个人生活。这样的逻辑看似矛盾,却普遍存在。

我们看着一个重视包装多余实际用途与价值的商品化世界主宰社会。商品化从食物、服装、到医疗、教育、乃至婚姻,都建立在交易、绩效与企业管理的模式上。为了营利,食物可以不是食物;只要便宜,血汗工厂处处林立、极尽剥削与创造过时;同样是病,给的钱越多得到的医疗服务就越周到;以成绩及校地面积衡量教育素质的制度更是将灵魂打造、百年树人的志业,以一纸文凭决高低,教师疲于应对繁缛对育人无用的行政工作、学生也因而成了体制底下最无辜的受害者。

大企业常年并购重组,只为减少竞争,避免一个不小心对手未来窜起会置自己于死地。害怕被取代所以不断要强,每个人都有着或多或少的被害妄想症,随时启动在预设模式(default mode)的防卫机制。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瓦解,看着乞丐在街上就会直接联想着是否有人背后指使;喝一杯珍珠奶茶也不知珍珠有没有毒。路上碰到陌生人靠近,第一反应是跳开认定对方颇有居心。朋友在谈笑风生之间,每个人都默默隐藏着内心无声的黑影。

haze kuala lumpur kl 230613人被市场品位拖着走,自我、灵魂的价值被置于一切主流价值之下。即便是最有价的事物,放在市场的游戏规则里,不赚钱的就得不到眷顾,不够受欢迎就没有资格要求资源协助。人们的生命价值与意义被置放在这样的逻辑里,哪怕你有多么坚强的意志,终究还是要吃饭要生存。市场与理想的拉扯,有多少人能终生抗衡,而不致沦陷?还是干脆选择一条阻力最小的道路,放弃坚持,逃避自由?

我们一直说自己的能够改变世界,但是内心的无力感一直尾随至深。一如大选前我们高呼改朝换代,在人潮汹涌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感动流泪地深深相信我们团结的力量真能撼动天地,打倒霸权从此迎来自由。但是当一切不从人愿,一觉醒来天未旋地未动,震怒之后,也只有继续无奈,继续消极,继续抱着自己的皮包,惊心胆战地走在街上,开车塞车上班下班。然后争买机票逃到别的城市呼吸别人的空气;争破头去买一个玩具只为让瞬间的狂喜扫走平日的忧愁压抑;还有定时躲到戏院膜拜注定永不落寞的娱乐工业,看超人拯救世界、真相完美团圆,用最夸张、震撼、唯美、超现实的影音效果,来观照、弥补与救赎现实的一切空洞残缺。


而我们又将逃亡何方?

天堂太远,理想太重。多少人总是在体制内苦苦挣扎,以至于要离家,离国,精神上弑父弑母,才能让自我得到释放。城市里的人想逃离城市重返自然;小村里的人想逃离命运到别处寻找际遇;生在战地的人无从选择,逃离国家只为安身立命;无论幸与不幸故不故意,我们都在逃离中寻找更理想的人生与宿命。

police parliament blockade traffic jams in city area 140708 02但是我们究竟能逃往何方?无路可走的时候,自焚、自杀,究竟是终极的逃亡,还是最极端的面对与控诉?人为何宁可终生揣摩如何逃亡,却无法与现实共处?倘若现实是那么地令人沮丧,世界上究竟还有没有一种寄托,能让人在心灵与精神上得到解脱与满足?

一如弗罗姆在《逃避自由》所说,我们除了被动地将自己隐藏在社会秩序的巨轮下咀嚼消极自由,其实还有另一种积极自由,能抵抗与排遣这种无力感。服从并不是避免孤独与焦虑的唯一方法,而是在看透了内心的焦虑以后,个人能自发积极地与世界联系,建立关系,并通过爱来创造更有价值意义的工作,发挥更大的力量。

但是这种积极自由,除了需要庞大坚定的意志力,还需要各造的配合与豢养。其中教育就是最重要的机关。回到第二小节曾提过的经验,倘若反抗的因子无法得到认肯与鼓励,又有多少人,在不断遭到否定以后,仍然愿意不断跳出或拒绝融入安逸的大暖炉,做反抗的尖兵,只为了安抚内心一直存在的质疑与怒火?

我们都知道没有一个社会会鼓励时代躁动,要人民反抗权威。因此要求主流势力的主动配合,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因此要如何让许许多多的个人,一起拒绝逃避自由,拒绝消极被动沉默,拒绝盲目从众;转而主动守住内心的火,集体召唤反抗因子回归,才是对现有社会“看不过眼”的人,需要共同努力的方向。

社会结构与价值设置的底层能否松动,由每一个小螺丝钉开始。下一次,当你看见不公不义,明明知道你能够发声,却也知道压抑与息事宁人是最容易的时候,想想,为何你要逃避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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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April 6, 2013

[Malaysiakini Letters] A Beautiful Encounter with a Local Taxi Driver



I had my first political debate with a taxi driver who claimed to be an Umno member, in Malay, on the day the dissolution of parliament was finally announced (April 3, 2013).

He stopped by the roadside (which is supposed to be illegal) when he saw me walking in the car lane at the warmest time of the day. He asked what my job was, and I said in the publishing line. What kind of publication? Books and The Rocket. Ohhhh, DAP yea? And the rest of the conversation started to revolve around PKR vs BN.

He told me parliament akan bubar today, I said that’s why I was walking all the way from my home to take a taxi and rush to the office! We laughed, and he told me that he’s an Umno member, but all the while he was very keen to ask me questions about DAP and PKR, as if his curiosity has been aroused for some time but he had never been able to get any answers from his current sources of information.

At first he said he would still vote for Khalid Ibrahim in Bandar Tun Razak, but I told him a green leaf that fell (Q: it's left in original text) (if only he still believed that Khalid is that pure green leaf) can never save a whole tree that has been rotten and corrupted to the core.

Then he claimed that DAP is just another MCA that is pro-Chinese (I noted that he ended many of his statements with a “kan?”,implying tones of uncertainty). I replied that MCA is a retiring party that has been playing racial politics over the years, just like Umno, and that people nowadays don’t buy any of their monkey shows any more; whereas DAP is actually non-racist. They have an ideology and they put Malaysians first and before the Chinese.

There are a lot of Malays in DAP and many of my colleagues in the office are Malays.

He also asked about the Lahad Datu case and whether Tian Chua was right. I told him that if Tian Chua was guilty, he would have been arrested and put into prison for defamation. But now he had been released. That was enough to prove that he was innocent.

He was quiet for a while and started to admit that many of the ministers “memang tak berguna”, “dulu Mahathir sebenarnya juga makan banyak”.

I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ask whether he believed that Anwar Ibrahim was innocent. He took a few seconds to think, and said he believed that Mohd Saiful Bukhari Azlan was telling the truth because he swore on the Al-Quran. “For Muslims when you swear on the Al-Quran you can never tell a lie”. But I told him that Saiful’s father had just told the media that his son had been used and that was it was a political conspiracy. “Betul ke?” He didn’t know about the news.

You tau Altantuya?” I said of course,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at? He said “I tak tau lah,tapi Najib semua juga makan besar. Rosmah itu cincin... hahahha!”  I said yea, if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makan that much, the money that we rugi would now lie in our banks and pockets and we wouldn’t have to work so hard now and still not be earning enough to pay debts and live well. (“Ya! insurans kereta naik lagi tahun ini tau!”)

And I told him that private investigator P Balasubramaniam, who was instrumental in the Altantuya Shaariibuu case had died last month of causes people could not believe. Then one of the lawyers in the Scorpene case was found dead in France, he had allegedly committed suicide. People who are closely linked to Najib Abdul Razak’s scandals have disappeared one by one. His eyebrows raised higher and higher.

‘Kalau Najib kalah...?’

Kalau Najib kalah, apa akan berlaku kepada dia?” “Mana tau, tapi saya rasa dia susah nak tangkap loh”, I said. And we both laughed..

I asked whether he used the Internet at home, he said no. Then I said no wonder la, because the mainstream media you have been consuming all these years are all controlled by BN and cronies. He said memanglah.

I told him that The Rocket Malay version is distributed for free, I’d like to give him one if I have it with me. I asked him to go for ceramah if he had the interest to know more about the information that he could never get in the mainstream media, and give the opposition a chance to express their ideologies in making our country a better place to live, to study, to love and to die with. He didn’t answer, but he asked whether I’m married. “You pandai cakap lah.” Laugh Out Loud (LOL).

The whole conversation might not be considered as a debate after all, but this is surely the longest and deepest Malay conversation that I have ever had with a Malay stranger.

What moved me the most was that when we had almost arrived at the destination, he saw a lady holding a lot of bags in her hands walking out from the market. He waved to her vigorously even though I was still in the back seat, and opened the door for her. The lady didn’t know any Malay (from her Cantonese accent she’s probably not even a local), and apparently they couldn’t communicate.

The lady was hesitant, but he was so passionate that he called up his friends to ask the location of the place the lady wanted to go to, with the assistance of my translation.

I’m so glad to have met an open-minded Umno member who was willing to admit that the country is indeed in need of reformation, transformation, revolution and be corruption-free for a better living. I don’t think I was persuasive enough to convince him to change his vote, but at least I think he would now like to know more about the chances and possibilities of change.

As an ordinary citizen working in an urban area (although I forgot to ask where he lived) who doesn’t read Facebook and online news, what he doesn’t know is exactly what many other citizens with similar background are innocent of, and those are the news and information the government would like to hide, twist and distort as much and as hard as they could.

I have been ranting to my friends that I’m so gonna migrate if we can’t change this government in the coming election. But I know deep down in my heart I love this country more than I could imagine. We all are. The blaze of success and prosperity in every country has always been a struggle demanded and fought for generation over generation, with the price that no one could have estimated. And the struggle for Malaysia is now.

We say we want peace, we want prosperity, we want a high quality of life. But how can we gain peace when we risk being terrified, risk losing our belongings and even lives for only walking on the road? How can we get prosperity and a high quality of life if the public transport system is so hopeless that everyone has to waste his or her life that could have been spent productively elsewhere than in a traffic jam?

How can we Malaysians achieve mutual understanding if we continue to hear only one-sided stories from the controlled media (and textbooks in schools) without having absolute freedom to speak, to question, to see each other, and to stand together for what is right?

For friends who always say they are not into politics, I assure you neither do we love politics. Because it’s not even about politics, but the life that would affect us in every single way, and the fundamental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that we are bound to that made us care and take action to spark the change.

Five years from now Malaysia will be the same country as today except for two things: the decision you make, and the future you vote for. Take a stand and vote for change. Be on the right side of history.
(the published version was slightly edited by the msiakini editor)  
(8 Likes, 1 Tweet, 4 Comments  updated 2013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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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aysiakini Letters] A Beautiful Encounter with a Local Taxi Driver



I had my first political debate with a taxi driver who claimed to be an Umno member, in Malay, on the day the dissolution of parliament was finally announced (April 3, 2013).

He stopped by the roadside (which is supposed to be illegal) when he saw me walking in the car lane at the warmest time of the day. He asked what my job was, and I said in the publishing line. What kind of publication? Books and The Rocket. Ohhhh, DAP yea? And the rest of the conversation started to revolve around PKR vs BN.

He told me parliament akan bubar today, I said that’s why I was walking all the way from my home to take a taxi and rush to the office! We laughed, and he told me that he’s an Umno member, but all the while he was very keen to ask me questions about DAP and PKR, as if his curiosity has been aroused for some time but he had never been able to get any answers from his current sources of information.

At first he said he would still vote for Khalid Ibrahim in Bandar Tun Razak, but I told him a green leaf that fell (Q: it's left in original text) (if only he still believed that Khalid is that pure green leaf) can never save a whole tree that has been rotten and corrupted to the core.

Then he claimed that DAP is just another MCA that is pro-Chinese (I noted that he ended many of his statements with a “kan?”,implying tones of uncertainty). I replied that MCA is a retiring party that has been playing racial politics over the years, just like Umno, and that people nowadays don’t buy any of their monkey shows any more; whereas DAP is actually non-racist. They have an ideology and they put Malaysians first and before the Chinese.

There are a lot of Malays in DAP and many of my colleagues in the office are Malays.

He also asked about the Lahad Datu case and whether Tian Chua was right. I told him that if Tian Chua was guilty, he would have been arrested and put into prison for defamation. But now he had been released. That was enough to prove that he was innocent.

He was quiet for a while and started to admit that many of the ministers “memang tak berguna”, “dulu Mahathir sebenarnya juga makan banyak”.

I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ask whether he believed that Anwar Ibrahim was innocent. He took a few seconds to think, and said he believed that Mohd Saiful Bukhari Azlan was telling the truth because he swore on the Al-Quran. “For Muslims when you swear on the Al-Quran you can never tell a lie”. But I told him that Saiful’s father had just told the media that his son had been used and that was it was a political conspiracy. “Betul ke?” He didn’t know about the news.

You tau Altantuya?” I said of course,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at? He said “I tak tau lah,tapi Najib semua juga makan besar. Rosmah itu cincin... hahahha!”  I said yea, if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makan that much, the money that we rugi would now lie in our banks and pockets and we wouldn’t have to work so hard now and still not be earning enough to pay debts and live well. (“Ya! insurans kereta naik lagi tahun ini tau!”)

And I told him that private investigator P Balasubramaniam, who was instrumental in the Altantuya Shaariibuu case had died last month of causes people could not believe. Then one of the lawyers in the Scorpene case was found dead in France, he had allegedly committed suicide. People who are closely linked to Najib Abdul Razak’s scandals have disappeared one by one. His eyebrows raised higher and higher.

‘Kalau Najib kalah...?’

Kalau Najib kalah, apa akan berlaku kepada dia?” “Mana tau, tapi saya rasa dia susah nak tangkap loh”, I said. And we both laughed..

I asked whether he used the Internet at home, he said no. Then I said no wonder la, because the mainstream media you have been consuming all these years are all controlled by BN and cronies. He said memanglah.

I told him that The Rocket Malay version is distributed for free, I’d like to give him one if I have it with me. I asked him to go for ceramah if he had the interest to know more about the information that he could never get in the mainstream media, and give the opposition a chance to express their ideologies in making our country a better place to live, to study, to love and to die with. He didn’t answer, but he asked whether I’m married. “You pandai cakap lah.” Laugh Out Loud (LOL).

The whole conversation might not be considered as a debate after all, but this is surely the longest and deepest Malay conversation that I have ever had with a Malay stranger.

What moved me the most was that when we had almost arrived at the destination, he saw a lady holding a lot of bags in her hands walking out from the market. He waved to her vigorously even though I was still in the back seat, and opened the door for her. The lady didn’t know any Malay (from her Cantonese accent she’s probably not even a local), and apparently they couldn’t communicate.

The lady was hesitant, but he was so passionate that he called up his friends to ask the location of the place the lady wanted to go to, with the assistance of my translation.

I’m so glad to have met an open-minded Umno member who was willing to admit that the country is indeed in need of reformation, transformation, revolution and be corruption-free for a better living. I don’t think I was persuasive enough to convince him to change his vote, but at least I think he would now like to know more about the chances and possibilities of change.

As an ordinary citizen working in an urban area (although I forgot to ask where he lived) who doesn’t read Facebook and online news, what he doesn’t know is exactly what many other citizens with similar background are innocent of, and those are the news and information the government would like to hide, twist and distort as much and as hard as they could.

I have been ranting to my friends that I’m so gonna migrate if we can’t change this government in the coming election. But I know deep down in my heart I love this country more than I could imagine. We all are. The blaze of success and prosperity in every country has always been a struggle demanded and fought for generation over generation, with the price that no one could have estimated. And the struggle for Malaysia is now.

We say we want peace, we want prosperity, we want a high quality of life. But how can we gain peace when we risk being terrified, risk losing our belongings and even lives for only walking on the road? How can we get prosperity and a high quality of life if the public transport system is so hopeless that everyone has to waste his or her life that could have been spent productively elsewhere than in a traffic jam?

How can we Malaysians achieve mutual understanding if we continue to hear only one-sided stories from the controlled media (and textbooks in schools) without having absolute freedom to speak, to question, to see each other, and to stand together for what is right?

For friends who always say they are not into politics, I assure you neither do we love politics. Because it’s not even about politics, but the life that would affect us in every single way, and the fundamental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that we are bound to that made us care and take action to spark the change.

Five years from now Malaysia will be the same country as today except for two things: the decision you make, and the future you vote for. Take a stand and vote for change. Be on the right side of history.
(the published version was slightly edited by the msiakini editor)  
(8 Likes, 1 Tweet, 4 Comments  updated 2013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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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February 6, 2013

[众意当今特约 ] 现实管制评鉴摧毁理想特色 世新校长疾呼重建大学理念


现实管制评鉴摧毁理想特色
世新校长疾呼重建大学理念




文:众意媒体


大学,理应是思想的摇篮,理性文化的推手,凝聚大师与专业研究的精神领地,培养及训练独立思考与判断能力,孤独但享有绝对的学术自由。

然而,如今的大学不仅不再以培养有学之士为理念,反而逐渐科层化,一味追求国际排名、为了取得更多资源分配而甘于受限于政治与教育部的重重管制。百年树人的教育志业,已逐渐沦为商品化的企业机构。

NONE“大学是什么?大学到底是在帮产业培训蓝领劳动大军,还是培养有素质的公民?”这是台湾世新大学校长赖鼎铭教授,在上周六于隆雪华堂举办的众意专题演讲《大学的理想与现实》中,一再重复的问题。

这场众意专题演讲是由众意媒体、隆雪华堂社经委员会、新纪元学院校友会、与台湾世新大学马来西亚校友会联办,《当今大马》为主要媒体伙伴。

主讲人赖鼎铭校长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图书馆与资讯科学研究所博士,现任台湾世新大学校长和台湾私立大学校院协进会理事长。

讲座当天吸引了约80人出席,其中包括多所私立大学的教职人员与研究生、师范大学的实习讲师、独中教师及大专生,场面热烈。


大师不敌大众潮流

所谓大学,理应具备四项条件:(一)有大师;(二)独立自主;(三)具理想及目标;(四)追求自由教育。

师资曾经被认为是一所大学最重要的资产。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就以“大学者,非为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成为至理名言。在西方,以《天演论》闻名于世的英国科学与教育学者赫胥黎(Thomas H. Huxley)在19世纪就曾撰言,大学应该体现在教师和学者的水准之上,而非以教师的数量和建筑物的大小来衡量。

从前的学生崇拜的是大师,而非名校。然而如今,诸如梁启超、胡适、陈寅恪、顾颉刚等扬名海内外的大师早已鲜有所闻,取而代之的是诉诸大众的媒介知识分子应运而生,以耸动简易的方式在媒体现身,鼓动潮流。

“现在的大学生,宁愿冒着褥暑寒风,彻夜不睡地排队等候明星出现,却对学术界的大师,兴致却却。”赖鼎铭感叹地说。

他也以美国、德国大学教授治校模式作为例子,“教授不应该被任何东西约束,政府不要介入,要完全自由。就如德国的大学,不是校长的权力最大,而是教授。德国教授虽然很少,但他的权力却很大,这就是德国的体制。”


管制伤自主,发展趋同质

理想中的大学,是探究学术和研究的精神领地,也是民族道德文化荟萃之地,任何政府机构都不应插手管制。德国著名教育改革家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甚至明言,为了追求纯学术,大学成员的孤独和自由非常重要。政府的任何介入,只会产生阻碍作用。

然而如今,政府部门不但高度介入学府,甚至以企业管理的方式,制定无数标准与评鉴制度,规定学府跟从。

NONE“政府的任何介入将会产生阻碍作用,脱离政府,发展将会更顺利。”

赖鼎铭也以自己在全国大专校院校长会议的致词为例,当面提醒台湾总统马英九关于高等教育过渡管制的问题:“松绑,不是松松的绑,而是真正的松绑。”

赖鼎铭以台湾教育部2009年发布的《大学总量发展规模与资源条件标准》为例,指出条例从明文规定申请硕博士班必须符合论文发表篇数、展演场次等学术条件;各院各系专任师资的人数与质量追踪;控管大学招生名额总量;到学杂费的收费标准及调涨比例,所有大专院校都必须乖乖跟随。

结果,大学往往为了配合教育部的指标,在行政上疲于奔命,不但逐渐失去自由办学的自主性,反而被教育部所设的门槛牵着鼻子走,并趋向同质化和指标化。

“大学已经不是培养‘有教养的人’、‘通才’和‘智者’。我们当前所碰到的大学,至少以台湾来说,已经远离前此的理想相当遥远。”


评鉴追求绩效,摧毁理想特色

除了管控制度,评鉴制与绩效制也是摧毁大学理想的致命伤。台湾教育部于2005年成立“高教评鉴中心”,从学府的校务、学程、研究到各项计划都进行评估。同时,教育部也推出“迈向顶尖大学计划”,让排名越前的大专院校得到更多资源分配。

统计显示,符合“迈顶”大学的每位学生,平均享有37万元新台币(约3万8000令吉)的资源;反观一般私校学生却只得到14万元新台币,差距显著。

赖鼎铭认为,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导致学府发展也趋向M型化,即富校越富,贫校越贫。由于评鉴涉及经费分配、招生与声誉,大专院校为了争着挤入百大,追求“教学卓越”,逐渐摒弃自身的特色与创意,趋向一致化。

“前几年世界百大学校都是以整体去排名,但近期的却只强调声望,政府在追求百大时,是追求什么?只是个数字,实际上并没什么。”

他幽默地说:“在台湾,每一个小学、国中都有拉布条,上面写着卓越小学或卓越国中。当卓越越来越多时,代表什么?这就一点都不卓越了。”

反之,强制性的评鉴,因涉及系所未来,因此大学也多半努力美化,遮掩真正的问题,因此衍生出假、大、空(作假、夸大、空泛)的文化。

更令人忧心的是,为了应付过多形式化的评鉴与量化绩效,教师的教学热诚不断在消失。最后,校方办学不见得不进步,但教师劳动条件变差,学生受教的品质降低,却是不争的事实。

赖鼎铭引用英国教育理论家怀德海(Alfred N. Whitehead)的话,认为大学的作用是以充满想象力的方式追求知识,否则它什么也不是。

“教育是百年树人的志业,不能立竿见影。评鉴制仅以短期内的绩效断定学府或政策的好与坏,根本就很难评估。”

赖鼎铭教授引述林毓生院士的话抨击,以齐头式评鉴不同领域与层次的学者、并机械化地管理大学,此等教育政策完全走错方向,不可能就此提升国内大学教学与研究的水准。


沦为人力开发所

根据《废墟中的大学》(The  University in Ruins)一书的作者雷丁斯(Bill Readings)的理解,西方现代大学的教育理念基本分为3种,即康德的理性概念、洪堡的文化概念,以及当前争创一流的技术—官僚体系概念。

赖鼎铭指出如今的大学,已不再是民族文化理念的生产者、保护者和传播者,更无法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系在一起。大学已从一个遂行国家意识形态的角色,成为充斥着企业性质的人力开发所。

他同时提出数个在台湾办理大学时所遇到的问题,包括大学技职化,技职大学化、大学评鉴等,这些都是减少教师热诚、学校失去办学特色的原因。

“一流很快就成为根本问题,因为一流要追求的,不止是促成大学像一个企业,它根本就是企业。”

难以生产理性开明的主体,又无法延续自由教育的核心价值,雷丁斯认为大学已变成废墟化的机构。事已至此,当前的问题反倒是如何让人在看清社会理想无法实践之余,能够在这些废墟的遗址上,重建不一样的大学新理念。

基于这样的看法,雷丁斯指出,大学文化功能的丧失同时也打开了一个新空间,让大学在价值多元分歧的时代,不仅要继续维持独立自主,更重要的是为不同文化价值与群体,提供平等对待与表述的机会。

换言之,大学不应为追求卓越、争取研发经费而忽略弱势与另类的存在。相反地,除了实务与业界的工具性思考外,大学更应积极主动地挖掘那些被主流资本主义体制所忽略的声音,在大学这个公共空间里与其他主流文化对话,创造多元价值的互动交流。


大学理想何处寻

主持人张溦紟在交流环节时,以马来西亚的情况作为参考,认为从赖校长的分享,可以看到台湾教育的发展有好和不好的都正在发生。

“同样地在马来西亚,我们也会批评政府在国立和私立大学上资源分配的不公与偏颇,导致私立大学被迫走向商业化、产品化或仅提供就职培训班。”

book hua jiao dong yu bu dong她也引述《华教运动,动与不动》(刘镇东著)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新纪元学院在还未被承认为大学之前,掌院者是不是也能把自己当作一所大学来办?

“别人有没有承认你是不是一所大学,其实并不阻碍你想要成为怎样大学去做学问、做研究。”

另外,出席者也询问赖鼎铭如何能在现实环境,坚持开设另类或了解弱势群体的学科,秉持其维护多元的理念。

赖教授直说不容易,但不管是办学者还是求学者,都要问自己:“你的理想在哪里。”也因为理想,世新大学才坚持在学生人数不多的情况下,仍然推动多元文化课程、性别平权与同志酷儿研究;开设社会发展研究所为外籍新娘及外籍劳工发声;甚至创办全台唯一在台制作,以越南文、泰文、柬埔寨文、印尼与菲律宾出版的月刊《四方报》。

让大学恢复想象力,恢复一种尚未被体制化但却充满生活智慧与实践可能的场所,也是赖鼎铭校长的期许。这也是为何他不断重复,不希望大学生太过现实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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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管制评鉴摧毁理想特色
世新校长疾呼重建大学理念




文:众意媒体


大学,理应是思想的摇篮,理性文化的推手,凝聚大师与专业研究的精神领地,培养及训练独立思考与判断能力,孤独但享有绝对的学术自由。

然而,如今的大学不仅不再以培养有学之士为理念,反而逐渐科层化,一味追求国际排名、为了取得更多资源分配而甘于受限于政治与教育部的重重管制。百年树人的教育志业,已逐渐沦为商品化的企业机构。

NONE“大学是什么?大学到底是在帮产业培训蓝领劳动大军,还是培养有素质的公民?”这是台湾世新大学校长赖鼎铭教授,在上周六于隆雪华堂举办的众意专题演讲《大学的理想与现实》中,一再重复的问题。

这场众意专题演讲是由众意媒体、隆雪华堂社经委员会、新纪元学院校友会、与台湾世新大学马来西亚校友会联办,《当今大马》为主要媒体伙伴。

主讲人赖鼎铭校长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图书馆与资讯科学研究所博士,现任台湾世新大学校长和台湾私立大学校院协进会理事长。

讲座当天吸引了约80人出席,其中包括多所私立大学的教职人员与研究生、师范大学的实习讲师、独中教师及大专生,场面热烈。


大师不敌大众潮流

所谓大学,理应具备四项条件:(一)有大师;(二)独立自主;(三)具理想及目标;(四)追求自由教育。

师资曾经被认为是一所大学最重要的资产。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就以“大学者,非为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成为至理名言。在西方,以《天演论》闻名于世的英国科学与教育学者赫胥黎(Thomas H. Huxley)在19世纪就曾撰言,大学应该体现在教师和学者的水准之上,而非以教师的数量和建筑物的大小来衡量。

从前的学生崇拜的是大师,而非名校。然而如今,诸如梁启超、胡适、陈寅恪、顾颉刚等扬名海内外的大师早已鲜有所闻,取而代之的是诉诸大众的媒介知识分子应运而生,以耸动简易的方式在媒体现身,鼓动潮流。

“现在的大学生,宁愿冒着褥暑寒风,彻夜不睡地排队等候明星出现,却对学术界的大师,兴致却却。”赖鼎铭感叹地说。

他也以美国、德国大学教授治校模式作为例子,“教授不应该被任何东西约束,政府不要介入,要完全自由。就如德国的大学,不是校长的权力最大,而是教授。德国教授虽然很少,但他的权力却很大,这就是德国的体制。”


管制伤自主,发展趋同质

理想中的大学,是探究学术和研究的精神领地,也是民族道德文化荟萃之地,任何政府机构都不应插手管制。德国著名教育改革家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甚至明言,为了追求纯学术,大学成员的孤独和自由非常重要。政府的任何介入,只会产生阻碍作用。

然而如今,政府部门不但高度介入学府,甚至以企业管理的方式,制定无数标准与评鉴制度,规定学府跟从。

NONE“政府的任何介入将会产生阻碍作用,脱离政府,发展将会更顺利。”

赖鼎铭也以自己在全国大专校院校长会议的致词为例,当面提醒台湾总统马英九关于高等教育过渡管制的问题:“松绑,不是松松的绑,而是真正的松绑。”

赖鼎铭以台湾教育部2009年发布的《大学总量发展规模与资源条件标准》为例,指出条例从明文规定申请硕博士班必须符合论文发表篇数、展演场次等学术条件;各院各系专任师资的人数与质量追踪;控管大学招生名额总量;到学杂费的收费标准及调涨比例,所有大专院校都必须乖乖跟随。

结果,大学往往为了配合教育部的指标,在行政上疲于奔命,不但逐渐失去自由办学的自主性,反而被教育部所设的门槛牵着鼻子走,并趋向同质化和指标化。

“大学已经不是培养‘有教养的人’、‘通才’和‘智者’。我们当前所碰到的大学,至少以台湾来说,已经远离前此的理想相当遥远。”


评鉴追求绩效,摧毁理想特色

除了管控制度,评鉴制与绩效制也是摧毁大学理想的致命伤。台湾教育部于2005年成立“高教评鉴中心”,从学府的校务、学程、研究到各项计划都进行评估。同时,教育部也推出“迈向顶尖大学计划”,让排名越前的大专院校得到更多资源分配。

统计显示,符合“迈顶”大学的每位学生,平均享有37万元新台币(约3万8000令吉)的资源;反观一般私校学生却只得到14万元新台币,差距显著。

赖鼎铭认为,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导致学府发展也趋向M型化,即富校越富,贫校越贫。由于评鉴涉及经费分配、招生与声誉,大专院校为了争着挤入百大,追求“教学卓越”,逐渐摒弃自身的特色与创意,趋向一致化。

“前几年世界百大学校都是以整体去排名,但近期的却只强调声望,政府在追求百大时,是追求什么?只是个数字,实际上并没什么。”

他幽默地说:“在台湾,每一个小学、国中都有拉布条,上面写着卓越小学或卓越国中。当卓越越来越多时,代表什么?这就一点都不卓越了。”

反之,强制性的评鉴,因涉及系所未来,因此大学也多半努力美化,遮掩真正的问题,因此衍生出假、大、空(作假、夸大、空泛)的文化。

更令人忧心的是,为了应付过多形式化的评鉴与量化绩效,教师的教学热诚不断在消失。最后,校方办学不见得不进步,但教师劳动条件变差,学生受教的品质降低,却是不争的事实。

赖鼎铭引用英国教育理论家怀德海(Alfred N. Whitehead)的话,认为大学的作用是以充满想象力的方式追求知识,否则它什么也不是。

“教育是百年树人的志业,不能立竿见影。评鉴制仅以短期内的绩效断定学府或政策的好与坏,根本就很难评估。”

赖鼎铭教授引述林毓生院士的话抨击,以齐头式评鉴不同领域与层次的学者、并机械化地管理大学,此等教育政策完全走错方向,不可能就此提升国内大学教学与研究的水准。


沦为人力开发所

根据《废墟中的大学》(The  University in Ruins)一书的作者雷丁斯(Bill Readings)的理解,西方现代大学的教育理念基本分为3种,即康德的理性概念、洪堡的文化概念,以及当前争创一流的技术—官僚体系概念。

赖鼎铭指出如今的大学,已不再是民族文化理念的生产者、保护者和传播者,更无法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系在一起。大学已从一个遂行国家意识形态的角色,成为充斥着企业性质的人力开发所。

他同时提出数个在台湾办理大学时所遇到的问题,包括大学技职化,技职大学化、大学评鉴等,这些都是减少教师热诚、学校失去办学特色的原因。

“一流很快就成为根本问题,因为一流要追求的,不止是促成大学像一个企业,它根本就是企业。”

难以生产理性开明的主体,又无法延续自由教育的核心价值,雷丁斯认为大学已变成废墟化的机构。事已至此,当前的问题反倒是如何让人在看清社会理想无法实践之余,能够在这些废墟的遗址上,重建不一样的大学新理念。

基于这样的看法,雷丁斯指出,大学文化功能的丧失同时也打开了一个新空间,让大学在价值多元分歧的时代,不仅要继续维持独立自主,更重要的是为不同文化价值与群体,提供平等对待与表述的机会。

换言之,大学不应为追求卓越、争取研发经费而忽略弱势与另类的存在。相反地,除了实务与业界的工具性思考外,大学更应积极主动地挖掘那些被主流资本主义体制所忽略的声音,在大学这个公共空间里与其他主流文化对话,创造多元价值的互动交流。


大学理想何处寻

主持人张溦紟在交流环节时,以马来西亚的情况作为参考,认为从赖校长的分享,可以看到台湾教育的发展有好和不好的都正在发生。

“同样地在马来西亚,我们也会批评政府在国立和私立大学上资源分配的不公与偏颇,导致私立大学被迫走向商业化、产品化或仅提供就职培训班。”

book hua jiao dong yu bu dong她也引述《华教运动,动与不动》(刘镇东著)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新纪元学院在还未被承认为大学之前,掌院者是不是也能把自己当作一所大学来办?

“别人有没有承认你是不是一所大学,其实并不阻碍你想要成为怎样大学去做学问、做研究。”

另外,出席者也询问赖鼎铭如何能在现实环境,坚持开设另类或了解弱势群体的学科,秉持其维护多元的理念。

赖教授直说不容易,但不管是办学者还是求学者,都要问自己:“你的理想在哪里。”也因为理想,世新大学才坚持在学生人数不多的情况下,仍然推动多元文化课程、性别平权与同志酷儿研究;开设社会发展研究所为外籍新娘及外籍劳工发声;甚至创办全台唯一在台制作,以越南文、泰文、柬埔寨文、印尼与菲律宾出版的月刊《四方报》。

让大学恢复想象力,恢复一种尚未被体制化但却充满生活智慧与实践可能的场所,也是赖鼎铭校长的期许。这也是为何他不断重复,不希望大学生太过现实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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