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於2015年10月10日《街報》
【街头人物】监狱如果是为了改变人（上）
文 / 邓婉晴 访谈 / 杨洁、邓婉晴
照片 / 网络及林文蔚面子书
照片 / 网络及林文蔚面子书
林文蔚
自1999年开始在台湾从事狱卒工作，至今已16年。2010年前开始在监狱一天一涂鸦，引起回响，及后出版《狱卒不画会死》一书，并多次举办巡回联展或独展、讲座分享，冀望透过经验与人的生命故事，反思监狱制度与刑罚文化。
在2015年6月11与12日一连两天的“亚洲死刑大会”上，会场外摆放了形形色色的年度报告书及国际特赦组织架设的仿真监狱，以视觉装置及海报解说来反思牢刑与惩罚制度。一旁的四面广告牌上，挂着多幅大小不一的画作，走近一看，都是监狱里的故事。英文解说中有的是诗，有的像自白，有的则像旁观者在侧述。这个旁观者，是在台湾宜兰监狱当了16年狱卒的林文蔚。访谈当天，他也是静静地站在展示区一旁的高脚圆桌前，细细说着他的体悟，桌上摆着《狱卒不画会死》新书以及画作的明信片。
从事狱卒，也因走投无路
监狱这个地方对一般人来说，里头不是牛鬼蛇神，就是制造麻烦或罪有应得的人。在监狱上班这个想法，恐怕也没有多少人会有。问起最初为何会“入行”，林文蔚说他也是因为“走投无路”，“就像监狱里很多人其实也是走投无路才去干那一票一样”。
那时找不到稳定的工作，从事监狱管理员工作的表哥鼓励他去考试，结果很幸运地一次就考上了。因为狱卒也是公务员，收入稳定，退休后有退休金，很多人都是冲着这些福利才去考试，对监狱的工作性质甚至不了解。也有部分把它当成踏板，有了稳定的工资再等时机换别的工作。
因为对新工作环境不习惯，开始上班后第一次放假回家，林文蔚就跟妈妈说，最多只做两年。“犯人太难管了，而且环境差，长官差，会刁难。”但连他自己也没想到的是，狱卒这份差事，一做就做了16年。
看到自己的社会责任那一晚，我失眠了
“其实一直到10年 前，每天上班都还是心不甘情不愿，压力很大。面对囚犯，都是带着对抗的心态和想法，很耗损。”毕竟当初找上这份差事也只为了三餐温饱。但是后来当他开始跟受刑人有交流，听过很多的故事之后，才真正看到监狱里活生生的“人”。
林文蔚为这幅2014年作的画取名为“农忙”，描述在墙里墙外一样劳作晒太阳的农杂役，虽然看见同一片天空，但身体却不自由。（照片取自林文蔚面子书）
他分享了几个故事，第一个是杀犯的故事。“杀人犯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都是非常凶残的，可是我接触的那位却是个非常温和的人。他在服狱10多年后获得假释，我有一次遇见他，问他过得怎样，他说还可以。我就问他出去后最难适应的是什么，他说：‘老实说，我觉得我还没有放过我自己。’我当时就很感慨，一个人都已经出去 了，可是他的心还是被关着，这样是很痛苦的。”
第二个例子，是受刑人被关了六年后出狱，如今已是位成功的企业家。但有一次文蔚再次遇到他，问起他过得怎样，他告诉文蔚，每天晚上太太即使在旁边，即便彼此很相爱，他也没办法抱着太太睡觉。那是因为他每晚都必须要想象自己仍躺在当年的监狱里，那张又短又窄的床上，身体蜷缩起来了才有办法入睡。
这些说着云淡风轻却很厚重的故事，都令文蔚逐渐反思，现有的监狱制度究竟是为了什么。“制度一开始的设计就是为了要改变人，可是这个制度到底改变了什么？如果当制度渐渐稳定，到最后反而因为大家都只服从制度，让制度最后成了一个残害人民的工具或主体，那么它对人真的是好的吗？”
“六年前当我看到自己的社会责任的那一晚，我失眠了。”所谓的社会责任，是重新检视自己的位置，如何在受刑人与社会之间扮演积极的角色。
既然进来了，我就陪他们走一段
有个被判了无期徒刑的青年，入狱之后每周都要打架一两次。他有一次跟文蔚说起自己有睡眠困扰，并提到非常后悔和责怪哥哥，因为当年是哥哥怂恿他犯罪偷窃，还奸杀女主人，放火烧房子。但他口中不能原谅的哥哥已经被枪决了。
后来文蔚去看他的报告，发现哥哥在他们被逮捕后就立刻认罪，而且承认自己是主谋，弟弟则打死不认。当文蔚再次听他抱怨起哥哥时，就告诉他：其实你的哥哥非常爱你，第一时间认罪是在保护你，你的失眠也许是因为感到亏欠，以及欠他一句谢谢。青年听了之后沉默良久，但过了约半个月就不再打架了。后来他见到文蔚，甚至主动告诉他，其实当年是他找哥哥去犯案，房子也是他烧的。
很多监狱里的同事都认为，这些被关进来的人都是无法教化的。但通过真正的交流，文蔚却一再肯定，受刑人是可以改变的，特别是当他们开始去面对罪责的时候。
“监狱基本上就是一个杀戮战场，每个人都要武装保护自己，收容人也不例外啊！他即使在社团里是龙蛇虎头都好，但在监狱里他跟家人和朋友的关系是疏离的。他如果真的信任你，会是掏心掏肺的。我觉得那个改变的契机就在那里。
“所以我不会去批判他们到底做过什么事情，或应该被怎样。我觉得我的角色是既然他们都进来了，我就陪他们走一段。无论他们的终点在哪里，要往哪里去。至于他们能不能改变，真的要看他们自己。”如果在工作上还去批判他们已经被判的罪行和过错，他觉得根本没办法帮助任何人。
制度原本是为了改变人，但它做了什么？
- 虽然与受刑人不同位置，但文蔚的换位思考及敏锐的观察力，让他看见制度不堪的一面，并以锐利的笔锋和文字呈现。此画名为“看屁眼”。（图文说明请看林文蔚面子书）
他甚至把监狱所工作形容为一项服务业。这个服务业当然与一般的服务业不同——虽然台湾的监狱的确是有个按钮让受刑人随时呼叫狱卒。所谓的服务业，是在不强制他们服从于权威的情况下，真正帮助和改变受刑人。
“我觉得，我们和受刑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某种程度的合作和共进，而不是对抗。”
只可惜，这种认知在监狱中，林文蔚肯定是少数。即便是与受刑人聊天，长官也会指责——虽然他们也时常要求狱卒多关心收容人，以防任何事故发生。长官对下属基本上只有指示，没有信任。
文蔚认为，台湾目前的监狱管理制度依然沿用着白色恐怖时期，以思想禁锢、半军事化及“恐惧管理”（management of fear）的方式。无论是狱卒对受刑人，还是长官对狱卒，都是以高压的方式来让人臣服。在狱中要唱军歌、受刑人的书信必须审查内容，就像当年对待政治犯一样。
这样的规定在其他地区若非早已灭绝，就是近乎荒谬。“香港受刑人的出境检查就是摸看有没有夹带违禁品而已，不看内容。但是台湾必须看内容，而且是一字一句看，看完还要在书信表写上“READ”的字眼。如果他今天写了监狱里不好的事，或是他看见的事实，就不被允许寄出。”
听说在更久以前，长官会拿着电击棒来“欢迎”受刑人，以下马威的方式让他们因畏惧而任由摆布。“这样的确是很好管，可是这个人承受的精神压力，会对他的内在造成什么影响？”
长官利用绝对权力在监狱呼风唤雨，与整个社会默许应暴主义不无关系。
我们有准备让他们回归社会吗？
林文蔚画笔下的独囚室。囚犯长期被单独囚禁，会对内心造成什么影响？为回归社会的有何积极意义？（照片取自林文蔚面子书）
监狱如果是为了改变人，就应该提供让受刑人往后出来再次面对社会，并被社会接纳的准备。但现实是，监狱仿佛成了万恶者的终极地，进去的人为何而进，出来之后如何重生，都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没有多少人关心。讽刺的是，台湾的《监狱行刑法》第一条即阐明：徒刑、拘役之执行，以使受刑人改悔向上，适于社会生活为目的。实际上，无论是监狱还是社会，都没有接纳受刑人归附社会的准备。
“罪刑甚重的受刑人，我们都假设他会老死在监狱里。可是如果有一天他们真的假释了，也许又会有人死在他们手上。因为十几二十年来，他们都是单独一人被关在小小的囚房里，内在肯定是扭曲的。但是我们的制度做了什么？就只是把他关了，很简单。可是社会责任在哪里？他有一天是要回家的，他回去之后怎么办？”
还有一种案例是，文蔚曾與一个1991年就被送监懲治的著名杀人犯交手，对方誓言要把他的头扭断。面对这样失去理智的判断，文蔚想的反而是：受刑人当初就是有精神问题才会去犯案，他不会觉得自己有病，犯下的罪行有多严重，可是监狱本身却没有主动的医疗机制，去提供改变或医疗的契机。这样的环境要如何去改变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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