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 - 轉載】绝望的何止危机处理

後記 [ 20140705] ：

2014年3月8日，馬來西亞發生史上第一次飛機離奇失蹤案件。

此文原本只張貼在個人面子書，後被當今編輯咨詢是否能轉載，經同意同轉貼至當今評論。

從未做過即時評論的事，甚至在當今面子書張貼文章之後被瘋狂轉載，下面數千筆排山倒海而來的情緒性comment都不太敢去讀，只希望當初本著沉重、憤怒和絕望得無法發聲而寫下的這些文字，不曾對當事人造成更大的傷害，製造更多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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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望的何止危机处理

2014年3月10日 下午4点32分

如果没有国际媒体一开始就为马航的过往飞行良好纪录和两位机师持平背书，恐怕整起事件还会遭到更多倾向人为技术不当的质疑和谩骂。

归根究底，是我们对任何国家控制管理的机关，都已经彻底失去信心。所以我们宁愿一再刷新国际媒体的报道，宁愿对街边社的消息半信半疑，也不再相信所谓官方的确认等待会认真执行。

马航一开始就错失了让家属感到能信任与托付的机会和信誉资本，一旦信誉破产，要挽回与补救已经很难（倘若真有心补救）。而面对这种如今举世震惊的马来西亚政府彻底失败的危机处理、官僚作风、反应迟缓、太极管腔、草草结束，我们又如何不熟悉。

这次赤裸裸暴露在国际镁光灯下的，从公关灾难、安检漏洞、到专业人员缺乏训练，只不过是国人每天都在面对与承受的社会放大镜。只是这次流著泪大声呼喊却没人回应的，是外国人居多，而我们只能隔著海岸看著电视，对著新闻发布会上支支吾吾的负责人，无言以对。

国家放任交通意外事故

不禁在想，空难如果也算是交通意外的一种，遇难家属的心情其实是一样的。事实上比起陆路交通，飞行交通已是相对安全的，特别是对比起在世界陆路交通意外名列前茅的马来西亚。

空难的可怕在于一次性的伤亡涉猎人数与因素范围很广，但为何我们不曾群起愤概于国家多年来放任交通意外事故高居不下的问题？

公路意外也许涉及的多是私家车的个人驾驶操守等问题，飞机的客观与不确定因素则的是乘客无法控制与选择的；但国家在减低公路意外的动作上，从预先防范、执 法、制法、急救配备到事后处理，可有绩效的地真正加强过？而我们在每年近7000人的车祸死亡率面前，除了自保，又做过/能做何种举动？


无法不正视灾难与腐朽

这两天坐在电脑前为这场空难如此揪心彷徨生气的我们，究竟又是因为事件的渲染和发展如此触目惊心、接近而真实；还是因为那是马来西亚的航空公司所以因身份的认同而特别有同理心？

因为“自己国家”的飞机出了问题令“他国”的人受委屈和必须领教我国处理问题的方式，而感到难堪与蒙羞的成分，占了多少？

最后想说的是，自小因故经常来回新加坡，乘搭的不是夜铺火车就是马航班机。对她的记忆和经验是好的，空姐会特别换位子和给玩具。

从那个廉价航空及空中巴士还不普及的年代至今，在马航都不曾经历过在其他航空班机会发生的飞机飞不稳、降落地面还会跳起来的惊人技术或服务素质等问题。

毕业离开澳洲的那一天，也是乘搭的夜班马航因在起飞前发现有问题，而请乘客下机，延迟了4个小时最后取消。对她的情意结，既便是发现近几年机位变窄、机餐变得很廉价，有时还是会宁愿付贵一点的价钱，只为了机上选择颇多的新电影。

所以她的沦落在于人为管理不当，正如马来西亚的沦落主要还是政府无能、人民督导不足所致。

在庞大的灾难和腐朽的体制系统前，尽管如何躲藏逃避，我们都无法视而不见。马来西亚让人心寒与绝望的，又何止是危机处理、信誉与国安的问题而已。

http://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256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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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 - 轉載】绝望的何止危机处理

後記 [ 20140705] ：

2014年3月8日，馬來西亞發生史上第一次飛機離奇失蹤案件。

此文原本只張貼在個人面子書，後被當今編輯咨詢是否能轉載，經同意同轉貼至當今評論。

從未做過即時評論的事，甚至在當今面子書張貼文章之後被瘋狂轉載，下面數千筆排山倒海而來的情緒性comment都不太敢去讀，只希望當初本著沉重、憤怒和絕望得無法發聲而寫下的這些文字，不曾對當事人造成更大的傷害，製造更多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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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望的何止危机处理

2014年3月10日 下午4点32分

如果没有国际媒体一开始就为马航的过往飞行良好纪录和两位机师持平背书，恐怕整起事件还会遭到更多倾向人为技术不当的质疑和谩骂。

归根究底，是我们对任何国家控制管理的机关，都已经彻底失去信心。所以我们宁愿一再刷新国际媒体的报道，宁愿对街边社的消息半信半疑，也不再相信所谓官方的确认等待会认真执行。

马航一开始就错失了让家属感到能信任与托付的机会和信誉资本，一旦信誉破产，要挽回与补救已经很难（倘若真有心补救）。而面对这种如今举世震惊的马来西亚政府彻底失败的危机处理、官僚作风、反应迟缓、太极管腔、草草结束，我们又如何不熟悉。

这次赤裸裸暴露在国际镁光灯下的，从公关灾难、安检漏洞、到专业人员缺乏训练，只不过是国人每天都在面对与承受的社会放大镜。只是这次流著泪大声呼喊却没人回应的，是外国人居多，而我们只能隔著海岸看著电视，对著新闻发布会上支支吾吾的负责人，无言以对。

国家放任交通意外事故

不禁在想，空难如果也算是交通意外的一种，遇难家属的心情其实是一样的。事实上比起陆路交通，飞行交通已是相对安全的，特别是对比起在世界陆路交通意外名列前茅的马来西亚。

空难的可怕在于一次性的伤亡涉猎人数与因素范围很广，但为何我们不曾群起愤概于国家多年来放任交通意外事故高居不下的问题？

公路意外也许涉及的多是私家车的个人驾驶操守等问题，飞机的客观与不确定因素则的是乘客无法控制与选择的；但国家在减低公路意外的动作上，从预先防范、执 法、制法、急救配备到事后处理，可有绩效的地真正加强过？而我们在每年近7000人的车祸死亡率面前，除了自保，又做过/能做何种举动？


无法不正视灾难与腐朽

这两天坐在电脑前为这场空难如此揪心彷徨生气的我们，究竟又是因为事件的渲染和发展如此触目惊心、接近而真实；还是因为那是马来西亚的航空公司所以因身份的认同而特别有同理心？

因为“自己国家”的飞机出了问题令“他国”的人受委屈和必须领教我国处理问题的方式，而感到难堪与蒙羞的成分，占了多少？

最后想说的是，自小因故经常来回新加坡，乘搭的不是夜铺火车就是马航班机。对她的记忆和经验是好的，空姐会特别换位子和给玩具。

从那个廉价航空及空中巴士还不普及的年代至今，在马航都不曾经历过在其他航空班机会发生的飞机飞不稳、降落地面还会跳起来的惊人技术或服务素质等问题。

毕业离开澳洲的那一天，也是乘搭的夜班马航因在起飞前发现有问题，而请乘客下机，延迟了4个小时最后取消。对她的情意结，既便是发现近几年机位变窄、机餐变得很廉价，有时还是会宁愿付贵一点的价钱，只为了机上选择颇多的新电影。

所以她的沦落在于人为管理不当，正如马来西亚的沦落主要还是政府无能、人民督导不足所致。

在庞大的灾难和腐朽的体制系统前，尽管如何躲藏逃避，我们都无法视而不见。马来西亚让人心寒与绝望的，又何止是危机处理、信誉与国安的问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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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 - 按圖索驥] 從“我”到“我們”

从“我”到“我们”

2014年1月9日 上午11点19分

【时政】按图索骥

2013跨年前夕，与家人坐在一起看报纸聊家常，看到倒数示威的新闻报导，老妈再次叮咛最好不要出席。我问为什么，这几年看到了那么多的人民力量，你还是 会怕？老妈答说政府在大选前还会忌你三分，但现在大选已过，那些人说会抓人是真的会抓的，表达意见有很多种，不要去冒这种险啦。

有点诧异，原以为经过这几年那么些事，那么多的公民运动崛起，目睹了那么多场政治丑闻闹剧、苛捐杂税不公不义，所谓官逼民反，民心至此大概业已普遍对上街表达心声这样的方式和目的，虽不致认同，但也基本有所共识。

显然，这个千呼万唤方始出来的505大选，在经过一连串的高潮迭起之后，虽不至于回到原点，但大部分朋友却仍已回归保守位置，抱着“我们还能怎样”的心态，只待下一个“时机”才现身，履行公民责任。

公民团体逐渐沉寂，参与者也显见同质。现下，通货膨胀，紧缩荷包，顾好自己才最重要，有闲钱的时候拿来吃喝玩乐，别人的事我除了在网上在咖啡馆骂几句，也就只能这样了。

 

个人与公共的薄弱连结

当然这绝不能怪谁。我们谁不是从小就被教导管好自己就好。在推崇个人主义与个人成败的世界，以自我为中心，个人利益优先是必然的常态。

特别是在城市生活的人，在围篱社区里防贼防盗瞻前顾后过日子，同一区的邻里住了好几年却也可以不打招呼不串门子。一人一部私家车，可以勉强忍受紧闭车窗塞在车贴车高灯乱射的车龙中，却无法接受共车，甚至对公共交通里人太多粘太近感到无比厌恶，产生变相的人群恐惧症。

有朋友凡举外出，宁愿死忍也从不进公厕，哪怕是卫生且干净的。有者从不逛夜市不吃路边摊只上餐馆，从不去公园只有购物商场才能打发时间，才称得上所谓消遣。

这些举措与习惯固然成因于安全、卫生环境、便利性等各种客观因素。然而也是长期以来社会对于私与公、个人与公共的模糊认知及薄弱连结，才导致我们今天相较 于属于“自己、个人的”事务，一切关系到公共的，从公职人员到公共场所、公共设施，乃至公共利益的概念等，都鲜少主动去关心，觉得那是属于彼此的，进而去 付诸行动参与建设、保护，以至在被粗暴对待的时候挺身捍卫。

 

热烈的虚拟公共领域

唯一在“公共领域”显得特别活跃且积极的，是在面子书等社交网络、或新媒体网页上的来往互动。因其便利性及肉眼能见的即时性，从在新闻帖子踊跃留言，到自 行制作图文来表达立场和意见，网络俨然已成为特别是年轻一代沟通及交换讯息的媒介。许多的运动也是靠着这样网民自发传送与响应而达到了动员的目的。

因为资讯的流通，民智在近几年来看似是大跃进，草根自立救济团体，相互声援与看见/被看见的空间也变得更活络。但是民智的开化，如果没有得到深化，很容易就会变得空洞，最后只沦为情绪性的隔山叫嚣、民粹护主、非友即敌、二元对立的论调，缺乏理性讨论与据理力争。

如今随便阅览一些拥有几十万跟随者的媒体面子书专页，很容易就能发现，这种情绪性的叫骂、一切都是当政者的错、针锋相对多于就事论事的帖子，占了绝大多数，也总是轻易地就模糊了主要讨论的焦点。

长久下去，不免担心倘若社会上掌握资讯优势的我们，都一直只停留在表面无法将问题深化成讨论，或学会聆听与接纳社会不同的声音，我们又如何让社会前进？

说是掌握资讯优势的一群人，是因为马来西亚虽然有66%的网络普及率，但资讯的不平等依然存在，特别是在城乡地区。即便是家里有网络的，也会因阅读习惯与 消费媒体不同，而得到不相同、不对等的资讯。同一个课题，网上的“主流”之声与网外的“主流”显然也是不同的，否则长期消化平面媒体的长者也不会持有这样 的“反对”意见。

“我们”的公共思考

当然，网络空间的私密性与公共性，似是同时存在。这也就连接到个人观察所得，发现一个社会若要活络要跳动，需要一个“我”与“我们”同时存在。社会若是要 更进步，每一个人都要学习从“我”扩大至“我们”的公共思考模式，这不仅仅是政治显要或领袖人物在致辞的时候才用的代名词。

我们必须意识到个人存在于社会，不仅仅是个人的，同时也具有其社会性。因此面对社会上的种种，只要你还共享着社会上的资源，你就不应不闻不问坐视不理；同时也不能因着自己的利益而剥夺他人同样应当享有的权益。

然而当我们说“我们”的时候，这个“我们”是谁？是指所有马来西亚公民，是指单一族群，生活在城市里的每一个人，还是跨越宗教肤色语言年龄乃至国籍的所有人？

“我们”包不包括没有身分证的外籍劳工？包不包括半游牧却一再被驱赶的砂拉越原住民？包不包括因没有身分证而无法到正规学府受教育，只能躲在光鲜大厦后的小社区自给自足的缅甸难民？

如果我们相信人人平等，当我们在为新经济政策及种族固打制愤愤不平的时候，工厂里请来的外籍劳工为何不能享有同工同酬的待遇？当一男一女能够与喜欢的人成家结婚，为何同性相爱与婚姻不被接受？

在我们思考“我们”应该要有怎样的社区，应该要有怎样的政府和政策的时候，唯有将“个人”同时看成是“社会共同体”，也唯有将在同一个社会中一同生活的所有人，都纳入平等政策的考量，以及共同生活的一分子，我们才有可能最大化所有人及整体社会的生活素质。

 

改换角度看见制度缺陷

长久以来，正是因为许多公共机关鲜少受到监督与挑战，为将需负的责任减至最低，往往将社会发生的事情归咎于个案或个人过失，让个人去承担一切风险。

例如，你若生病没钱付医药费，就只能怪自己为何没有早早买保险，而不是去质问国家为何没有提供完善的医疗政策。又或者你走在街上被打劫被非礼，是因为你不够小心，穿得太暴露，太迟回家，落单，或选择黑暗的路走，而非因政策上的缺陷让人民无法获得应有的保障。

倘若大家都能从“我们”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也许下一次当你看见越来越多的人在高速公路的两旁，提着大包小包横过马路时，除了因为受惊吓而大骂一句“走在马 路中间，找死啊！”之余，还会开始深入思考，那可能是因为行人天桥不友善或不足够、公交系统残缺不全、物价高涨让穷人负担不起车马费的原因，才会让社会低 层阶级的人这么做。

体认到了这一层，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去探寻，若要投诉天桥不够或教育不足，我们能够怎么做，要打什么电话跟什么人反映，而不是只在网上宣泄乱骂一通。

倘若体认到社会属于“我们”，我们是否将会更清楚地看见百年古迹在建不完的商业大楼中凄然铲平，也闻到私家车数量逐年激增导致的乌烟瘴气，还有路边总在热晒雨淋无瓦遮头却巩固铺平了每栋建筑的地基水泥的劳动者的身影？

“我们”看见国家的不长进，看见社会的种种弊端，但“我们”更需要步出自封的围篱，看见彼此。面对现下的种种局面，“我们”其实都有拨乱反正的能力与责任。

今后“我们”为何而奋斗

还记得在大选热的那短短一个月里，我们见证了每场讲座都万人耸动的场面。想求变的民心，转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狂风，体现在一呼百应的物资和人力支援上。面子书疯狂转载的每一则新闻，每一个自制头像，每一件卖出去的T恤，虽然不乏凑热闹与好事者，但大多仍属民意。

还有那些在海外自行组织串联，动员鼓励彼此，高呼Jom Balik Undi，争取海外投票的游子，都是因为对国家还有身分认同，认为只有“我们”才能改变国运，才会创造出如此史无前例的生死决斗之势。

那些年，一波又一波的黄潮集会，淹没体育馆的黑潮巡回，以及让所有人因为相信国家可以变的更好而愿意放手一搏，尽力一试的勇气与信心，已注定成为我们这些Bersih世代的集体记忆。

这是2013年的“我们”曾经相信过，也做到过的事。今后的“我们”又将为何而奋斗，期许着怎样的时代与精神面貌？当时的“我们”和往后的“我们”，含括与对话的对象，又是否有所转变？

新年伊始，预知的可恶政策一个紧接一个，启动正向思考模式，也许这也正是我们实验与锻炼自己的开始，当个不冷血的公民，多关心除了自身以外跟公共有关的事。在尊重多元的基础上，学习思考、时时警惕与反思、主动参与社会运动及公共一体的讨论、并为自己的言行负责。

毕竟当我们还能通过无线网路书写及阅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们已经是这个社会中处于优势的那群人。永远不要忘记社会其他比我们弱势的“我们”，更缺乏管道汲 取资讯的“我们”，及那些游离在社会边缘的“我们”。唯有当他们也一起被看见，一起向上流动，“我们”所生活的这片土地，才会有更多不一样的可能。

http://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25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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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到“我们”

2014年1月9日 上午11点19分

【时政】按图索骥

2013跨年前夕，与家人坐在一起看报纸聊家常，看到倒数示威的新闻报导，老妈再次叮咛最好不要出席。我问为什么，这几年看到了那么多的人民力量，你还是 会怕？老妈答说政府在大选前还会忌你三分，但现在大选已过，那些人说会抓人是真的会抓的，表达意见有很多种，不要去冒这种险啦。

有点诧异，原以为经过这几年那么些事，那么多的公民运动崛起，目睹了那么多场政治丑闻闹剧、苛捐杂税不公不义，所谓官逼民反，民心至此大概业已普遍对上街表达心声这样的方式和目的，虽不致认同，但也基本有所共识。

显然，这个千呼万唤方始出来的505大选，在经过一连串的高潮迭起之后，虽不至于回到原点，但大部分朋友却仍已回归保守位置，抱着“我们还能怎样”的心态，只待下一个“时机”才现身，履行公民责任。

公民团体逐渐沉寂，参与者也显见同质。现下，通货膨胀，紧缩荷包，顾好自己才最重要，有闲钱的时候拿来吃喝玩乐，别人的事我除了在网上在咖啡馆骂几句，也就只能这样了。

 

个人与公共的薄弱连结

当然这绝不能怪谁。我们谁不是从小就被教导管好自己就好。在推崇个人主义与个人成败的世界，以自我为中心，个人利益优先是必然的常态。

特别是在城市生活的人，在围篱社区里防贼防盗瞻前顾后过日子，同一区的邻里住了好几年却也可以不打招呼不串门子。一人一部私家车，可以勉强忍受紧闭车窗塞在车贴车高灯乱射的车龙中，却无法接受共车，甚至对公共交通里人太多粘太近感到无比厌恶，产生变相的人群恐惧症。

有朋友凡举外出，宁愿死忍也从不进公厕，哪怕是卫生且干净的。有者从不逛夜市不吃路边摊只上餐馆，从不去公园只有购物商场才能打发时间，才称得上所谓消遣。

这些举措与习惯固然成因于安全、卫生环境、便利性等各种客观因素。然而也是长期以来社会对于私与公、个人与公共的模糊认知及薄弱连结，才导致我们今天相较 于属于“自己、个人的”事务，一切关系到公共的，从公职人员到公共场所、公共设施，乃至公共利益的概念等，都鲜少主动去关心，觉得那是属于彼此的，进而去 付诸行动参与建设、保护，以至在被粗暴对待的时候挺身捍卫。

 

热烈的虚拟公共领域

唯一在“公共领域”显得特别活跃且积极的，是在面子书等社交网络、或新媒体网页上的来往互动。因其便利性及肉眼能见的即时性，从在新闻帖子踊跃留言，到自 行制作图文来表达立场和意见，网络俨然已成为特别是年轻一代沟通及交换讯息的媒介。许多的运动也是靠着这样网民自发传送与响应而达到了动员的目的。

因为资讯的流通，民智在近几年来看似是大跃进，草根自立救济团体，相互声援与看见/被看见的空间也变得更活络。但是民智的开化，如果没有得到深化，很容易就会变得空洞，最后只沦为情绪性的隔山叫嚣、民粹护主、非友即敌、二元对立的论调，缺乏理性讨论与据理力争。

如今随便阅览一些拥有几十万跟随者的媒体面子书专页，很容易就能发现，这种情绪性的叫骂、一切都是当政者的错、针锋相对多于就事论事的帖子，占了绝大多数，也总是轻易地就模糊了主要讨论的焦点。

长久下去，不免担心倘若社会上掌握资讯优势的我们，都一直只停留在表面无法将问题深化成讨论，或学会聆听与接纳社会不同的声音，我们又如何让社会前进？

说是掌握资讯优势的一群人，是因为马来西亚虽然有66%的网络普及率，但资讯的不平等依然存在，特别是在城乡地区。即便是家里有网络的，也会因阅读习惯与 消费媒体不同，而得到不相同、不对等的资讯。同一个课题，网上的“主流”之声与网外的“主流”显然也是不同的，否则长期消化平面媒体的长者也不会持有这样 的“反对”意见。

“我们”的公共思考

当然，网络空间的私密性与公共性，似是同时存在。这也就连接到个人观察所得，发现一个社会若要活络要跳动，需要一个“我”与“我们”同时存在。社会若是要 更进步，每一个人都要学习从“我”扩大至“我们”的公共思考模式，这不仅仅是政治显要或领袖人物在致辞的时候才用的代名词。

我们必须意识到个人存在于社会，不仅仅是个人的，同时也具有其社会性。因此面对社会上的种种，只要你还共享着社会上的资源，你就不应不闻不问坐视不理；同时也不能因着自己的利益而剥夺他人同样应当享有的权益。

然而当我们说“我们”的时候，这个“我们”是谁？是指所有马来西亚公民，是指单一族群，生活在城市里的每一个人，还是跨越宗教肤色语言年龄乃至国籍的所有人？

“我们”包不包括没有身分证的外籍劳工？包不包括半游牧却一再被驱赶的砂拉越原住民？包不包括因没有身分证而无法到正规学府受教育，只能躲在光鲜大厦后的小社区自给自足的缅甸难民？

如果我们相信人人平等，当我们在为新经济政策及种族固打制愤愤不平的时候，工厂里请来的外籍劳工为何不能享有同工同酬的待遇？当一男一女能够与喜欢的人成家结婚，为何同性相爱与婚姻不被接受？

在我们思考“我们”应该要有怎样的社区，应该要有怎样的政府和政策的时候，唯有将“个人”同时看成是“社会共同体”，也唯有将在同一个社会中一同生活的所有人，都纳入平等政策的考量，以及共同生活的一分子，我们才有可能最大化所有人及整体社会的生活素质。

 

改换角度看见制度缺陷

长久以来，正是因为许多公共机关鲜少受到监督与挑战，为将需负的责任减至最低，往往将社会发生的事情归咎于个案或个人过失，让个人去承担一切风险。

例如，你若生病没钱付医药费，就只能怪自己为何没有早早买保险，而不是去质问国家为何没有提供完善的医疗政策。又或者你走在街上被打劫被非礼，是因为你不够小心，穿得太暴露，太迟回家，落单，或选择黑暗的路走，而非因政策上的缺陷让人民无法获得应有的保障。

倘若大家都能从“我们”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也许下一次当你看见越来越多的人在高速公路的两旁，提着大包小包横过马路时，除了因为受惊吓而大骂一句“走在马 路中间，找死啊！”之余，还会开始深入思考，那可能是因为行人天桥不友善或不足够、公交系统残缺不全、物价高涨让穷人负担不起车马费的原因，才会让社会低 层阶级的人这么做。

体认到了这一层，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去探寻，若要投诉天桥不够或教育不足，我们能够怎么做，要打什么电话跟什么人反映，而不是只在网上宣泄乱骂一通。

倘若体认到社会属于“我们”，我们是否将会更清楚地看见百年古迹在建不完的商业大楼中凄然铲平，也闻到私家车数量逐年激增导致的乌烟瘴气，还有路边总在热晒雨淋无瓦遮头却巩固铺平了每栋建筑的地基水泥的劳动者的身影？

“我们”看见国家的不长进，看见社会的种种弊端，但“我们”更需要步出自封的围篱，看见彼此。面对现下的种种局面，“我们”其实都有拨乱反正的能力与责任。

今后“我们”为何而奋斗

还记得在大选热的那短短一个月里，我们见证了每场讲座都万人耸动的场面。想求变的民心，转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狂风，体现在一呼百应的物资和人力支援上。面子书疯狂转载的每一则新闻，每一个自制头像，每一件卖出去的T恤，虽然不乏凑热闹与好事者，但大多仍属民意。

还有那些在海外自行组织串联，动员鼓励彼此，高呼Jom Balik Undi，争取海外投票的游子，都是因为对国家还有身分认同，认为只有“我们”才能改变国运，才会创造出如此史无前例的生死决斗之势。

那些年，一波又一波的黄潮集会，淹没体育馆的黑潮巡回，以及让所有人因为相信国家可以变的更好而愿意放手一搏，尽力一试的勇气与信心，已注定成为我们这些Bersih世代的集体记忆。

这是2013年的“我们”曾经相信过，也做到过的事。今后的“我们”又将为何而奋斗，期许着怎样的时代与精神面貌？当时的“我们”和往后的“我们”，含括与对话的对象，又是否有所转变？

新年伊始，预知的可恶政策一个紧接一个，启动正向思考模式，也许这也正是我们实验与锻炼自己的开始，当个不冷血的公民，多关心除了自身以外跟公共有关的事。在尊重多元的基础上，学习思考、时时警惕与反思、主动参与社会运动及公共一体的讨论、并为自己的言行负责。

毕竟当我们还能通过无线网路书写及阅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们已经是这个社会中处于优势的那群人。永远不要忘记社会其他比我们弱势的“我们”，更缺乏管道汲 取资讯的“我们”，及那些游离在社会边缘的“我们”。唯有当他们也一起被看见，一起向上流动，“我们”所生活的这片土地，才会有更多不一样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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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报] 为谁发展？谈土地正义与居住权

为谁发展？谈土地正义与居住权

2013年12月18日 中午12点28分

 

文 ：杨洁、邓婉晴

2013年10月23日，砂拉越上百名上游族（Orang Ulu）为捍卫原住民习俗地，在通往巴南水坝建地唯一的路上设置路障封锁道路，正式向砂政府与发展公司宣战，表明坚决不迁居，不要水坝的立场。

他们全天驻守在主要要道，举家扎营，忍受着恶劣的暴晒季雨、物资缺乏与觅食困难等问题，坚决要求合理的土地和资源赔偿。间中警方多次粗暴斡旋，逮捕了10位抗议者（其中还有一名儿童），并控上法庭。

原住民的抗争意识与行动显着提升，并非朝夕之事，而是经验累计所致。当政府在1982年建首座巴当艾水坝时，也曾承诺当地原住民将会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更好的生活环境、免费水电供应及良好的马路学校医院设施等；但许多承诺至今仍未兑现。

为让路给巴贡水坝而迁至双溪阿刹（Sungai Asap）的本南族，原属半游牧民族，以打猎为生。在政府分置的迁徙社区，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却叫他们难以适应。

仅有16平方尺的活动空间、高昂的水电费、一切以钞票交易的经济生活，上学要交学费、搭车、吃饭买衣都要钱。万余名本南人迁居后，约半数的人被迫到外处寻找工作，有者也选择搬到更高的干地进行农耕以维持生计，或回到旧区非法居住。如今双溪阿刹犹如空城。

经穆伦水坝再次导致河水泛滥，巴南水坝将是砂州政府水电计划中的第四座大型水坝。现已盖好的水坝已侵占了7万公顷的土地，预计12座或更多的水坝竣工后将 占去砂州至少10巴仙的土地。作为世界上最生态多元的州属，上万种植物品种、以及人猿、白虎等濒临绝种的动物都将受到严重破坏。

关于土地征收的纪录，有抗争的，或许还有机会留下蛛丝马迹，没有抵抗的，都扫在地毯底下。时间若推得更早些，在面子书、网络媒体未普遍以前，人民遇到土地征收或家园搬迁时的境遇更甭说记录下来。

以前，政府要征收你家的土地，你只能自认倒霉，不敢反对或抵抗，也觉得让路予公共建设是有道理的，所以摸摸鼻子领了赔偿金就收拾包袱离开。

现在，故事变了。地皮楼价居高不降、白象计划建了又建、公害案子不断进驻、政府承诺一一跳票、黑箱作业频频出包，这时候你开始觉得不对劲，为什么“发展”要建立在牺牲基本的居住权益之上？难道城市发展与土地正义势不两立？



图一：土地不正义，源自发展计划下的土地强征与家园迫迁。这里标记的每一处推土机式的发展，有过去式、进行式，也有未来即将发生的，记录仍是冰山一角。

发展必须符合土地正义与保障居住权益，让人们免于迫迁强征的恐惧，有尊严地生活。否则，它只是推倒生活、拆除人生的推土机怪兽。

 

谁的土地？推土机发展非但一个案

在现今任何事物都能议价买卖的世界，土地也许只是一种交易筹码，移动与搬迁或许也在这个迁移时代中习以为常。但对许多人来说，土地其实是生命，是生产与延续家庭、生计、文化、教育、身份认同等的基础根源。

特别是当权者以发展之名，高姿态地假定新居能提供原住民“更好的日子”，但现实却反而令生存变得更苛刻时，这不仅是巨大的文化冲击，更是褫夺一个族群原有文化的粗暴行为。

1851年，美国政府要求以15万美元买下印第安人200万英亩的土地。印第安索瓜米西族酋长西雅图（Chief Seattle）为此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讲，开头是：

“你怎能买卖天空和土地？这样的想法对我们来说是太奇怪了。清新的空气和荡漾的水并不属于我们，你怎么能买卖它们？地球的每一部分对我的族人来说都是神圣的……河里的每一个闪光都是在诉说我们民族生命中的某一件事。潺潺的水声就是我们祖先的声音……”

这究竟是谁的土地？谁有资格拆散别人驻扎已久的家园，将蕴含着一切历史文化语言故事的社区铲平？当一切都以数字为关键与衡量标准的时候，该如何提醒与捍卫以人为本的居住正义？

土地不正义的事，又只是发生在偏远的原住民部落吗？

2013年10月31日，发展商Mega 9在警察的“护驾”下强行拆除文丁客家村房屋、政府为发展争议性的国光石化计划强逼边加兰村民搬迁、让路于捷运计划的苏丹街历史建筑、甘榜伯仁邦 （Kampung Berembang）曾五度遭安邦再也市议会以暴力手法拆除、推土机也伸向双溪毛糯麻风病院……

太多类似这样的土地强占、居民迫迁、拆除文化、活埋历史的事件层出不存，已经不能以“个别”、“地方性”、“单一逐件”个案来看待与理解这样的“疯狂推土机式发展”的社会现象。

强拆迫迁的事件不是马来西亚的“独有”现象，这样的推土机发展在拥抱新自由主义、地产霸权、黑箱政治的各地屡见不鲜。



图二：2010年，台湾两百多名警力封锁苗栗县竹南镇大埔里，让怪手开进即将收成的稻田，压毁了农民的心血，强征农地的恶行引起社会哗然。农民奋起反抗，同年底在稻田上，割出“土地正义”四个大字。照片取自台湾农村阵线。

 

官商警连手相护：合理化拆迁

政府协助发展商开路，选择性地公开与隐藏信息，依据官僚化程序发函至拆迁户。不谙政府公文或相关法令的村民，很多时候是在没有充分了解自身申诉管道或居住权益的情况下，求助无门。不愿意搬迁或让步的村民，就会遇见警力围攻，让推土机强行拆除房子与征收土地。

官方经常利用两种说法来对付或污名化“不合作”的村民。当面对无产权的村民，就会残忍地推搪无产权者并没有法律依据的保障，所以无权居留，无视那里是他们生活大半辈子的家园。

另外，在应对有产权的村民时，就会以“多数人公共利益”为借口，诬蔑村民自私自利罔顾大部分人的利益、反发展，甚至千方百计令其土地不续约或变成非法。

有无产权者，在推土机发展里，没有居住权保障、无土地正义可言。最后，只剩下政商权贵的超高级住宅是这片土地上唯一的安乐土。【注：参见文末“适足住房权”概念介绍】



图三：政府把草率的通知会说成公开咨询，以居民“自愿迁徙”来合理化水坝进驻工程，许多承诺过的赔偿都未全兑现。以本南族、加央族与肯雅族为主的原住民在经过巴当艾、巴贡与文莪水坝的前车之鉴后，抗争意识已大大提升。

图为原住民在通往巴南水坝兴建地的唯一路上设置路障，令推土机无法进驻。照片取自“拯救河流”主席Peter Kallang。

 

土地正义：公平与差异原则

我们经常听见反对迫迁的村民说，我们不是反发展，我们要发展，可是不是要这样（流离失所、公害威胁）的发展。他们指出问题的关键：“发展”是不是只有一种方式？

过去，发展主义主导下的城市与空间规划，除了推崇超英赶美的建设，也塑立某种“现代化”都市的想象，一栋栋象征“经济成长”的钢铁水泥林立，人的移动与居 住被囚禁于火柴盒般的汽车公寓，没有再多元的生活空间想象，所以当城市不断扩张、地皮抄得越热的时候，就不断吞噬掉城市中心的“非典型聚落”或城市外围的 “边缘化村落”，所以只要跟“村或Kampung”、“老或百年”扯上关系的地方都容不下。

所谓土地正义，就是要符合公平与差异原则。任何人，无论肤色、阶级、年龄、身分，都享有平等的土地资源与居住品质，同时不同文化或阶级差异的族群都有权利可以因地制宜参与环境与空间规划。

当焚化炉、稀土厂不会出现在武吉东故豪宅区、孟沙豪宅区的住民不会担忧政府或发展商突然征收土地产权时，其他边缘弱势社群也必须平等享有健康良好的居住地，且免于突然被迫迁的恐惧。

另外，土地正义，正是要把在地方生活的“人”放置在最优先的地位。每个社区、每个生活模式的多元差异，必须纳进规划与土地政策里头，如何创建异质却活力的社区面貌，关键是居民的参与式决策。

 

决策的根本：日常生活空间经验

我们并不被鼓励对自身的生活空间拥有太多的自主意识。因此，当面对迫迁的问题时，经常也只从“赔偿问题”着手。土地每一丈量或许有个价，但是深耕在土地上的生活、文化、记忆、历史、情感如何量化？

当越来越多“不要赔偿，只要留屋”、“不拆不搬”的民间抗争时，其实挑战了官方与发展商对于土地使用与空间规划的想象。平民百姓不再被动地接受毫无变化与僵化的空间规划，反倒用日常生活空间经验述说自身最适宜的居住环境与生活方式。

涉及土地分配、城市规划的政策，若让官方与发展商一己决定，很容易代表某种阶级利益或变成一种支配霸权。谁同意国光石化进驻？谁赞同捷运计划建造？谁允许水坝工程进行？谁决定独立大厦起建？

如果这些“建设”牵涉人民的土地与空间，我们就有权利讨论并决定这些发展计划适不适宜执行。唯有参与式决策，才能更大公约数地保障居住权益。发展，建立于土地正义上，体现在如何让弱势族群可以尊严与自在的生活，并让老百姓免于被拆迁的恐惧，可以安居乐业。

 

图四：香港新界石岗菜园村反迫迁运动，村民首创先例，自力集体规划重建家园，以抵抗官方与工程师在城市空间规划忽略在地居民的生活经验。

图为2011年菜园村“新春糊士托，菜园滚滚来”废墟艺术节一景。照片取自http://opendoormakecar.wordpress.com/

 

注释：

适足住房权（The 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

 “适足住房权”相关内涵主要见于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CESCR）第11条第1款，其中提到“人人有权为他自己和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平”；而1991年颁布、用以阐释该条的《第四号一般性意见》 （General Comment No.4）开宗明义即揭示“适足的住房人权由来于相当的生活水平之权利”。

此外，《第四号一般性意见》明确指出“适足住房权”涵纳对象适用于“每个人”；对居住权利的保障不应狭隘地把住所视作商品，而是安全、和平与尊严地居住某地的权利。

从这个观点具体延伸，只要有“使用权”，无论租用、占用、非正规小区等各种形式，理应受一定程度的保障。

摘自：陈虹颖，2013年，〈居住人权，不该白审——厘清国际公约的住房权保障〉。《人籁论辨月刊》。

本文材料由黄伟宏、周慧盈整理 。

本文转载自《街報》第4期 （2013年12月）。

转载说明：

众意媒体推出《街报》，第1期已于9月15日与《火箭报》一起上街。取名《街报》，因为相信街头可以成为众声喧哗的地方，街坊可以成为自主公民，而街巷就是日常生活的政治场域。

《当今大马》近期获得该刊授权，转载部分内容，以推动公共议题讨论，激荡更多创意思考与实践。

以下各期免费在线阅读：

《街报》第4期 // 2013年12月

《街报》第3期 // 2013年11月

《街报》第2期 // 2013年10月

《街报》第1期 // 2013年9月

http://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249652 

注：此文资料有些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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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报] 为谁发展？谈土地正义与居住权

为谁发展？谈土地正义与居住权

2013年12月18日 中午12点28分

 

文 ：杨洁、邓婉晴

2013年10月23日，砂拉越上百名上游族（Orang Ulu）为捍卫原住民习俗地，在通往巴南水坝建地唯一的路上设置路障封锁道路，正式向砂政府与发展公司宣战，表明坚决不迁居，不要水坝的立场。

他们全天驻守在主要要道，举家扎营，忍受着恶劣的暴晒季雨、物资缺乏与觅食困难等问题，坚决要求合理的土地和资源赔偿。间中警方多次粗暴斡旋，逮捕了10位抗议者（其中还有一名儿童），并控上法庭。

原住民的抗争意识与行动显着提升，并非朝夕之事，而是经验累计所致。当政府在1982年建首座巴当艾水坝时，也曾承诺当地原住民将会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更好的生活环境、免费水电供应及良好的马路学校医院设施等；但许多承诺至今仍未兑现。

为让路给巴贡水坝而迁至双溪阿刹（Sungai Asap）的本南族，原属半游牧民族，以打猎为生。在政府分置的迁徙社区，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却叫他们难以适应。

仅有16平方尺的活动空间、高昂的水电费、一切以钞票交易的经济生活，上学要交学费、搭车、吃饭买衣都要钱。万余名本南人迁居后，约半数的人被迫到外处寻找工作，有者也选择搬到更高的干地进行农耕以维持生计，或回到旧区非法居住。如今双溪阿刹犹如空城。

经穆伦水坝再次导致河水泛滥，巴南水坝将是砂州政府水电计划中的第四座大型水坝。现已盖好的水坝已侵占了7万公顷的土地，预计12座或更多的水坝竣工后将 占去砂州至少10巴仙的土地。作为世界上最生态多元的州属，上万种植物品种、以及人猿、白虎等濒临绝种的动物都将受到严重破坏。

关于土地征收的纪录，有抗争的，或许还有机会留下蛛丝马迹，没有抵抗的，都扫在地毯底下。时间若推得更早些，在面子书、网络媒体未普遍以前，人民遇到土地征收或家园搬迁时的境遇更甭说记录下来。

以前，政府要征收你家的土地，你只能自认倒霉，不敢反对或抵抗，也觉得让路予公共建设是有道理的，所以摸摸鼻子领了赔偿金就收拾包袱离开。

现在，故事变了。地皮楼价居高不降、白象计划建了又建、公害案子不断进驻、政府承诺一一跳票、黑箱作业频频出包，这时候你开始觉得不对劲，为什么“发展”要建立在牺牲基本的居住权益之上？难道城市发展与土地正义势不两立？



图一：土地不正义，源自发展计划下的土地强征与家园迫迁。这里标记的每一处推土机式的发展，有过去式、进行式，也有未来即将发生的，记录仍是冰山一角。

发展必须符合土地正义与保障居住权益，让人们免于迫迁强征的恐惧，有尊严地生活。否则，它只是推倒生活、拆除人生的推土机怪兽。

 

谁的土地？推土机发展非但一个案

在现今任何事物都能议价买卖的世界，土地也许只是一种交易筹码，移动与搬迁或许也在这个迁移时代中习以为常。但对许多人来说，土地其实是生命，是生产与延续家庭、生计、文化、教育、身份认同等的基础根源。

特别是当权者以发展之名，高姿态地假定新居能提供原住民“更好的日子”，但现实却反而令生存变得更苛刻时，这不仅是巨大的文化冲击，更是褫夺一个族群原有文化的粗暴行为。

1851年，美国政府要求以15万美元买下印第安人200万英亩的土地。印第安索瓜米西族酋长西雅图（Chief Seattle）为此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讲，开头是：

“你怎能买卖天空和土地？这样的想法对我们来说是太奇怪了。清新的空气和荡漾的水并不属于我们，你怎么能买卖它们？地球的每一部分对我的族人来说都是神圣的……河里的每一个闪光都是在诉说我们民族生命中的某一件事。潺潺的水声就是我们祖先的声音……”

这究竟是谁的土地？谁有资格拆散别人驻扎已久的家园，将蕴含着一切历史文化语言故事的社区铲平？当一切都以数字为关键与衡量标准的时候，该如何提醒与捍卫以人为本的居住正义？

土地不正义的事，又只是发生在偏远的原住民部落吗？

2013年10月31日，发展商Mega 9在警察的“护驾”下强行拆除文丁客家村房屋、政府为发展争议性的国光石化计划强逼边加兰村民搬迁、让路于捷运计划的苏丹街历史建筑、甘榜伯仁邦 （Kampung Berembang）曾五度遭安邦再也市议会以暴力手法拆除、推土机也伸向双溪毛糯麻风病院……

太多类似这样的土地强占、居民迫迁、拆除文化、活埋历史的事件层出不存，已经不能以“个别”、“地方性”、“单一逐件”个案来看待与理解这样的“疯狂推土机式发展”的社会现象。

强拆迫迁的事件不是马来西亚的“独有”现象，这样的推土机发展在拥抱新自由主义、地产霸权、黑箱政治的各地屡见不鲜。



图二：2010年，台湾两百多名警力封锁苗栗县竹南镇大埔里，让怪手开进即将收成的稻田，压毁了农民的心血，强征农地的恶行引起社会哗然。农民奋起反抗，同年底在稻田上，割出“土地正义”四个大字。照片取自台湾农村阵线。

 

官商警连手相护：合理化拆迁

政府协助发展商开路，选择性地公开与隐藏信息，依据官僚化程序发函至拆迁户。不谙政府公文或相关法令的村民，很多时候是在没有充分了解自身申诉管道或居住权益的情况下，求助无门。不愿意搬迁或让步的村民，就会遇见警力围攻，让推土机强行拆除房子与征收土地。

官方经常利用两种说法来对付或污名化“不合作”的村民。当面对无产权的村民，就会残忍地推搪无产权者并没有法律依据的保障，所以无权居留，无视那里是他们生活大半辈子的家园。

另外，在应对有产权的村民时，就会以“多数人公共利益”为借口，诬蔑村民自私自利罔顾大部分人的利益、反发展，甚至千方百计令其土地不续约或变成非法。

有无产权者，在推土机发展里，没有居住权保障、无土地正义可言。最后，只剩下政商权贵的超高级住宅是这片土地上唯一的安乐土。【注：参见文末“适足住房权”概念介绍】



图三：政府把草率的通知会说成公开咨询，以居民“自愿迁徙”来合理化水坝进驻工程，许多承诺过的赔偿都未全兑现。以本南族、加央族与肯雅族为主的原住民在经过巴当艾、巴贡与文莪水坝的前车之鉴后，抗争意识已大大提升。

图为原住民在通往巴南水坝兴建地的唯一路上设置路障，令推土机无法进驻。照片取自“拯救河流”主席Peter Kallang。

 

土地正义：公平与差异原则

我们经常听见反对迫迁的村民说，我们不是反发展，我们要发展，可是不是要这样（流离失所、公害威胁）的发展。他们指出问题的关键：“发展”是不是只有一种方式？

过去，发展主义主导下的城市与空间规划，除了推崇超英赶美的建设，也塑立某种“现代化”都市的想象，一栋栋象征“经济成长”的钢铁水泥林立，人的移动与居 住被囚禁于火柴盒般的汽车公寓，没有再多元的生活空间想象，所以当城市不断扩张、地皮抄得越热的时候，就不断吞噬掉城市中心的“非典型聚落”或城市外围的 “边缘化村落”，所以只要跟“村或Kampung”、“老或百年”扯上关系的地方都容不下。

所谓土地正义，就是要符合公平与差异原则。任何人，无论肤色、阶级、年龄、身分，都享有平等的土地资源与居住品质，同时不同文化或阶级差异的族群都有权利可以因地制宜参与环境与空间规划。

当焚化炉、稀土厂不会出现在武吉东故豪宅区、孟沙豪宅区的住民不会担忧政府或发展商突然征收土地产权时，其他边缘弱势社群也必须平等享有健康良好的居住地，且免于突然被迫迁的恐惧。

另外，土地正义，正是要把在地方生活的“人”放置在最优先的地位。每个社区、每个生活模式的多元差异，必须纳进规划与土地政策里头，如何创建异质却活力的社区面貌，关键是居民的参与式决策。

 

决策的根本：日常生活空间经验

我们并不被鼓励对自身的生活空间拥有太多的自主意识。因此，当面对迫迁的问题时，经常也只从“赔偿问题”着手。土地每一丈量或许有个价，但是深耕在土地上的生活、文化、记忆、历史、情感如何量化？

当越来越多“不要赔偿，只要留屋”、“不拆不搬”的民间抗争时，其实挑战了官方与发展商对于土地使用与空间规划的想象。平民百姓不再被动地接受毫无变化与僵化的空间规划，反倒用日常生活空间经验述说自身最适宜的居住环境与生活方式。

涉及土地分配、城市规划的政策，若让官方与发展商一己决定，很容易代表某种阶级利益或变成一种支配霸权。谁同意国光石化进驻？谁赞同捷运计划建造？谁允许水坝工程进行？谁决定独立大厦起建？

如果这些“建设”牵涉人民的土地与空间，我们就有权利讨论并决定这些发展计划适不适宜执行。唯有参与式决策，才能更大公约数地保障居住权益。发展，建立于土地正义上，体现在如何让弱势族群可以尊严与自在的生活，并让老百姓免于被拆迁的恐惧，可以安居乐业。

 

图四：香港新界石岗菜园村反迫迁运动，村民首创先例，自力集体规划重建家园，以抵抗官方与工程师在城市空间规划忽略在地居民的生活经验。

图为2011年菜园村“新春糊士托，菜园滚滚来”废墟艺术节一景。照片取自http://opendoormakecar.wordpress.com/

 

注释：

适足住房权（The 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

 “适足住房权”相关内涵主要见于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CESCR）第11条第1款，其中提到“人人有权为他自己和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平”；而1991年颁布、用以阐释该条的《第四号一般性意见》 （General Comment No.4）开宗明义即揭示“适足的住房人权由来于相当的生活水平之权利”。

此外，《第四号一般性意见》明确指出“适足住房权”涵纳对象适用于“每个人”；对居住权利的保障不应狭隘地把住所视作商品，而是安全、和平与尊严地居住某地的权利。

从这个观点具体延伸，只要有“使用权”，无论租用、占用、非正规小区等各种形式，理应受一定程度的保障。

摘自：陈虹颖，2013年，〈居住人权，不该白审——厘清国际公约的住房权保障〉。《人籁论辨月刊》。

本文材料由黄伟宏、周慧盈整理 。

本文转载自《街報》第4期 （2013年12月）。

转载说明：

众意媒体推出《街报》，第1期已于9月15日与《火箭报》一起上街。取名《街报》，因为相信街头可以成为众声喧哗的地方，街坊可以成为自主公民，而街巷就是日常生活的政治场域。

《当今大马》近期获得该刊授权，转载部分内容，以推动公共议题讨论，激荡更多创意思考与实践。

以下各期免费在线阅读：

《街报》第4期 // 2013年12月

《街报》第3期 // 2013年11月

《街报》第2期 // 2013年10月

《街报》第1期 // 2013年9月

http://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249652 

注：此文资料有些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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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报 - 街头人物] 听，劳动者之声

 听，劳动者之声

2013年11月23日 下午3点59分 

文 ：邓婉晴

纵观全球，工作贫穷、举债率与破产率年轻化的问题，已不再仅限于个别区域或国家，而是整体趋势。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孙友联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推崇新自由主义发展经济而造成的结果。

以台湾为例，政府在拟定工资政策上长期打压、放任企业甚至带头主张派遣雇佣形态、以外劳替代本地劳工来降低成本等，都是直接导致工资长期无法上涨、青贫族持续扩张的主要因素。
青年追求合理报酬，有错吗？

究竟贫穷如何定义？孙友联认为，贫穷化不是以国际标准的贫穷线来衡量，而是普及化的问题，包括你有没有消费能力。

台湾青贫化的问题比起新加坡及香港等地都来得严重。大专毕业生的起薪不升反降，基本工资近年虽微有调整，但细算下一天只调涨不到7元台币。

 “台湾企业经常将年轻人吸纳到所谓创业，例如卖茶饮。像是加盟的关系，其实也是一种剥削。若将每天获得的报酬除以工作时数，会比基本工资更低。”

对此，社会对企业低薪化非但没有任何指责，反而把矛头指向青年，特别是那些选择从事个体户工作、文创等相对“自由”的人。

然而实际上，非典型工作形态（包括工时不定、定期合约、中介派遣等）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结构上的疏漏与缺陷，而非个人选择。许多人却是因找不到稳定的就业机会，或无法在典型雇佣形态里得到合理报酬与快乐，才无可奈何当自由身。

“我们对于青年的追求和理想，经常是指责多于鼓励。我们说年轻人是草莓族、水蜜桃等。但是年轻人追求合理的劳动报酬，难道有错吗？”

面对剥削，年轻世代的劳动意识普遍不比身为消费者的意识来的强，鲜少主动争取劳动权益。孙友联认为这与教育有关，“学校不会教我们说我们是劳动者，应该团结起来捍卫权益。”


外劳本劳应同工同酬

教育缺少的除了劳工意识，还有社会对外劳与本劳应同工同酬的集体认同。孙友联直问，企业一般基于补充性原则（意指没有本地人要做）才雇佣外劳，但是为何同一份工作，聘请本地人需要900令吉，请外劳的时候只付700令吉？

“台湾在2002年通过了《性别平等法》，以图消灭就业与性别歧视。我们无法认同因性别的差异而有差别待遇，但却为何可以接受劳工待遇因国籍而异？可见社会文明与普世价值并没有成为台湾人民共同的信仰。”

“国家不能再像过去一样追求低工资作为国家竞争的立基，因为台湾乃至马来西亚，不可能拼得过世界其他各国的低薪员工。唯有提高工资才能刺激消费，这比马英九发消费券更有意义。此外，政府在福利政策上也应让人们不需要用太多的现金去购买服务，包括抑制房价。”

为此，孙友联已在工运组织耕耘16年，冀望能继续为劳工争取权益，让社会更平等。


受访者简介：
孙友联，马来西亚人，1994年自台大社工系毕业后，便常驻台湾劳工阵线协会（简称劳阵），长期投入社会运动，为劳工议题发声。现任劳阵秘书长、《劳动者》杂志总编辑。
面对劳工剥削，坚信反抗是一种本能，“只要不断喊下去，社会就会改变”！







（本文转载自《街報》第3期 ，2013年11月）

《街报》第3期 // 2013年11月
免费在线阅读：http://issuu.com/gentamedia/docs/streetvoice_issue03_november2013
《街报》第2期 // 2013年10月
免费在线阅读：http://issuu.com/gentamedia/docs/streetvoice_issue02_october2013
《街报》第1期 // 2013年9月
免费在线阅读：http://issuu.com/gentamedia/docs/streetvoice_issue01_september2013

http://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247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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