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May 17, 2014

【街报-当今】 “公民回呛主流”另类媒体台湾篇

“公民回呛主流”另类媒体台湾篇
2014年5月17日 上午10点57分


 
【街头话题】

整理 / 邓婉晴、杨洁

2014年3月18日,台湾学生与社运人士为抗议黑箱服务贸易协议而占领立法院长达一个月。在群众占领立法院不久后,就有民众将一台iPad架在拖鞋上,透过无线网路进行现场直播,让外界即时看到现场情况,之后没多久又架起了WiMax,抒解频宽不足的窘境。

共计有12个频道分别在议场内外进行转播,增加了即时效应与支援力量。社交媒体如Facebook、BBS等成了传播讯息的主要来源。群众也成立“太阳花运动国际部”进行全球串联,令超过50个城市的学生得以表达对占领行动的支持。

公民记者、网络媒体,新闻传播科系的学生秉持“媒体不报,我们来报”的精神,不间断进行报导,让民众在被扭曲的新闻里,看清现场的面貌。网络上还有素人制作的图文或动画懒人包,将复杂的(服贸)课题以简单方式呈现,让人更能了解冲突原因并参与讨论。

为获更多关注,网民更在集资平台“FlyingV”发起募款,短短3小时就募集了633万台币,买下《自由时报》及《苹果日报》的头版半版广告,以及纽约时报国际版及美国版的广告版面,成效惊人。

 
小众创意打开无限想象

台湾近年来的社会运动中,无论是在形式、动员速度、传播技巧到整合能力都越来越强大。另类媒体及乡民透过网络传播传达抗争理念,进而动员社会,也突破了主流媒体的把关枷锁,也让人看见更多小众的创意,并松动及打开抗争的无限想象。

媒 体除了在社会运动扮演传播的重要角色,本身也是一个抗争的元素。众所周知媒体一旦被财团垄断,新闻不是被当作公关工具,就是因寻求利润极大化而丧失其监督 角色。台湾“反媒体巨兽”,到香港明报事件,媒体(人)如何能在政商共体的资本主义现实中持续抗争,并另寻出路,是所有热爱新闻自由的人共同的焦虑。

本期专题笔访了管中祥,与之畅谈他长期参与媒体改革运动的经验,探寻另类媒体的其他可能。

 
Q1:媒体改革运动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任何一个社会运动,除了“反”,还必须有核心价值以及要追求的目标。传播公民权的实践,就是我参与媒改运动的核心价值与追求目标。

民主最基本的实践不单是投票,还要对话,让不同立场、阶级、性别、种族、年龄的社群都能在公共领域中公开且平等发声,并且看到与听到彼此,这是多元社会的必要条件,也是言论自由的真正实践。

然而,台湾的媒体掌握在国家及资本家手中,他们为了私利限制不同立场发言,或者将大众传媒走向纯粹的娱乐化,不但无法促成大众在公共议题上对话,弱势也无 法发声,反而被污名化。我们很难听到新移民、精神障碍者、街友、移工、双/同性恋、原住民、劳工在公共领域发言,更别说从弱势者的角度思考台湾社会的未来 发展。

传播公民权就是多元与民主政治的实践,透过公共媒体的建立以及另类媒体的冲撞,以挑战既有的主流体制与文化价值,促成多元对话。理想上,传播公民权的实践 是要“让弱势发声”,但现实上,基于权力不对等,弱势者并无法在主流媒体上自主发言,但新闻从业者至少要能“为弱势发声”,试着贴近弱势者,了解其真实处 境,表达他的意见及看法。

 
Q2:可否谈谈“反媒体巨兽”社运中年轻人对媒体改革理解?

台湾走过戒严与报禁的年代,目前共有4家报纸,300逾家电视台、200逾家广播电台,及无数网站,媒体密度堪称世界之冠。90后的新生代生在言论自由、媒体开放的时代,即使对媒体表现不满,也较少感受到言论自由受限的问题。

不过自2012年初,台湾首富蔡衍明因在媒体发表中国民主与六四事件的言论而导致社会不满,引发“拒绝中时(《中国时报》)”运动;七月又因旺中集团并购 案爆发“走路工事件”(注),一连串的事件引发社会愤怒,也令年轻一代见识到资本家以及媒体集体背后绵密的政商结构,才是打压多元言论的主力;同时他们也 担心“中国因素”透过大型资本公司侵入台湾媒体,影响民主政治与媒体自由。

“反媒体垄断运动”成功阻止了蔡衍明的併购案,也唤起了青年对媒体问题的重视。不过由于政商力量过于庞杂,并涉及到复杂的立法与政策问题,青年们并未持续投入对商业媒体的改革,但对于言论自由却已有深刻的体认,并且透过网路或其它形式找寻出路。

注:旺中案走路工事件:旺中旗下媒体以大篇幅报导抗议并购案的学生是领钱的走路工,并在缺乏证据下,影射此事与中央研究院法律学者黄国昌有关,壹传媒所属媒体则报导影射此事是旺中自导自演。

 
Q3:公民/独立/另类媒体,对你而言是否一样?

公民媒体:即一般公民所作的新闻报导,可以庶民的,基进的,也可能是保守的。

独立媒体:即资金独立的媒体,这样的解释过于广泛,大部分媒体都可算是独立媒体,只是目前在台湾的语境则是作为与主流媒体区隔的说法。

另类媒体:不仅是另一种选择的媒体,更是为弱势发声,对抗主流政制与价值的媒体,存在的目的是为了推动社会改革。

所谓的“另类媒体”大多被认为扮演着非专业、非正式、非主流的补充性的角色,然而这几年的发展,却不断打破既有框架,不但有越来越多组织的专业表现超过主 流媒体,同时也有越来越多人投入独立媒体工作。独立媒体经营虽辛苦,收入也未必能长久稳定,但许多独媒的薪资并不亚于主流媒体,工作的成就感及记者的自我 实现,更是超越许多主流媒体。

 
Q4:台湾另类媒体在结构/运作/分工/管理上,是否有其特殊性?

在组织上,与强调科层分工权力结构的主流媒体有所不同,另类媒体应该是平行、对等的组织关系,而非传统媒体的分工型态。它的薪资结构应该缩小,不以奖金作为主要的奖励措施。决策应是民主化,甚至由下而上,充份尊重前线记者的判断与自主。

另类媒体不仅在经营方式与主流媒体有所差异,其存在的社会意义也截然不同。另类媒体并不是为存在而存在,更重要的是不断反思其存在目的,及其社会关系与意 义。虽然经济来源是另类媒体最大的问题,也是为什么他们大多是短命的原因;但与其主流媒体最不同的是,经济上的成功并非另类媒体的成功标准,即使自己不存 在,也不重要,总有其他的另类媒体在各地继续发声。

另类媒体是否能存活并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必须以推动社会整体进步为目标。因为一个进步的社会必须持续、广泛地让各种另类充分发言;而社会里自诩进 步的人,也必须努力保障另类的发言空间。换句话说,个别另类媒体的存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有更多不同的另类媒体不断出现,共同营造一个另类公共领域。

 
Q5:近日《立报》与《破报》停刊事件,可否谈一谈您曾建议将两份报纸以公共财的形式,由大众一起豢养与分担的想法

台湾世新大学经营的《立报》与《破报》虽然在校方的支持下,是具有社会声望与独立精神的另类媒体;但在经济的压力下,两报遭到停刊与休刊的命运。世新大学可以考虑效仿英国《卫报》的模式:成立保障编采自主的信托制度,以社会企业的经营方式延续两刊的独立性与公共化。

在这样的精神下,世新可每年提拨经费,设立公共基金,作为两报的部分财源;同时开放社会捐赠、公众集资,委由专业团体及员工经营,建立公开透明的问责机制,让两报成为社会的公共资产,持续在资本主义媒体霸权中必须存在的异议之声。

事实上,类似的建议在旺旺集团蒐购中国时报时,民间团体就曾提出这样的呼声。财团一但经营新闻媒体,要不就把新闻当公关工具,或寻求利润极大化,社会若希望媒体能维系公共性,就必须思考在主流市场模式以外的另类之路。

 
Q6:你如何看待台湾这些尝试另辟公共/边缘课题、公民/乡民参与报导的媒体平台?

一个社会能否进步,不是来自于政府的恩泽,也未必是因为反对党的制衡,更重要的是这地方的社运是否发达。可惜台湾社会大多对社运存着莫明厌恶,甚至恐惧,而大众媒体对社运的报导不是简化就是扭曲,很少让抗议者完整地阐述行动诉求。

这些行动者或弱势者在公共领域的传播权力始终遭到扼杀,在话语权遭到阉割的情况下,我们永远无法理解社会运动者究竟在主张什么?他们的批评或诉求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如果政府接受了他们建议,社会到底是会更好?还是更糟?

以 我所参与的“公民行动影音纪录资料库”(简称“公库”)为例,于2007年成立,目的是纪录台湾被主流媒体所忽略或扭曲的社会行动,使公民团体得以阐述行 动理念及对社会的关怀,并呈现多元声音。目前只有两名专职记者,但近7年来已累积逾1700则影音纪录,内容涵盖多项主题与系列专题报导。这些大量社会运 动的影像,不仅是资料库,也是人民历史的重要纪录。

虽然和许多独立/公民媒体一样会遇到采访权被拒和资金不足的窘境,但“公库”是台湾社会重要的工程,不是私人资产而是公共资源,我们拍摄的影片不仅无偿提 供社会各界非营利使用,许多公民团体、纪录片导演也引用我们纪录的影像,甚至有教科书业者将影片作为高中“公民与社会”课程的补充教材,让年轻的世代更了 解台湾社会的多样面貌。因此在缺乏经费的情况下,我们仍决定延续维持独立运作。公民行动影音纪录资料库于2014年4月成立正式协会,寻求长久生存之道, 透过正式的机制向公众募款。

“公库”也正开始与香港、日本、马来西亚、南亚、中国等地的另类媒体建立伙伴关系,透过合制节目、转贴、交换新闻的方式,连结各方社会运动与独立媒体。不 过这样是不够的,还必须能形成跨国报导,甚至跨国行动。例如各地都面临媒体垄断与环境等问题,媒体除了联合报导,是否也能采取行动,促成社会改革?

经常有人问我,如何让另类媒体能够更普及,有更大的影响力,我的回答很简单,直接捐款给这些媒体,毕竟大部分的另类媒体并不依靠广告生存,也不能只有单一 的资金来源。公众若能固定捐款支持,作为另类媒体的主要经济来源,让阅听人和独立媒体之间不是消费关系,而是伙伴关系,这样才是独立媒体的生存之道。


管中祥
-台湾中正大学传播系副教授
-曾任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董事长
-长期参与媒体改革运动、关注人权与文化议题


>> 碍于篇幅有限,此访谈已经过剪辑,全文将会在众意媒体面子书专页刊登。

2014年5月号《街报》免费在线阅读;其他《街报》连结,可点击这里浏览。
欲知其他出版资讯,欢迎浏览众意媒体面子书专页,或众意媒体网站
 

http://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263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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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回呛主流”另类媒体台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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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话题】

整理 / 邓婉晴、杨洁

2014年3月18日,台湾学生与社运人士为抗议黑箱服务贸易协议而占领立法院长达一个月。在群众占领立法院不久后,就有民众将一台iPad架在拖鞋上,透过无线网路进行现场直播,让外界即时看到现场情况,之后没多久又架起了WiMax,抒解频宽不足的窘境。

共计有12个频道分别在议场内外进行转播,增加了即时效应与支援力量。社交媒体如Facebook、BBS等成了传播讯息的主要来源。群众也成立“太阳花运动国际部”进行全球串联,令超过50个城市的学生得以表达对占领行动的支持。

公民记者、网络媒体,新闻传播科系的学生秉持“媒体不报,我们来报”的精神,不间断进行报导,让民众在被扭曲的新闻里,看清现场的面貌。网络上还有素人制作的图文或动画懒人包,将复杂的(服贸)课题以简单方式呈现,让人更能了解冲突原因并参与讨论。

为获更多关注,网民更在集资平台“FlyingV”发起募款,短短3小时就募集了633万台币,买下《自由时报》及《苹果日报》的头版半版广告,以及纽约时报国际版及美国版的广告版面,成效惊人。

 
小众创意打开无限想象

台湾近年来的社会运动中,无论是在形式、动员速度、传播技巧到整合能力都越来越强大。另类媒体及乡民透过网络传播传达抗争理念,进而动员社会,也突破了主流媒体的把关枷锁,也让人看见更多小众的创意,并松动及打开抗争的无限想象。

媒 体除了在社会运动扮演传播的重要角色,本身也是一个抗争的元素。众所周知媒体一旦被财团垄断,新闻不是被当作公关工具,就是因寻求利润极大化而丧失其监督 角色。台湾“反媒体巨兽”,到香港明报事件,媒体(人)如何能在政商共体的资本主义现实中持续抗争,并另寻出路,是所有热爱新闻自由的人共同的焦虑。

本期专题笔访了管中祥,与之畅谈他长期参与媒体改革运动的经验,探寻另类媒体的其他可能。

 
Q1:媒体改革运动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任何一个社会运动,除了“反”,还必须有核心价值以及要追求的目标。传播公民权的实践,就是我参与媒改运动的核心价值与追求目标。

民主最基本的实践不单是投票,还要对话,让不同立场、阶级、性别、种族、年龄的社群都能在公共领域中公开且平等发声,并且看到与听到彼此,这是多元社会的必要条件,也是言论自由的真正实践。

然而,台湾的媒体掌握在国家及资本家手中,他们为了私利限制不同立场发言,或者将大众传媒走向纯粹的娱乐化,不但无法促成大众在公共议题上对话,弱势也无 法发声,反而被污名化。我们很难听到新移民、精神障碍者、街友、移工、双/同性恋、原住民、劳工在公共领域发言,更别说从弱势者的角度思考台湾社会的未来 发展。

传播公民权就是多元与民主政治的实践,透过公共媒体的建立以及另类媒体的冲撞,以挑战既有的主流体制与文化价值,促成多元对话。理想上,传播公民权的实践 是要“让弱势发声”,但现实上,基于权力不对等,弱势者并无法在主流媒体上自主发言,但新闻从业者至少要能“为弱势发声”,试着贴近弱势者,了解其真实处 境,表达他的意见及看法。

 
Q2:可否谈谈“反媒体巨兽”社运中年轻人对媒体改革理解?

台湾走过戒严与报禁的年代,目前共有4家报纸,300逾家电视台、200逾家广播电台,及无数网站,媒体密度堪称世界之冠。90后的新生代生在言论自由、媒体开放的时代,即使对媒体表现不满,也较少感受到言论自由受限的问题。

不过自2012年初,台湾首富蔡衍明因在媒体发表中国民主与六四事件的言论而导致社会不满,引发“拒绝中时(《中国时报》)”运动;七月又因旺中集团并购 案爆发“走路工事件”(注),一连串的事件引发社会愤怒,也令年轻一代见识到资本家以及媒体集体背后绵密的政商结构,才是打压多元言论的主力;同时他们也 担心“中国因素”透过大型资本公司侵入台湾媒体,影响民主政治与媒体自由。

“反媒体垄断运动”成功阻止了蔡衍明的併购案,也唤起了青年对媒体问题的重视。不过由于政商力量过于庞杂,并涉及到复杂的立法与政策问题,青年们并未持续投入对商业媒体的改革,但对于言论自由却已有深刻的体认,并且透过网路或其它形式找寻出路。

注:旺中案走路工事件:旺中旗下媒体以大篇幅报导抗议并购案的学生是领钱的走路工,并在缺乏证据下,影射此事与中央研究院法律学者黄国昌有关,壹传媒所属媒体则报导影射此事是旺中自导自演。

 
Q3:公民/独立/另类媒体,对你而言是否一样?

公民媒体:即一般公民所作的新闻报导,可以庶民的,基进的,也可能是保守的。

独立媒体:即资金独立的媒体,这样的解释过于广泛,大部分媒体都可算是独立媒体,只是目前在台湾的语境则是作为与主流媒体区隔的说法。

另类媒体:不仅是另一种选择的媒体,更是为弱势发声,对抗主流政制与价值的媒体,存在的目的是为了推动社会改革。

所谓的“另类媒体”大多被认为扮演着非专业、非正式、非主流的补充性的角色,然而这几年的发展,却不断打破既有框架,不但有越来越多组织的专业表现超过主 流媒体,同时也有越来越多人投入独立媒体工作。独立媒体经营虽辛苦,收入也未必能长久稳定,但许多独媒的薪资并不亚于主流媒体,工作的成就感及记者的自我 实现,更是超越许多主流媒体。

 
Q4:台湾另类媒体在结构/运作/分工/管理上,是否有其特殊性?

在组织上,与强调科层分工权力结构的主流媒体有所不同,另类媒体应该是平行、对等的组织关系,而非传统媒体的分工型态。它的薪资结构应该缩小,不以奖金作为主要的奖励措施。决策应是民主化,甚至由下而上,充份尊重前线记者的判断与自主。

另类媒体不仅在经营方式与主流媒体有所差异,其存在的社会意义也截然不同。另类媒体并不是为存在而存在,更重要的是不断反思其存在目的,及其社会关系与意 义。虽然经济来源是另类媒体最大的问题,也是为什么他们大多是短命的原因;但与其主流媒体最不同的是,经济上的成功并非另类媒体的成功标准,即使自己不存 在,也不重要,总有其他的另类媒体在各地继续发声。

另类媒体是否能存活并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必须以推动社会整体进步为目标。因为一个进步的社会必须持续、广泛地让各种另类充分发言;而社会里自诩进 步的人,也必须努力保障另类的发言空间。换句话说,个别另类媒体的存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有更多不同的另类媒体不断出现,共同营造一个另类公共领域。

 
Q5:近日《立报》与《破报》停刊事件,可否谈一谈您曾建议将两份报纸以公共财的形式,由大众一起豢养与分担的想法

台湾世新大学经营的《立报》与《破报》虽然在校方的支持下,是具有社会声望与独立精神的另类媒体;但在经济的压力下,两报遭到停刊与休刊的命运。世新大学可以考虑效仿英国《卫报》的模式:成立保障编采自主的信托制度,以社会企业的经营方式延续两刊的独立性与公共化。

在这样的精神下,世新可每年提拨经费,设立公共基金,作为两报的部分财源;同时开放社会捐赠、公众集资,委由专业团体及员工经营,建立公开透明的问责机制,让两报成为社会的公共资产,持续在资本主义媒体霸权中必须存在的异议之声。

事实上,类似的建议在旺旺集团蒐购中国时报时,民间团体就曾提出这样的呼声。财团一但经营新闻媒体,要不就把新闻当公关工具,或寻求利润极大化,社会若希望媒体能维系公共性,就必须思考在主流市场模式以外的另类之路。

 
Q6:你如何看待台湾这些尝试另辟公共/边缘课题、公民/乡民参与报导的媒体平台?

一个社会能否进步,不是来自于政府的恩泽,也未必是因为反对党的制衡,更重要的是这地方的社运是否发达。可惜台湾社会大多对社运存着莫明厌恶,甚至恐惧,而大众媒体对社运的报导不是简化就是扭曲,很少让抗议者完整地阐述行动诉求。

这些行动者或弱势者在公共领域的传播权力始终遭到扼杀,在话语权遭到阉割的情况下,我们永远无法理解社会运动者究竟在主张什么?他们的批评或诉求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如果政府接受了他们建议,社会到底是会更好?还是更糟?

以 我所参与的“公民行动影音纪录资料库”(简称“公库”)为例,于2007年成立,目的是纪录台湾被主流媒体所忽略或扭曲的社会行动,使公民团体得以阐述行 动理念及对社会的关怀,并呈现多元声音。目前只有两名专职记者,但近7年来已累积逾1700则影音纪录,内容涵盖多项主题与系列专题报导。这些大量社会运 动的影像,不仅是资料库,也是人民历史的重要纪录。

虽然和许多独立/公民媒体一样会遇到采访权被拒和资金不足的窘境,但“公库”是台湾社会重要的工程,不是私人资产而是公共资源,我们拍摄的影片不仅无偿提 供社会各界非营利使用,许多公民团体、纪录片导演也引用我们纪录的影像,甚至有教科书业者将影片作为高中“公民与社会”课程的补充教材,让年轻的世代更了 解台湾社会的多样面貌。因此在缺乏经费的情况下,我们仍决定延续维持独立运作。公民行动影音纪录资料库于2014年4月成立正式协会,寻求长久生存之道, 透过正式的机制向公众募款。

“公库”也正开始与香港、日本、马来西亚、南亚、中国等地的另类媒体建立伙伴关系,透过合制节目、转贴、交换新闻的方式,连结各方社会运动与独立媒体。不 过这样是不够的,还必须能形成跨国报导,甚至跨国行动。例如各地都面临媒体垄断与环境等问题,媒体除了联合报导,是否也能采取行动,促成社会改革?

经常有人问我,如何让另类媒体能够更普及,有更大的影响力,我的回答很简单,直接捐款给这些媒体,毕竟大部分的另类媒体并不依靠广告生存,也不能只有单一 的资金来源。公众若能固定捐款支持,作为另类媒体的主要经济来源,让阅听人和独立媒体之间不是消费关系,而是伙伴关系,这样才是独立媒体的生存之道。


管中祥
-台湾中正大学传播系副教授
-曾任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董事长
-长期参与媒体改革运动、关注人权与文化议题


>> 碍于篇幅有限,此访谈已经过剪辑,全文将会在众意媒体面子书专页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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