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於2015年10月11日《街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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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人物】监狱如果是为了改变人（下）
文 / 邓婉晴 访谈 / 杨洁、邓婉晴
照片 / 网络、林文蔚面子书
照片 / 网络、林文蔚面子书
林文蔚
自1999年开始在台湾从事狱卒工作，至今已16年。2010年前开始在监狱一天一涂鸦，引起回响，及后出版《狱卒不画会死》一书，并多次举办巡回联展或独展、讲座分享，冀望透过经验与人的生命故事，反思监狱制度与刑罚文化。
用记录来反思监狱文化
“向望HOPING”展览静静地矗立在“亚洲死刑大会”会场，平面的图文，却呈现出立体的监狱想象。让更多人看见围墙内的故事，是林文蔚带着画与故事巡回分享的目的与期望。
文蔚从2010年开始画画，正是他对狱卒这份差事，开始从对立的角度反思自己的位置，以及狱镇制度的初衷的时候。他说会画画，也是一个偶然。“一开始曾以日记的方式来记录，但发现日记像在记流水账。我就想好吧，就做一个图文并茂的，所以就开始画”。
画画从此成了他的工作笔记，日常所见所想、对制度的质疑、对改变的渴望，都以再现的形式被记录在案。把图放在面子书后，也渐渐引起朋友注意，才了解到监狱原来长这样。
10几年来与监狱为伴，他喜见自己能以艺术的形式介入，并架起外界对监狱制度这个公共议题的认识桥梁。如今他到处分享和巡回展览，某程度上也打破及挑战了制度里一直维持着高高在上的傲慢姿态。监狱里有长官力挺，也有不满、要图文先送审才能展出的。但他认为，办展览、出书并不是希望伤害任何人，而是希望围墙里发生的事，制度的问题，基层的苦闷，可以让更多人看见、听见。“我在这工作十几年，这个职场给我很大的支持，我也希望用我的方式回馈它。”
他的创作结集成书出版以后，有政治大学的法律系老师向他反映，以前每次讲到刑罚执行，都没办法讲下去，因为一直以来，这个部分都是空白的。甚至即便带队到监狱参观，走的却是人文观光路线，看的是样本，与实际状况仍天差地远。一直到有了这本书，以及文蔚随后在《人本教育》杂志定期写专栏，才慢慢拼凑出那个世界的真实面貌。
“监狱制度在整个司法的讨论里，是空白的。台湾会讨论所谓的“恐龙法官”、不公审判，但不会去看执行面的问题。”
文蔚想要做的回馈，就是正视、面对、反省和讨论。
死刑剥夺一个人的生命，真的好吗？
他认为，台湾社会到目前为止，都没有重新思考整个监狱和刑罚制度，究竟哪里出问题。比照日台监狱，日本2亿人口，收容人才有8万；但台湾只有2千万人口，却有6万收容人，其中的三分之二是毒品犯罪。在大部分国家都将药物滥用或毒品除罪化的时候，台湾反而越来越严厉对付。
文蔚的创作主角是监狱的任何场景、人物、对话、角落。他画看书的年轻人、不清楚自己为何而关的智障者、行动不便的轮椅长者、幽静的暗巷，干架的烈状、巡逻的长官、也画他自己。《读》是2014年的作品 （照片取自林文蔚面子书）
监狱超收，直接导致狱卒超时工作，现在的工作量是以前的三倍，而且劳动环境差劲。这一连串的结构问题，来自于社会对做错事的人就该被关被惩罚，不管你是偷窃、滥用毒品还是杀人，从而让政府也轻易地顺从民意，以监禁或严惩来解决问题，漠视真正的社会问题根源。将犯人处死，在某程度上也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态度。
针对死刑这个一直颇有争议的判决，他的体会是：当一个人要服从整个制度去赋予他的任务时，有时候必须要违背自己的良心。 “从古至今，所有枪决的执行者都会不断说他只是一个棋子、一个工具。相对来说，其他人会怎么看这个执行死刑的人？古代有刽子手，现在的执行者也不会暴露身份，也就是说从头到尾大家心里都知道一件事，杀戮其实是不对的，无论他的理由是什么。”
剥夺一个人的生命，真的是好吗？执行任务的角色又该如何自处？再者，台湾目前的司法现况混乱，法律疏漏，冤案重重，众所周知。如果是这样，我们为什么还要执行死刑？“有个朋友曾经跟我说，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还是要有死刑。但是我就常想，如果今天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愿不愿意当那个射子弹的人？或是受冤的人？”
除了司法判决腐烂，无法被信任，整个社会也非常缺乏对被害者的关怀。“每次提到废死运动，都很多人出来骂。但是真正在关心这些被害者的人，却是这些人。很多人只是出一张嘴骂，但是他做了什么？”
诚然，要谈废除死刑，随即面对的疑问必定是要如何严惩重犯？文蔚认为，台湾如果废除死刑，所有的刑法标准都要提高。也许现在判5年的，要判到8至10年。台湾是否做好了准备？
或者该问的，还是回到起点：刑罚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整个职场其实可以更友善
如果监狱被视为一个受刑人回归社会之前的准备场域，那么从设备、空间，到长官和受刑人之间的互动、待人处事和态度，都应该更平等及人性化。只可惜，目前的监狱制度离这一切都尚远。
文蔚举例，澳门的每间牢房都有冷气，台湾的则热到不行，连工作人员都没有。澳门的女收容人生了孩子，还可以指定孩子要吃什么牌子的奶粉，如果给她不同的牌子，她还可以喊告。但是台湾目前的监禁方式，连基本的善待也做不到。不仅对受刑人如此，对职员也不例外。
超载的工作量，令狱卒即便是生病发烧，也无法请假。更糟的是，职员如果犯错，长官不会去关心背后的原因，只会直接要下属写报告，然后惩处。
“整个职场其实可以更友善……如果今天你让我工作有成就感或目标，或许大家可以做得很好。但是你只在说不能这样那样，这些教条式的东西，只会让人压力，失去想象力。”
如果离开，不舍的会是年轻人
文蔚觉得，监狱提供了他一种能比较深层看见人的环境，除了有一班相处融洽的同事，（“虽然在他们眼中我可能是个怪胎”），也看到来来去去的各种人和事。问他会想做到退休吗？他笑着说，这是一个好问题。“当年想着只撑两年，结果做了16年。哪怕我说我会做到退休，说不定明年就走人。”
《如果云知道》，是文蔚在其他访谈中提到的，最喜欢的彩色画作之一。（照片取自网络）
如果有一天离开，会有不舍得的吗？隔着黑色眼镜框，他顿了一下，说会。
“基本上我不会主动跟他们（收容人）联络。我的想法是人出去了，就好好过他的生活。毕竟我是在监狱跟他们相遇，我尽可能不去打扰他们。”但因为如今面子书提供了另一种联结，他有时候看到已经出狱的孩子在他的帖子下按赞，他就知道他们还在。“我觉得这样就够了”。
对年轻的收容人的疼惜，可在书中的多幅画作中感受得到。但其实少年收容人是非常令人头疼，难以“管教”的。“有时去跟他们上课，他们都是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可是在制度里，他们又不得不听你的，要毕恭毕敬。我就会想，孩子的想法本来都是很开放的，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方法去改变他们？教条式的那种：你一定要听我的，他们不一定会改变。”
有一次他在桃园一个三天的夏令营，孩子一开始也对活动漫不经心，但当文蔚拿起笔开始画画，小朋友便慢慢围上来，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与好奇。后来他们的老师告诉文蔚，有一半的孩子回去以后，也开始每天在画画。文蔚开玩笑回答，“你跟他们讲，这很好，画画是可以把妹的。我就是画画才跟我老婆在一起。”
玩笑归玩笑，但背后反映的，是孩子如果接触到不一样的陪伴和对待，他们对生命的态度也说不定会明显改变。文蔚一直想要抓住，也希望监狱内外的人看到的，正是这些能改变生命的每一个契机和亮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