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於2016年1月12日《街報》
【街听巷闻】香港游行随笔
也许是三天前才发布记者会及开设面子书活动专页的关系（自从到了香港以后，才发现面子书的活动专页真的是流动地域最广、成本最低、也最有效果的宣传管道之一），1月10日“声援铜锣湾书店五子”游行，先前并没有看到太多的消息转贴。辗转在前一晚才得知，星期天下午2点抵达集合现场，一如往常，在地铁站就看见大群警察，一路从金钟站出口站岗到天桥对面的政府总部，人潮也不断往相同方向游移。
这次游行是由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发起，约50个公民组织共同联署声援。现场一片“今日李波，明日你我”、“停止白色恐怖，捍卫出版自由”、“抗议政治绑架，捍卫一国两制”的口号的抗议牌，两个多月内接连“被失踪”的铜锣湾书店股东及员工，来到第五位，终于引起社会及国际高度关注，进一步发声行动。
事实上，自2015年10月14日至24日，吕波（铜锣湾书店母公司——巨流传媒公司总经理及股东）、桂民海（巨流三股东之一）、李荣基（铜锣湾书店店长及创办人）及张志平（巨流业务经理），分别在东莞、深圳及泰国三地无故被带走后，相关业者就已经非常关注事件发展。但是由于内地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官方说明扣留原因，事发地点又不在香港境内，因此各界一直苦无追踪事件发展，让舆论发酵的着力点，社会的关心也在转贴新闻以后逐渐淡漠。
这一次，65岁的李波在去年12月30日接了顾客订单之后去仓库取货，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被消失”，回乡卡还留在家，人已经在内地，终于引起众怒。促使人们上街，与其说是为了捍卫言论与出版自由，更直接的原因是这件事证明了中共得以随意带走香港市民，而不必经过正当的通关手续。香港的法治不再，《基本法》的人权保障荡然无存，人民信任崩溃。港政府面对民众质询，却只能似乎无能为力地含糊其辞。多则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信息内容，都流露着个人对自身安全不再受到保护而感到深深的恐惧和悲愤。
据主办单位宣佈，约有六千人參与是次游行，警方的数据则为3500人。（照片取自《希望之声》）
自由无价，但创伤仍在？
路上，一位60几岁的老太太不断在派传单。她说对大陆最早的印象，是在文革时期他们住的地方附近，河边会漂来绑手绑脚、口被摀住的人。她爸爸说，那是大陆对待见解不一的人民的方式。长期以来，她都听从长辈家人的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一直到在港见证六四事件的发生，让她从此决心捍卫香港的法治自由。“自由是钱也买不到的，我看着香港在变，从三十几岁行出来走到今天。我会一直走到我走不了为止。”
来香港才数个月，参加过四次集会与游行——一次是马来西亚淨选盟的海外同步示威；一次是雨伞运动一周年集会；另一次是移工游行；这次算是最大型、路途最远、也有最多组织参与的一次。但以现场目测，参与者却以壮年/中年人士居多，白发苍苍、手持拐杖的更是不少。这与去年雨伞运动期间从媒体看到的照片、报导、甚至是舆论强调青年势力抬头接力而得到的香港社运印象，略有不同。细问路人，都说这样的年龄比例才是常态。“年轻人会觉得这样的游行没有用，雨伞运动之后很多人都觉得很无力，还没有走出来。”一位一路上没有麦克风仍不断高喊口号的年轻组织义工，如此表示。
2014年9月28日，以“争取真普选”为出师之名的雨伞运动爆发，伞兵佔领多个市区长达79天，却在佔领后期对参与、动员、介入的方式出现严重分歧，最终随警方强力清场而告终。此后，香港许多参与者都因在运动中发生的种种争执、背叛、言语或肢体暴力等而出现“运动创伤”，互相指责之余，亦对社会运动倦怠、麻木、郁结甚至反感。（延伸阅读：许宝强《伞运创伤与情感政治》）
2015年雨伞运动一周年，佔中团体在相同的地点发起纪念集会，许多人身穿黄衣，手持黄伞，在曾经写满理想与热忱的“连侬牆”前逼爆添马道。警方严阵以待，左边的主台在发言、激励、缅怀；右边的扩音器则不断传来警方要民众严守纪律，避免发生冲撞的“呼吁”。有与会人士因受不住左右夹攻的嘈杂音量而向警方呛声，警方以机械式的呼吁持续回应。高度压抑和紧绷的情绪蔓延在空气中，和着人挤人的密集身体空间，令人窒息，也深深感受到敌我对立依旧。
但是这次的李波事件，年轻一代依然用着自己的方式表达愤怒。有网民发起将信息“Hong Kong Booksellers are Missing”写在手掌，并将“手掌照”传到面子书、社区艺术试点将作品“五个失踪的人”放置在铜锣湾SOGO门口斑马线的安全岛上，并拍摄影片，提醒路人要意识到日常生活的秩序随时可能被打乱，不能视而不见；学民思潮成员周庭更自拍短片以英语説明事件始末，希望能传达给国际媒体造成舆论压力。
2016年1月5日，社区艺术试点将“五个失踪的人”作品放置在铜锣湾书店附近的SOGO门口斑马线安全岛上，提醒路人不要对事件视而不见。（照片取自社区艺术试点）
创意口号回应、材料简陋却实用
这场游行，一路上都沿着事先设下的警戒线行走。从添马道一路走过皇后大道中、中环、上环。藉着机会，徒步游了一次老香港的街道，店铺的牌匾有不同字形、字号及摆设，经营者或站出店面，或在窗户探头，目送大队。看不出沉默的面孔背后在想什么，就像我一直很想穿透一个个身穿制服的警员，在面无表情、尽功职守的背后，是否还有一个普通市民对社会的想像和对事件的独立看法一样。
一路走在“民生议政”、工党和职工盟的队伍前后，领队喊出的口号倒是生动，不时令人莞尔。除了以“今日不出声，明日被失踪”、“今日李波，明日你我”、“越境绑架，绝不容忍”、“抗议政治绑架，捍卫一国两制”、“释放（人名）”、“不好只是吃花生，快点一起来游行”来感召路人加入；同时也大力谴责港区人大代表吴亮星，日前指铜锣湾书店五子的失踪是由于北上嫖妓而被捕：“吴亮星，颠倒是非正cheap精”、“吴亮星，丢你阿星”，听了大呼过瘾。同时，由于吴亮星指铜锣湾书店五子是乘坐“洗头艇”北上，游行口号也加入“反对高铁，不要港珠澳大桥，改坐洗头艇，取消回乡证，自出自入，剩下几块钱”，以反堵其诬蔑言论。
游行中也发现，各组织党派高举的抗议横布条，一般都是在旧布条上贴新诉求与新口号。这在香港的示威举牌文化中应已属常态，早前在区议会选举派传单助选时，元朗八乡南候选人朱凯迪的候选布条和政纲站牌，同样是仅仅以彩色打印在白纸，再重贴在旧有布条上。这种环保和节俭的方法，值得马来西亚在需要拉布条甚至选举的场合效彷。毕竟比起光鲜亮丽，设计精美的文宣材料，务实的操作和行动更为重要。
游行或文宣布条多为循环使用，机动又环保，值得借鉴。
群众力量令围堵失败
快到目的地中联办的前五百米处，（终于）发生了小插曲。警方为控制人流将游行范围缩小，导致人群堵塞，队伍在细雨中被迫停滞10分钟。人群鼓譟要求“开路”，身前老伯拄着拐杖被搀扶着，一语不发等在雨中。当队伍继续前行，才发现大批警员团团围住一群高举港英龙狮旗，倡议港独的“本土派”，才令其他人难以前行。警方要求人群打一边往目的地去，左前方的大叔却不断激动地向着后方人群高喊不要走，“我们全部一离开，他们就会被捉走！不要走！不要走！”（后来看媒体报道，有说是本土派尝试冲破警方防线，才引起围堵及冲突）
本能式地留下，与少数民众围守在围着示威者的警方后头，后面又是一堆警察不断劝离。手机开始在寻找准备万一被拖被抓被受伤，能找谁帮忙搭救。脑子开始飞快地回想所知不多的香港法律，及可以为自己行为辩解的方案。身边的人有的叫嚣“放开他们！示威无罪！”，有的议论“现在到底是不是连表态都不行？”，有的神色凝重笔直站立。警方要求围堵的群众离开，之前碰到的那位婆婆直视那位警察说：我今天站出来也是为了你往后的日子比较好过！警方用手放在嘴上作“嘘”状，下一秒就消失在人群中继续执行任务。僵持不下，本土派尝试前进，警方最终解开封锁放行，身后立刻传来即时评论，“呐，呢D咪叫做群众力量咯！”
从金钟政府总部一路走到中联办，经过最热闹的商业区，也有最市井的旧街道。在曾经最讲究法治的香港境内，有人仅仅因为出版和销售禁书即被强制噤声。钢铁水泥下的肉体生灵，如何与强权斗争？
对付无力，唯有行动
终于走到到中联办（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大楼，仰望才能见尽头的办公楼在渐黑的阴天中更显空洞。铁闸内只站了几位看守/通报人员，铁闸外绑满黄丝带，丢进铁闸内的标语牌连落地回声也没有。警方在队伍后头一路收窄绑着荧光橙丝带的三角路障，路口对街、站牌角落，天桥底下，仍佈满各处，一语不发望着同一方向。
社会运动该如何介入生活，成为恆常，同时又不能仅止于表态，是一路上在思考的问题。“所以回到社区教育很重要，社区能凝聚很多力量”，那位不断高喊口号的义工这样自我期许。社运该如何结合媒体、公民团体之间如何相互磨合、适时与政党流派接合动员，必要时互相“骑劫”，以在接纳差异的前提下，最大化群众效果，凸显议题的急迫性与重要性？如何让人们感觉事件关乎自身，身体与政治如何连接，意识如何提升，以致方法如何更充分，才能与其他的鸡蛋相见，让高牆破裂？如何能更靠近真实一点？如何能想像更美好的世界？无数问题在脑海追问，问的是自己的行动意义，也是对社会无力感的回应方式。
站着等警方开路时，我问身边的七旬老人累不累，他说“都会累啊。不过还是要出来。我会一直走到我走不动那一天。”也许只要持续行动来回应满心的愤懑、无力、伤痕，就是唯一让自己保有力量的答案。
鸡蛋与高墙（照片取自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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