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August 1, 2014

【街报-街头通识】歧视滚蛋(2) – 让街友重返社会,成为街头之友

刊登于2014年8月1日《街报》

【街头通识】歧视滚蛋(2) – 让街友重返社会,成为街头之友


整理 / 邓婉晴
照片取自网络
Homeless sleeping quiet - Dallas US

>>填填看<<
街友     公共空间私有化     社会资源分配不均     社会排除     边缘群体     道德审判     居住权     他者
游民在英文成为HOMELESS,意指寄居在收容所或无固定住所的人,另也被称为a.                、流浪汉、露宿者或无家可居者。在物价高涨的年代,全球各地都有游民,游走在社会的角落,成为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以外的b.               
联邦直辖区部长东姑安南在2014年7月3日,忽然宣布禁止吉隆坡所有赈济街友的慈善团体,不准在武吉免登乐天广场(Lot 10)方圆两公里内乡游民布施食物,否则将被罚款,目的是“要让首都的乞丐和游民绝迹”。部长明言只要游民在高级消费区的方圆2公里处绝迹,俨然只要将这些边缘群体赶到其他地区,就能眼不见为净,完全没有要解决这个社会结构问题的诚意和决心。
一个国家或城市有大量的游民和乞丐出现,最根本的原因是c.                。当权者因为崇尚资本主义与利益导向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而倾向与资本家中产阶级的人服务,利益因此都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则遭到压迫。
一般人对街友的印象多属负面,觉得他们都是好吃懒做的社会寄生虫。但根据妇女、家庭与发展部在2010年对吉隆坡1387名露宿者,及2012年对14名Anjung Singgah临时收容所做的调查统计显示,街友成因多元而复杂,可分为下列几种:
A. 失业/无业就业市场供需失衡,导致50%的露宿者无法找到工作或长期失业,国家却没有为街友提供寻工支援系统,让他们重返社会。社会福利局虽有为“无法自给自足”的人(如单亲妈妈、退休人士、残疾人士等)提供经济支援,街友却不囊括在内。低廉的薪金无法负荷房贷,或因负债而流落街头的大有人在。
B. 社会福利供给不足30%的露宿者患有哮喘、风湿、糖尿病等顽疾;20%患有精神与心理、忧郁等疾病;10%身患残疾,长期受苦却不获医疗服务照顾。有者也因要逃离家暴而被迫露宿;也有20%的露宿者属退休人士,因年老无依而漂泊。
这些个人健康与家庭因素造成的困扰,政府都无力解决结构问题;另有房价太高、可负担房屋短缺、交通系统不完善等,都让人民生活素质下降。
C. 劳工剥削许多劳工为赚取廉价薪资而长期遭剥削,薪资被拖欠、工伤不获赔,有者只有5至10令吉的日薪,一直处在恶性循环中。也有小部分人来自东马、属原住民及外籍劳工,因整体环境欠缺友善而遭多重压迫。
D. 个人选择有者因染上毒/赌瘾而离家;也有纯粹个人选择。
而透过媒体的渲染及由于认识不足,人们对游民的认知,往往也以负面形象居多,例如认为他们是制造社会问题的根源、是碍眼的移民、因为懒惰工作才失业、人格有缺陷等,往往对他们加以标签,进行d.                。事实上根据调查,马来西亚的游民当中有80至85% 是本地人,而且许多仍有工作,只是实在无法应付高涨的生活需求,才被迫留宿街头。

街友就不能占用公共空间吗?
政府以“有碍市容”为理由,要将街友以“e.               ”的姿态加以驱赶,并非个案,这在全世界都颇有所闻。因为公共事物无法获得利益,因此原本属于公共的空间,都被划给房屋地产商或既得利益者,任其将f.                ,再配合都市设计、建筑和警察机器来规定谁能进入这些空间。
伦敦此前在公寓及连锁超市TESCO门口地上铺满尖刺,不让街友睡觉;台北也曾在寒冷的冬季,在公园喷洒冷水作清洁工作,借此驱赶游民;在许多城市包括吉隆坡市政局DBKL,近年来也借由改变公园或巴士站等公共场所的椅子设计,让游民无法轻易随街安身。这种“隐性的驱离法”,是一种“g.                ”(social exclusion),除了用在游民身上,对移工等一切“非我族类”的群体都是如此。
然而街友身为社会的一分子,为何就不能占用公共空间?为何他们的存在就是有碍市容,而强行植入、高耸灯焕的摩天大楼就不显得突兀?h.                是普世人权,谁有权利规定谁不得在城市的角落安身,就因为他们无所归依?
街友是社会的产物,若要解决必定要从社会结构与制度系统性地下手。虽然许多“公益厨房”(soup kitchen)等慈善组织的救济能起醒觉和帮补作用,但却无法根治这些街友背后,一些更庞大复杂的社会问题。也唯有当政府和社会对多元的选择和边缘群体的存在更为接纳与包容,能更有效地采取行动和措施去对症下药,各个群体才能有尊严地继续生存,共享资源与了解。
答案 : a. 街友  b. 边缘群体  c. 社会资源分配不均  d. 道德审判  e. 他者  f. 公共空间私有化  g. 社会排除  h. 居住权

实例参考面面观
big_issue
重夺生活主控权:《The Big Issue》杂志贩卖
《The Big Issue》杂志创始于英国,1991年发行至今已23年,内容以时事、社会议题及艺文资讯为主,目前在澳洲、日本、南非等10多个国家各自出版发行。该杂志除了利用传统的分销形式贩售,最有名的特色是以非营利的方式,交由街友在各个街头贩卖,通过微薄的利润得到生活费,重新得到生活的主控权。他们以“把手举起来,不是把手伸出来”为号召,训练申请要当零售商的街友,为他们提供一个赚取正当收入的机会,创立至今受惠的街友过万。这份全球流通最广的街头周刊,单单在英国,每周就有超过67万以上的读者。

社会住宅
政策下手:社会住宅
许多国家早已意识到,大型集中化的收容机构无法有效解决游民问题。“社会住宅”模式在北欧国家如荷兰、瑞典等国实行已久,日本自2011年开始,也在“生活保护制度”及“无家可居对策预算”双轨制度下推行此模式,透过政府介入社区中空置的房屋,让无家可居者在一段期间内,以低廉甚至零租金的方式入住。游民可用中央政府提供的部分生活辅助金来缴房租,且能自行选择入住的地点。除了房东以外,邻居也不知道入住者曾是游民,可避免污名化的问题。 “低价住宅”以小型化、分散化、及善用民间空屋资源的模式,在国家法令和社会福利体系的支援下,让人至少可以符合最低空间生活标准。目前韩国也有类似的政策。
 unseen tours
街友培力:让街友当导游
独有的生命经验,加上对当地的熟悉,都是街友的特色和价值。伦敦在2010年成立“Unseen Tours看不见的旅游”社会企业,专门训练游民带领游客游走游民的生活路线,让人们看见城市繁华的背后,罕为人知却真实的一面。游民导游除了说城市的故事,也说自己的故事。如今在德国柏林、丹麦哥本哈根、台湾台北等城市皆有类似组织。
“街友当导游”的概念不但颠覆了人们对街友一般不学无术的形象,也在培力街友的过程中,让街友的生命和价值能被社会看见,并与社会产生联结。透过自食其力的导览工作,更让他们自我肯定、重拾尊严和生活目标,同时也提供大众用更包容的视野,不一样的角度,认识我们居住的城市。
 Rain-City
都市设计:接纳街友为社会一员 
加拿大慈善机构“雨市住居”(Rain City Housing) 在城市车站、公园等设置一个特别为街友设计的长椅,白天如常供市民等车与歇息;到了晚上,只要把椅背向上掀开,就能变成遮风挡雨的庇护所。椅子上的字也从白天的“这里是一张长椅”,在晚上以荧光反射:“这里有一张床”、“这是一间卧室”、“这里有个收容所”、“这里有个家”等字眼,诚挚地接纳街友为社会的一分子,并向他们发出入睡邀请。同时他们也请路过的民众在网上告诉提供还有需要的地点,引领社会一起关心这些群体。美国底特律城也有学生特别为街友设计出一款结合雨衣和睡袋功能的服装,解决他们露宿是面对的困扰。
小实验1
社会小实验
美国多位知名的Youtuber(在网络电视Youtube拥有高人气的拍片者)针对街友课题作过几个实验短片,证明了在不同的地方,街友都有共同的特点,即如果手中有多余的食物、金钱甚至乐透奖金,他们都会比一般的人更乐于主动与陌生人分享所得。也有实验让街友在纸板写下自己想说的话,让人看见他们流落街头的迫不得已。
这些实验都尝试打破一般人对街友只一味索取毫无建树的刻板印象。正是因为知道自己拿的是社会与大众的资源,所以他们在有机会的时候更懂回馈。不信?也许你也可以跟几个朋友一起去试验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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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报-街头通识】歧视滚蛋(2) – 让街友重返社会,成为街头之友

刊登于2014年8月1日《街报》

【街头通识】歧视滚蛋(2) – 让街友重返社会,成为街头之友


整理 / 邓婉晴
照片取自网络
Homeless sleeping quiet - Dallas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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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友     公共空间私有化     社会资源分配不均     社会排除     边缘群体     道德审判     居住权     他者
游民在英文成为HOMELESS,意指寄居在收容所或无固定住所的人,另也被称为a.                、流浪汉、露宿者或无家可居者。在物价高涨的年代,全球各地都有游民,游走在社会的角落,成为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以外的b.               
联邦直辖区部长东姑安南在2014年7月3日,忽然宣布禁止吉隆坡所有赈济街友的慈善团体,不准在武吉免登乐天广场(Lot 10)方圆两公里内乡游民布施食物,否则将被罚款,目的是“要让首都的乞丐和游民绝迹”。部长明言只要游民在高级消费区的方圆2公里处绝迹,俨然只要将这些边缘群体赶到其他地区,就能眼不见为净,完全没有要解决这个社会结构问题的诚意和决心。
一个国家或城市有大量的游民和乞丐出现,最根本的原因是c.                。当权者因为崇尚资本主义与利益导向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而倾向与资本家中产阶级的人服务,利益因此都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则遭到压迫。
一般人对街友的印象多属负面,觉得他们都是好吃懒做的社会寄生虫。但根据妇女、家庭与发展部在2010年对吉隆坡1387名露宿者,及2012年对14名Anjung Singgah临时收容所做的调查统计显示,街友成因多元而复杂,可分为下列几种:
A. 失业/无业就业市场供需失衡,导致50%的露宿者无法找到工作或长期失业,国家却没有为街友提供寻工支援系统,让他们重返社会。社会福利局虽有为“无法自给自足”的人(如单亲妈妈、退休人士、残疾人士等)提供经济支援,街友却不囊括在内。低廉的薪金无法负荷房贷,或因负债而流落街头的大有人在。
B. 社会福利供给不足30%的露宿者患有哮喘、风湿、糖尿病等顽疾;20%患有精神与心理、忧郁等疾病;10%身患残疾,长期受苦却不获医疗服务照顾。有者也因要逃离家暴而被迫露宿;也有20%的露宿者属退休人士,因年老无依而漂泊。
这些个人健康与家庭因素造成的困扰,政府都无力解决结构问题;另有房价太高、可负担房屋短缺、交通系统不完善等,都让人民生活素质下降。
C. 劳工剥削许多劳工为赚取廉价薪资而长期遭剥削,薪资被拖欠、工伤不获赔,有者只有5至10令吉的日薪,一直处在恶性循环中。也有小部分人来自东马、属原住民及外籍劳工,因整体环境欠缺友善而遭多重压迫。
D. 个人选择有者因染上毒/赌瘾而离家;也有纯粹个人选择。
而透过媒体的渲染及由于认识不足,人们对游民的认知,往往也以负面形象居多,例如认为他们是制造社会问题的根源、是碍眼的移民、因为懒惰工作才失业、人格有缺陷等,往往对他们加以标签,进行d.                。事实上根据调查,马来西亚的游民当中有80至85% 是本地人,而且许多仍有工作,只是实在无法应付高涨的生活需求,才被迫留宿街头。

街友就不能占用公共空间吗?
政府以“有碍市容”为理由,要将街友以“e.               ”的姿态加以驱赶,并非个案,这在全世界都颇有所闻。因为公共事物无法获得利益,因此原本属于公共的空间,都被划给房屋地产商或既得利益者,任其将f.                ,再配合都市设计、建筑和警察机器来规定谁能进入这些空间。
伦敦此前在公寓及连锁超市TESCO门口地上铺满尖刺,不让街友睡觉;台北也曾在寒冷的冬季,在公园喷洒冷水作清洁工作,借此驱赶游民;在许多城市包括吉隆坡市政局DBKL,近年来也借由改变公园或巴士站等公共场所的椅子设计,让游民无法轻易随街安身。这种“隐性的驱离法”,是一种“g.                ”(social exclusion),除了用在游民身上,对移工等一切“非我族类”的群体都是如此。
然而街友身为社会的一分子,为何就不能占用公共空间?为何他们的存在就是有碍市容,而强行植入、高耸灯焕的摩天大楼就不显得突兀?h.                是普世人权,谁有权利规定谁不得在城市的角落安身,就因为他们无所归依?
街友是社会的产物,若要解决必定要从社会结构与制度系统性地下手。虽然许多“公益厨房”(soup kitchen)等慈善组织的救济能起醒觉和帮补作用,但却无法根治这些街友背后,一些更庞大复杂的社会问题。也唯有当政府和社会对多元的选择和边缘群体的存在更为接纳与包容,能更有效地采取行动和措施去对症下药,各个群体才能有尊严地继续生存,共享资源与了解。
答案 : a. 街友  b. 边缘群体  c. 社会资源分配不均  d. 道德审判  e. 他者  f. 公共空间私有化  g. 社会排除  h. 居住权

实例参考面面观
big_issue
重夺生活主控权:《The Big Issue》杂志贩卖
《The Big Issue》杂志创始于英国,1991年发行至今已23年,内容以时事、社会议题及艺文资讯为主,目前在澳洲、日本、南非等10多个国家各自出版发行。该杂志除了利用传统的分销形式贩售,最有名的特色是以非营利的方式,交由街友在各个街头贩卖,通过微薄的利润得到生活费,重新得到生活的主控权。他们以“把手举起来,不是把手伸出来”为号召,训练申请要当零售商的街友,为他们提供一个赚取正当收入的机会,创立至今受惠的街友过万。这份全球流通最广的街头周刊,单单在英国,每周就有超过67万以上的读者。

社会住宅
政策下手:社会住宅
许多国家早已意识到,大型集中化的收容机构无法有效解决游民问题。“社会住宅”模式在北欧国家如荷兰、瑞典等国实行已久,日本自2011年开始,也在“生活保护制度”及“无家可居对策预算”双轨制度下推行此模式,透过政府介入社区中空置的房屋,让无家可居者在一段期间内,以低廉甚至零租金的方式入住。游民可用中央政府提供的部分生活辅助金来缴房租,且能自行选择入住的地点。除了房东以外,邻居也不知道入住者曾是游民,可避免污名化的问题。 “低价住宅”以小型化、分散化、及善用民间空屋资源的模式,在国家法令和社会福利体系的支援下,让人至少可以符合最低空间生活标准。目前韩国也有类似的政策。
 unseen tours
街友培力:让街友当导游
独有的生命经验,加上对当地的熟悉,都是街友的特色和价值。伦敦在2010年成立“Unseen Tours看不见的旅游”社会企业,专门训练游民带领游客游走游民的生活路线,让人们看见城市繁华的背后,罕为人知却真实的一面。游民导游除了说城市的故事,也说自己的故事。如今在德国柏林、丹麦哥本哈根、台湾台北等城市皆有类似组织。
“街友当导游”的概念不但颠覆了人们对街友一般不学无术的形象,也在培力街友的过程中,让街友的生命和价值能被社会看见,并与社会产生联结。透过自食其力的导览工作,更让他们自我肯定、重拾尊严和生活目标,同时也提供大众用更包容的视野,不一样的角度,认识我们居住的城市。
 Rain-City
都市设计:接纳街友为社会一员 
加拿大慈善机构“雨市住居”(Rain City Housing) 在城市车站、公园等设置一个特别为街友设计的长椅,白天如常供市民等车与歇息;到了晚上,只要把椅背向上掀开,就能变成遮风挡雨的庇护所。椅子上的字也从白天的“这里是一张长椅”,在晚上以荧光反射:“这里有一张床”、“这是一间卧室”、“这里有个收容所”、“这里有个家”等字眼,诚挚地接纳街友为社会的一分子,并向他们发出入睡邀请。同时他们也请路过的民众在网上告诉提供还有需要的地点,引领社会一起关心这些群体。美国底特律城也有学生特别为街友设计出一款结合雨衣和睡袋功能的服装,解决他们露宿是面对的困扰。
小实验1
社会小实验
美国多位知名的Youtuber(在网络电视Youtube拥有高人气的拍片者)针对街友课题作过几个实验短片,证明了在不同的地方,街友都有共同的特点,即如果手中有多余的食物、金钱甚至乐透奖金,他们都会比一般的人更乐于主动与陌生人分享所得。也有实验让街友在纸板写下自己想说的话,让人看见他们流落街头的迫不得已。
这些实验都尝试打破一般人对街友只一味索取毫无建树的刻板印象。正是因为知道自己拿的是社会与大众的资源,所以他们在有机会的时候更懂回馈。不信?也许你也可以跟几个朋友一起去试验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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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July 1, 2014

【街报-街头话题 】做自己的媒体 系列(三):面向共同 • 打造多元 独立媒体之香港篇

刊登于2014年7月1日《街报》

【街头话题 】做自己的媒体 系列(三):面向共同 • 打造多元 独立媒体之香港篇

葉蔭聰
叶荫聪
– 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助理讲师
– 香港独立媒体(InMediaHK)创办人之一
– 公民团体“独立媒体(香港)”执委  

整理 / 邓婉晴、杨洁

 在刚过去的七月一日,超过51万人为争取香港普选而上街游行,并彻夜占领遮打道八小时,游行人数创下10年新高,几乎平了2003年七一大游行的历史记录。
这则新闻登上了许多国际媒体的头条版面,但是在香港当地却发生《明报》编务董事吕家明在编辑部门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于凌晨叫停赶印报纸中的印刷机,将头条标题“争普选”的敏感字眼删除,企图淡化游行主题。
这当然已不是第一次亲中商人干预新闻自由,但却也再次验证主流媒体长期以来对政治与社会运动的刻意扭曲与民意的漠视。这几年亲中商人大举收购香港媒体(张晓卿收购香港《明报》即为一例);特区政府的限制性广播牌照政策(2013年政府拒绝向《香港电视》发执照牌,引发有史以来最大型的民间改革广播业运动,数万民众自发上街抗议);再加上多位著名传媒人被辞退、威吓及袭击,都让言论及新闻自由日渐形成大众关心与担忧的议题。香港《明报》前总编辑刘进图、已停刊的《阳光时务周刊》老板陈平、《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等无故遇袭,暴力潜藏于媒体界,警方却从未破案。
七一游行当天,至少有超过六个团体分别在面子书上,以图文的方式不间断做全天候现场报道,视频直播连结最少也有五条。在“求真”的驱使下,“自己做媒体”的技术与方式不但随着每一波的反政府运动愈发纯熟,也在显示独立媒体作为主流和政府资助单位以外的抗衡媒介存在的必要。
《香港独立媒体网》(InMediaHK,下简称独媒)也是在2003年七一大游行的氛围中创立。从反世贸、反拆除天星与皇后码头、反洗脑国民教育,到日渐紧缩的媒体条例和政策,走过风雨十年,香港媒体生态有何变迁?我们从《独媒》发起人之一叶荫聪的笔访录,以及曾发表过的评论与论文,尝试理出独立媒体在香港的社会文化脉络。

Q1:香港独立媒体如何形成?
1980年代在商业垄断还未达至高峰,市场口味趋向单一以前,香港的独立小媒体曾经有相当的影响力,当时的两份周刊曾在1960、70年代引发青年文社运动及学生运动,被誉为“火红年代”。当时不少独立刊物多是民间团体所办,非牟利性质,以社会思潮辩论为主,甚至是某些特定思想理论的鼓吹。
1990年代开始,文艺团体向艺术发展局或乐施会申请筹办有独立味道的受资助杂志,性质有承袭文化与社会批判传统,也有文学杂志,但在媒体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独立于大集团之外的小型媒体影响持续下降,一般只能小量发行,且出版不定期,没有政府及大型民间机构资助,几乎无法生存。
随着科技与网络的发展,香港较具政治意识的网上独立媒体,严格来说是在2003年前后。2003年七一大游行的背景是九七回归以来的经济不景及政策失误,房地产市场和科网页相继爆破,再加上“非典型肺炎”爆发,社会的不满累积,导致原本是反对“国家安全”廿三条立法**的游行,获得超过50万人参与,创下历史。
游行前就有不少市民利用网络互通讯息,制作讽刺政府的内容,揭开网络动员的序幕。此后网上媒体进一步政治化,出现一阵子的独立媒体热潮。民间纷纷开办网路电台与电视广播,《香港独立媒体网》也在2004年下旬成立。
与政府资助的独立媒体相比,这类靠互联网作流通甚至制作的独立媒体,内容比较政治性,且不受资助。由于他们跟政府关系处于抗衡,因此形成了一个与文化艺术杂志不同的独立媒体体系。
** “国家安全”廿三条立法中,有关“煽动”、“颠覆”国家安全的条文严重威胁香港的新闻工作与言论自由,主流工作者均持批判态度。
Q2:如何界定主流/非主流媒体?
香港的“主流媒体”本来并不那么容易界定,不过近十多年来这个“主流”却渐渐变得清晰可见。随着香港日益政治化,由北京政府主导,以及特区政府的广播政策协助下,各个政经集团正在拥有权及管理权上,日渐把香港传统媒体产业整合成建制集团。
在政治冲突激化的当下,不难想像有人要另寻出路,在资本密集的大型商业媒体之外作出实践。“民间媒体”的民间性或许难以界定,但称之为“非主流媒体”,以区别以上所说的媒体政经集团,大概没有很大争议。
Q3:《香港独立媒体》创立的经验与实验想法?
《香港独立媒体网》以“民间记者”(citizen reporter,又称公民记者)及参与式媒体方式运作,并结合“媒体行动主义”(media activism),那是一种特殊的公民媒体,以社会运动参与者作为主题。
《独媒》成立十年至今,不少同期的民间媒体早已隐退,唯独我们仍“打不死,揼唔烂”,这不是自夸,而是自嘲。由从前零职员变成三位职员、创办人自掏腰包,到每月能得到近一百位市民小额捐款,这些都是量化指标。我们的读者量没有喷井式增长,可是我们自问在质方面的工作下了不少功夫。其中一个面向,就是要推进“非主流媒体”的共同性。
 “主流”若是上下整合的,“非主流”就应该是横向互动;“主流”若是垄断的,“非主流”应该是百家争鸣的。香港的“非主流”媒体这个版块,比较像诸侯割据,各有霸主,缺少共同。我们期望自己及更多人去思考“共同”(commons)的面向,即由自身位置与经验,连结到超出自己领域更大的世界。谈“共同”,也可能不在于筹划,而在于无穷无尽的小实验。
《独媒》最近的发展,都具有这方面共同的面向。除了资助本地连结草根运动的小型出版外,也尝试连结及资助独媒群体以外的朋友,在香港以外的地方进行报导,即外派计划。数年前也开展政策倡议工作,希望凝聚众多市民及民间媒体关心版权、网上审查、广播政策等等。我们遭受诽谤官司困扰,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一众网民及小媒体会否也面临相同危机,于是出版小册子提供预防及应对方法。
在2012年《独媒》成立八周年之际筹办主题为“新媒体爆发之后”的“民间高峰会”,也是为了要实践“共同”的可能。我相信,“共同”是独媒的定位,也该是所有非主流媒体所向往的世界。
Q4:独立媒体遇到的挑战和限制?
香港虽然享有相当大的自由,但是独立媒体的发展仍非常缓慢。如何更有组织地进行独立媒体实践,面对许多结构性限制。首先,除了文化艺术的独立媒体能获官方资助,以社会政治主体为主的独立媒体,仍然无法获取到公帑支持,这方面的政策倾斜,涉及的不单是政策设计,也与香港政府的民主化有关。在没有政党竞争执政,没有多层次体制民主化的情况下,很难想象政府会释出公帑,让公民社会营办批判及监察执政者的媒体。
同时,依赖民间捐款,又因为独立媒体规模小,影响力及可见度有限,所以难以与大型民间机构竞争,争取捐款。由于在财政上无法得到稳定支持,所以许多独立媒体既没有全职职员,亦无足够的活动经费,于是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困在一个同人式小媒体的处境中,对不少年轻人亦缺乏吸引力。
在管制方面,印刷与网络媒体皆受到“淫亵及不雅物品管制条例”监管,只要有人向政府投诉,或影视处方面判定物品(或文章)可能“不雅”或“淫亵”,即有被检控的威胁。
近年来独立媒体的发展,与本地民主派政党运动有一种相呼应的关系,《香港独立媒体网》参与的社会运动,也见到较中间偏左的民主派成员参与。这是否会影响独立媒体的政治定位,仍有待发展。
Q5: 如何看待媒体与社会民主化的关系?
因应课题或时代需求而诞生的媒体,往往跟当下社会运动的脉动有密切关系,社会运动风潮一退,点击率就跟着下降。独立媒体要保温,应该要建立持久及多元化的公民社会及公民媒体生态。我们期望能刺激更多人有更多创意,经营不同的公民媒体,甚至若日后有大量不同性质的公民媒体出现,取代《香港独立媒体网》,我们也会相当欢迎。
只是目前独立或公民媒体发展空间还是有限,无法有遍地开花的局面。虽然《独媒》作为其中一个网媒,创立至今已有不少发展;但近年兴起的仍多是商营网媒及类政党媒体。
公民媒体强调广泛公民的参与,制作媒体内容,而不只是少数专业及精英发言。成功的指标,不在于个别媒体,而在于是否能开出多种多样小型的公民媒体。
公民媒体需要活跃的公民,较长期投身公民组织,认同公民媒体理念。而不仅是针对特定议题,或某个特定政治组织或信念。香港近年政治化有馀,但整个公民社会仍有待发展,并不如想象中强大,公民文化及行动力仍然很弱。例如,不少社会动员吸引不少人投入,但参与公民团体的人(包括参与公民媒体的),要比参与政治组织的要少。
部分内容摘自:
 叶荫聪(2009年4月)。《新闻学研究第九十九期-当代论坛》。〈新政治力量:香港独立媒体的发展〉。页221-239。
叶荫聪(2012年12月17日)。《香港独立媒体网》。〈编辑室周记:非主流媒体的共同世界〉。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15008

图1
2014年2月,《明报》前总编辑刘进图无故被砍6刀,成了香港已被压榨至临界点的媒体界的最后一根稻草。3月2日,包括记协与众多新闻行政人员在内的一万多民众,在“新闻界反暴力联席”的号召下,身穿黑衣上街游行来表达愤怒,高举“他们不能把我们都杀光”(They can’t kill us all)布条,疾呼守护香港的新闻自由。(照片取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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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报-街头话题 】做自己的媒体 系列(三):面向共同 • 打造多元 独立媒体之香港篇

刊登于2014年7月1日《街报》

【街头话题 】做自己的媒体 系列(三):面向共同 • 打造多元 独立媒体之香港篇

葉蔭聰
叶荫聪
– 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助理讲师
– 香港独立媒体(InMediaHK)创办人之一
– 公民团体“独立媒体(香港)”执委  

整理 / 邓婉晴、杨洁

 在刚过去的七月一日,超过51万人为争取香港普选而上街游行,并彻夜占领遮打道八小时,游行人数创下10年新高,几乎平了2003年七一大游行的历史记录。
这则新闻登上了许多国际媒体的头条版面,但是在香港当地却发生《明报》编务董事吕家明在编辑部门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于凌晨叫停赶印报纸中的印刷机,将头条标题“争普选”的敏感字眼删除,企图淡化游行主题。
这当然已不是第一次亲中商人干预新闻自由,但却也再次验证主流媒体长期以来对政治与社会运动的刻意扭曲与民意的漠视。这几年亲中商人大举收购香港媒体(张晓卿收购香港《明报》即为一例);特区政府的限制性广播牌照政策(2013年政府拒绝向《香港电视》发执照牌,引发有史以来最大型的民间改革广播业运动,数万民众自发上街抗议);再加上多位著名传媒人被辞退、威吓及袭击,都让言论及新闻自由日渐形成大众关心与担忧的议题。香港《明报》前总编辑刘进图、已停刊的《阳光时务周刊》老板陈平、《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等无故遇袭,暴力潜藏于媒体界,警方却从未破案。
七一游行当天,至少有超过六个团体分别在面子书上,以图文的方式不间断做全天候现场报道,视频直播连结最少也有五条。在“求真”的驱使下,“自己做媒体”的技术与方式不但随着每一波的反政府运动愈发纯熟,也在显示独立媒体作为主流和政府资助单位以外的抗衡媒介存在的必要。
《香港独立媒体网》(InMediaHK,下简称独媒)也是在2003年七一大游行的氛围中创立。从反世贸、反拆除天星与皇后码头、反洗脑国民教育,到日渐紧缩的媒体条例和政策,走过风雨十年,香港媒体生态有何变迁?我们从《独媒》发起人之一叶荫聪的笔访录,以及曾发表过的评论与论文,尝试理出独立媒体在香港的社会文化脉络。

Q1:香港独立媒体如何形成?
1980年代在商业垄断还未达至高峰,市场口味趋向单一以前,香港的独立小媒体曾经有相当的影响力,当时的两份周刊曾在1960、70年代引发青年文社运动及学生运动,被誉为“火红年代”。当时不少独立刊物多是民间团体所办,非牟利性质,以社会思潮辩论为主,甚至是某些特定思想理论的鼓吹。
1990年代开始,文艺团体向艺术发展局或乐施会申请筹办有独立味道的受资助杂志,性质有承袭文化与社会批判传统,也有文学杂志,但在媒体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独立于大集团之外的小型媒体影响持续下降,一般只能小量发行,且出版不定期,没有政府及大型民间机构资助,几乎无法生存。
随着科技与网络的发展,香港较具政治意识的网上独立媒体,严格来说是在2003年前后。2003年七一大游行的背景是九七回归以来的经济不景及政策失误,房地产市场和科网页相继爆破,再加上“非典型肺炎”爆发,社会的不满累积,导致原本是反对“国家安全”廿三条立法**的游行,获得超过50万人参与,创下历史。
游行前就有不少市民利用网络互通讯息,制作讽刺政府的内容,揭开网络动员的序幕。此后网上媒体进一步政治化,出现一阵子的独立媒体热潮。民间纷纷开办网路电台与电视广播,《香港独立媒体网》也在2004年下旬成立。
与政府资助的独立媒体相比,这类靠互联网作流通甚至制作的独立媒体,内容比较政治性,且不受资助。由于他们跟政府关系处于抗衡,因此形成了一个与文化艺术杂志不同的独立媒体体系。
** “国家安全”廿三条立法中,有关“煽动”、“颠覆”国家安全的条文严重威胁香港的新闻工作与言论自由,主流工作者均持批判态度。
Q2:如何界定主流/非主流媒体?
香港的“主流媒体”本来并不那么容易界定,不过近十多年来这个“主流”却渐渐变得清晰可见。随着香港日益政治化,由北京政府主导,以及特区政府的广播政策协助下,各个政经集团正在拥有权及管理权上,日渐把香港传统媒体产业整合成建制集团。
在政治冲突激化的当下,不难想像有人要另寻出路,在资本密集的大型商业媒体之外作出实践。“民间媒体”的民间性或许难以界定,但称之为“非主流媒体”,以区别以上所说的媒体政经集团,大概没有很大争议。
Q3:《香港独立媒体》创立的经验与实验想法?
《香港独立媒体网》以“民间记者”(citizen reporter,又称公民记者)及参与式媒体方式运作,并结合“媒体行动主义”(media activism),那是一种特殊的公民媒体,以社会运动参与者作为主题。
《独媒》成立十年至今,不少同期的民间媒体早已隐退,唯独我们仍“打不死,揼唔烂”,这不是自夸,而是自嘲。由从前零职员变成三位职员、创办人自掏腰包,到每月能得到近一百位市民小额捐款,这些都是量化指标。我们的读者量没有喷井式增长,可是我们自问在质方面的工作下了不少功夫。其中一个面向,就是要推进“非主流媒体”的共同性。
 “主流”若是上下整合的,“非主流”就应该是横向互动;“主流”若是垄断的,“非主流”应该是百家争鸣的。香港的“非主流”媒体这个版块,比较像诸侯割据,各有霸主,缺少共同。我们期望自己及更多人去思考“共同”(commons)的面向,即由自身位置与经验,连结到超出自己领域更大的世界。谈“共同”,也可能不在于筹划,而在于无穷无尽的小实验。
《独媒》最近的发展,都具有这方面共同的面向。除了资助本地连结草根运动的小型出版外,也尝试连结及资助独媒群体以外的朋友,在香港以外的地方进行报导,即外派计划。数年前也开展政策倡议工作,希望凝聚众多市民及民间媒体关心版权、网上审查、广播政策等等。我们遭受诽谤官司困扰,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一众网民及小媒体会否也面临相同危机,于是出版小册子提供预防及应对方法。
在2012年《独媒》成立八周年之际筹办主题为“新媒体爆发之后”的“民间高峰会”,也是为了要实践“共同”的可能。我相信,“共同”是独媒的定位,也该是所有非主流媒体所向往的世界。
Q4:独立媒体遇到的挑战和限制?
香港虽然享有相当大的自由,但是独立媒体的发展仍非常缓慢。如何更有组织地进行独立媒体实践,面对许多结构性限制。首先,除了文化艺术的独立媒体能获官方资助,以社会政治主体为主的独立媒体,仍然无法获取到公帑支持,这方面的政策倾斜,涉及的不单是政策设计,也与香港政府的民主化有关。在没有政党竞争执政,没有多层次体制民主化的情况下,很难想象政府会释出公帑,让公民社会营办批判及监察执政者的媒体。
同时,依赖民间捐款,又因为独立媒体规模小,影响力及可见度有限,所以难以与大型民间机构竞争,争取捐款。由于在财政上无法得到稳定支持,所以许多独立媒体既没有全职职员,亦无足够的活动经费,于是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困在一个同人式小媒体的处境中,对不少年轻人亦缺乏吸引力。
在管制方面,印刷与网络媒体皆受到“淫亵及不雅物品管制条例”监管,只要有人向政府投诉,或影视处方面判定物品(或文章)可能“不雅”或“淫亵”,即有被检控的威胁。
近年来独立媒体的发展,与本地民主派政党运动有一种相呼应的关系,《香港独立媒体网》参与的社会运动,也见到较中间偏左的民主派成员参与。这是否会影响独立媒体的政治定位,仍有待发展。
Q5: 如何看待媒体与社会民主化的关系?
因应课题或时代需求而诞生的媒体,往往跟当下社会运动的脉动有密切关系,社会运动风潮一退,点击率就跟着下降。独立媒体要保温,应该要建立持久及多元化的公民社会及公民媒体生态。我们期望能刺激更多人有更多创意,经营不同的公民媒体,甚至若日后有大量不同性质的公民媒体出现,取代《香港独立媒体网》,我们也会相当欢迎。
只是目前独立或公民媒体发展空间还是有限,无法有遍地开花的局面。虽然《独媒》作为其中一个网媒,创立至今已有不少发展;但近年兴起的仍多是商营网媒及类政党媒体。
公民媒体强调广泛公民的参与,制作媒体内容,而不只是少数专业及精英发言。成功的指标,不在于个别媒体,而在于是否能开出多种多样小型的公民媒体。
公民媒体需要活跃的公民,较长期投身公民组织,认同公民媒体理念。而不仅是针对特定议题,或某个特定政治组织或信念。香港近年政治化有馀,但整个公民社会仍有待发展,并不如想象中强大,公民文化及行动力仍然很弱。例如,不少社会动员吸引不少人投入,但参与公民团体的人(包括参与公民媒体的),要比参与政治组织的要少。
部分内容摘自:
 叶荫聪(2009年4月)。《新闻学研究第九十九期-当代论坛》。〈新政治力量:香港独立媒体的发展〉。页221-239。
叶荫聪(2012年12月17日)。《香港独立媒体网》。〈编辑室周记:非主流媒体的共同世界〉。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15008

图1
2014年2月,《明报》前总编辑刘进图无故被砍6刀,成了香港已被压榨至临界点的媒体界的最后一根稻草。3月2日,包括记协与众多新闻行政人员在内的一万多民众,在“新闻界反暴力联席”的号召下,身穿黑衣上街游行来表达愤怒,高举“他们不能把我们都杀光”(They can’t kill us all)布条,疾呼守护香港的新闻自由。(照片取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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