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January 30, 2017

【MCS嶺南文研網絡雜誌】默會知識的兩個想法

默會知識的兩個想法 

鄧婉晴


(圖片來源:http://blog-imgs-36.fc2blog.us/v/e/e/veesail/20100222040329c95.jpg)



(一)現代教育對默會知識的輕視與忘記 

英國哲學家Michael Polanyi在一九五八年首次提出默會知識理論以後,在西方學術領域引起了巨大的激盪與價值轉向。他主要回應西方世界自十七、十八世紀以來以客觀主義、邏輯實證主義爲主導的科學哲學思想,認爲即使是最精細的科學認識研究,都無可避免涉及個人的主動參與其中,而只要是人的參與,背後的推動就包含熱情、意志、直覺、衝動等各種情感元素,不會絕對中立客觀。


讀了Polanyi提出默會知識與個人知識的論點以後,有一種恍然大悟,發現一直以來在日常生活中許多細微的認知,細想之下原來都是其來有自的一種默會知識。難以言喻,但你知道他們真實存在,冥冥中總會帶引你看見並走出一些可行的路。但是因為並不會每一次都成功,因此你有時會覺得是純粹偶然,有時覺得很「玄」,有時只當是運氣,或是熟能生巧的理所當然。但這些偶然也許是有其根據,用Polanyi的説法,就是在追求認知的過程中,個人經由參與内居於一種狀態或行爲,再内化成身體的一部分,並且因帶著熱情主動探究,因此在不斷動態的建構和整合的過程中,偶爾犯錯,但通過不斷實踐和積累而來的體會,會讓認識過程在充滿不確定性中且戰且走。

Polanyi將默會知識抽絲剝繭地分析其本質與意義,來比照一般人較為熟悉的言傳知識。他認爲,默會知識就是言傳知識的基礎,每一樣新知識的掌握與學習,都是通過默會而來。默會的特徵包括:需要身心合一地將知識身體化;(李白鶴,41)將不連貫的局部與細節,通過重組、整合與理解來將之成為完整的整體;(42)除了掌握和拼湊外部的全貌,還要深入到認知對象的内部或局部中去了解其結合的意義,通過「内居」將認知對象内化成身體的一部分;(48-50)而在這個主動整合的過程當中,認識結構的關係會從「我—它」或「我—你」變成「我—我」的共同體關係;(52)如果停下來專注於細節,雖然可能會暫時切斷對整體的認知,但新的整合和内化過程卻有可能會帶來認識的深化。(56)

默會知識因主要依賴認識主體無法言傳的個人理解,因此具有強烈的個人性、内在性、不可批判性以及實踐性。(42-43)這可說是一個有機的動態結構,它不但強調知識主體來自於身體經驗,更一再辯證這些不可言傳的認識源於「我們所知道的遠比我們能說出來的多得多」(we know more than we can tell)。(44)認知到有這樣一種理解知識累積的方式存在,讓人豁然開朗,但若默會知識是一切言傳知識的重要基礎,將這個美麗的寓言放置到當代教育模式底下閲讀,問題和悲劇就來了。

現代教育只講求績效,填鴨式的應試教育看中的是及格的比率,而非個人知識的掌握與傳遞。所有「看得見」的、能被言説的、被計算量化的,總會較被重視。而雖然西方在七十年代開始就不斷批判和反思科學講求絕對客觀中立的研究方式,但現代教育(尤其是亞洲教育系統)顯然仍舊將科學放在主導和優先位置。數理科因爲講究實證,結果得以透過各種圖表數據等目測,因此一直被視爲較優質的學科。在學校,成績偏好的學生會自動分派、推薦或勸告去讀數理科,作爲優秀的象徵與標籤。與此同時,文史哲科則因其更講究社會與歷史脈絡、人的情感與關懷,也需要不斷與時並進地辯論,因此在「學」的過程中,思想的激蕩、認知及價值觀的轉變及培育等結果,很難具體表象化,甚至無法立竿見影地開花。在一般的教育戰場上,這些知識就因難被評估及明確記錄在成績表單上,而被列爲次等的知識。我在中學時期還曾聽過一種説法:念理科能強化邏輯思考和推理能力,將來若要從理轉文商很容易,但文商學生卻很難轉向數理科,所以若有條件當然選前者。

這種科學和人文分割的框架,也是延續自客觀主義將「人」排除在研究過程以外的做法。但是Polanyi不但不認爲兩者有多大的分歧;反而在其批判中強調,即便是在最「完美超脫」的自然科學領域,知識上的追求和獲得其實也是科學家們帶著強烈的熱情和主動參與,以及技能的投入和判斷,才能不斷在破與立中建構新的知識系統。(88)他認爲無論是科學還是人文知識,只要是真正的求知,都會包含情感投入及心靈歡樂的精神狀態。(80)因此無論是科學、藝術還是宗教等個人知識,默會的基礎是相似的。知識的獲得除了需要心領神會地理解投入,還要以信念和寄托爲前提;也就是說,一個人必須相信並服從於自己正在摸索的認知對象,才有可能將它變成自己主體的一部分,習得個人知識。(78,83)

無奈,默會知識在應試教育的制度下,幾乎注定只會是個浪漫的幻想,與當今的教育現實矛盾重重。首先,考試講求統一標準答案,默會知識鼓勵的個人性注定受到箝制。其次,學生無法自由選擇科目,又總是在趕進度的高壓狀態下學習,死背硬記自然成爲「應付」考試的戰略。公式可背,連人文道德歷史科的問答題也有模範答案可「參考」,學生無須也無法深入知識對象進行内心探索,交功課和讀書,多半都是例常行事。第三,學校的種種規範與賞罰制度本身也帶有權威駕馭性質,隨時扼殺創意與個人獨特性。無可否認,科學與數理在背誦和計算的過程中,依然有可能因理解箇中原理而得到快樂和啓發,但那個領悟的過程卻極少達到「身心合一」的實踐狀態,學生不見得能透過細節掌握「完整的整體」,除了博分數,還須知道爲何而學、爲何而做。

在重理輕文(以及運動)的制度下,學校也多專注在易於言傳的理論教學,對需要通過身體感官去感受或實踐的知識,例如藝術鑑賞、美學批判、身心靈成長、哲學等,卻異常忽略。這讓師生都只能捆綁在看得見的教與學中,而一切關於人與自然的,甚至教育與教學者的言傳身教之間的關係,都被撇除於正規教育之外。如果知識的建構與獲得都需要參與者的主動熱情投入,我們的教育、學校、師長,有沒有可能在現有的僵化體制內騰出彈性處理的空間和意願,讓有熱情的學生做他們想做的事,來完善他們想學的知識?甚麽是熱情?熱情是學生可以為了讀一本書、畫一幅畫、打好一場比賽、或縫好一件衣,而廢寢忘食,卻志氣高昂。對這樣願意拋開一切去完成自己想完成的事的學生,學校有沒有可能幫助他減少障礙和枷鎖,或嘗試結合作業要求和學生興趣,讓他得以自由熱情地奔向自己選擇的知識海洋,而不必為此付出代價(例如進度落後)?一切的個人知識都需要時間沉潛、對話、指引,我們的教育有沒有這些空隙讓學生呼吸和思辨?在體制内被進度追著趕的老師,又有沒有餘裕能讓自己在教學路上,不失熱情地持續追求個人知識,而非淪為機器?

當學生走過應試教育的時段,大部分靠背誦而來的知識都迅速「還給老師」時,這樣的知識累積與傳遞注定是失效的。甚至大膽推論,許多老師也未必真正將應試教育中的知識,幻化為個人知識,才導致教與學之間的差距如此巨大。無法轉化成身體/腦裏的一部分的,終究只是一堆與身心分離的資訊。如果無法對知識產生熱情和責任,其實也會進一步對生命無感。也是這樣的無感,讓現代人對社會發生的許多事無法心領神會地同心同理,例如對土地與生命、環境與保育、食物浪費、過度消費等。漠不關心是因爲覺得事不關己,而這些對做人的道理、價值的宣導,言傳身教的輕視,默會教育的遺忘,都是現代教育嚴重缺失的一塊拼圖。

因為這種知識霸權,我們都浪費了好多時間與青春,去追逐一堆只是符合體制需要的公開試標準答案,幸運一點的要到大學甚至研究班,才開始找到自己真正的興趣和方向,並認識到自己一直以來的學習,像是被蓋在玻璃罩中的玫瑰,其實打開罩口,整片花林開在身後。要如何在這個逐漸講究和包容多元的世界,改變體制內愈發走回老路的單一框架,則需要社會的集體反撲,才有可能衝出一條路。至少到了二零一七年,當一個小孩覺得自己打羽球/打機/畫漫畫/煮飯仔/養小動物,比做數學練習題愉快及優秀時,應該是要可以抬頭挺胸地大聲跟師長說而不被罵回頭,更無須為了討好甚麼考試而只能將自己最喜歡做的事排到最後。


(二)暴力教育是不是默會知識的可怕傳遞? 

在咀嚼Polanyi的説法及對照自己經驗過的默會知識累積時,也驚訝地發現:暴力教育似乎也是默會知識的可怕傳遞。問題是,它如何傳遞和累積?下文將嘗試拆解暴力作爲一種知識原型,如何累積和傳遞。暴力不是一項行爲,暴力的概念本身在不同的社會情境中也會有不同的詮釋。這裏指的暴力,主要是指一切非和平、爲了讓對象感到心理上的壓迫或令身體受傷的,從口頭叫駡,到肢體踫撞如打、捏、捶、鞭等行爲。


暴力行爲如何是一種知識?若以上文引用Polanyi列明的特性檢驗,暴力只在施暴與受到暴力的人之間展開,因此必然有強烈的個人性。認識主體通過内居於自身的感受──身體經驗,來理解單個暴力行爲背後的意義爲何,進而内化成個人知識。這個領悟過程需要經過反覆實踐,才能理解,並將暴力的單個動作與整件事故連貫在一起,嘗試從不連貫的局部與細節理解為完整的整體。(45,53)例如孩子若哭叫或頂撞,就會被父母施暴回擊,當他們反覆遭到暴力而認知到這一因果關係以後,孩子就會避免哭叫或頂撞,以避免被施暴。這種「學習成果」與Polanyi提到的「電擊字」會令當事人在無法解釋的情況下認識到因為某些音節而遭電擊的情況相似。(55)放在暴力的脈絡裏看,電擊就是一種規訓與懲罰。

Polanyi也將格式塔心理學的研究引入知識論,認爲理解知識的過程涉及人們對認識對象的整體感覺──「焦點覺知」,及對象整體的細節──「附帶覺知」。(45)在施暴過程中,施暴者的焦點覺知是在主體對象身上,他不會在乎自己的附帶覺知是什麽──呼巴掌、錘打還是腳飛踢。事實上一旦他把注意力轉移到附帶覺知上,意識到自己的行爲或活動會對主體對象帶來的感受時,他也許就無法再順暢地下手。但是根據Polanyi的説法,默會知識的結構就表現在將内在的附帶覺知整合到我們對外在物體的焦點覺知中。(46)因此這個from-to的細節整合結構一旦發生,則是不可逆轉的。(46)也就是說,施暴者與被施暴者一旦掌握了這一整套的動作,他們將不能回到認識這些「技能」之前的狀態。

施暴無疑是一項身體化活動,由一個身體動作施加到另一身體。而根據Polanyi的説法,我們會「在附帶覺知了一件事物以後,將它吸收下來,並使它變成我們自己的一種延伸。每一項這樣的個人吸收行爲都是我們自己的一種寄托,是我們處置自己的一種方式。」(49)身體作爲認識外部的工具,是獲得各種知識的現實基礎,而這些知識的傳遞,是建築在知識主體與認識對象之間的互信。「當我們接受一套預設並把它們用作解釋框架時,我們就可以認爲我們正内居於它們之中,正如我們内居(indwell)在自己的身體内一樣。」(51)「内居不僅是默會知識的運行機制,也是人的一種存在方式。内居是認知者參與到所領會事物的存在之中。同時也將認識對象同化為自己身體的一部分。」(52)

由以上句段可看出,暴力作爲一種「技藝」確實能通過内居於身體及内化來學習。施暴者内居於他的動作,將細節内化成他身體的一部分,再將動作整體展示出來。被施暴者通過身體的直接承受,例如感覺疼痛,主動吸納施暴者的動作成果,然後内化成自己的技術,由此掌握暴力作爲一種無法言傳的默會知識。而默會知識除了通過内居形式來傳遞,權威的示範也是一種帶有目的性的演繹和流傳方法。(46,104)學習者通過觀察和模仿,在不知不覺中學會那套技藝的規則,但那些規則是甚麽,也許連示範者也無法說清楚。而且,示範學習有一個很重要的先決條件,就是學習者對示範者有某種服從於權威的信任,儘管他無法詳細解釋這種信任爲何存在。(104)

Polanyi認爲對權威的服從和説不清的信任,是學習和讓默會知識傳遞的兩項先決條件。這正好能解釋爲何身處暴力環境的目擊者,雖然未必親身遭遇到暴力對待──既在沒有内居於行爲的情況下,卻懂得那一套暴力語言和規則,例如什麽話不能說,什麽動作不能做,以免觸怒施暴者。而且如果學習者與傳授者之間有著一層信任關係,為何受害者或目擊者在知道亦體會過暴力帶來的傷害和苦痛,卻還是會對施暴者懷有信任?這種信任而帶來的知識掌握,是否也意味著對行為的認同?Polanyi的論述並無觸及此範疇。他提出默會知識論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回應言傳/顯性知識,以及對西方客觀主義知識論的反思。因此,默會知識也沒有價值判斷的前設。他的論述處理的是默會知識「如何」發生,而沒有細談「為何」這部分。

如果將暴力為何會被學習和模仿這層疑問放置在文化研究較關心也較熟悉的權力論述中,也許就能提供另一個默會知識傳遞的社會意義。如果照傅柯所說,社會不可能獨立於權力關係之外,傳教者與學習者/師與徒/施暴者與受暴者之間,也必然存在不平等的權力位置。由於行使暴力不像其他如數理、騎腳車、游泳等知識實踐,它必定涉及最少兩個人物主體/身體;那麼當受暴者內化了施暴者的暴力知識後,若要再次實踐,其知識對象就未必會是此前同一人,而更多時是受暴者未掌握此知識,因而不具備此權力。

以家庭暴力為例,暴力的行使者通常是當下權力最大的人。受暴者對暴力知識的吸納,未必完全是熱情主動的,也許更可能因其他原因,例如權力不及而無法動彈。而發生在家裏的知識傳遞,更涉及另一些更複雜的情感與倫理面向。但如果暴力的實踐會讓受暴主體感到疼痛、難受、受傷甚至恐懼悲憤等情緒,受暴者無法當下逃離,卻可以選擇不去實踐那套知識。為何有的受暴者在遇上相似的場景時(例如吵架),又會傾向將內化的暴力行為實踐到另一個當下權力較小的身體上?其中一個解釋可能是,受暴者認同的並非是那門知識,而是行使暴力的當下或之後得以達到施暴者的權力位置,暴力於此只是一個工具,而非被認同及熱情追求的知識展現。

當然,這是一種很主觀的粗淺猜測。因為施暴者的學習起點未必都來自家庭,或自己都是前受暴者。但如果「暴力會以默會的方式傳遞」這種說法成立,至少社會將能更有利地制約家長和教育單位禁止對孩子及學生使用暴力。


摘錄書目: 

李白鶴。2009年11月。《默會維度上認識理想的重建——波蘭尼默會認識論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參考書目: 
Polanyi, Michael. 2009. The Tacit Dimens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刊登於第57期(2017年1月)《MCS@Lingnan網絡雜誌》『文化評論』:
http://www.ln.edu.hk/mcsln/56th_issue/criticism_01.shtml
http://commons.ln.edu.hk/mcsln/vol56/iss1/4/

Recommended Citation:

鄧婉晴 (2017)。默會知識的兩個想法。文化研究@嶺南,56。檢自 http://commons.ln.edu.hk/mcsln/vol56/iss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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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September 30, 2016

【MCS嶺南文研網絡雜誌】從《武俠》看自我照顧與認識、科學與身體、身份與認同


從《武俠》看自我照顧與認識、科學與身體、身份與認同 


鄧婉晴 



(圖片來源:http://alaualau.blogspot.hk/2012/06/2011-swordsmen-wu-xia-donnie-yen.html)



前言

由陳可辛執導的《武俠》在二零一一年上映時,打著「改變武俠」的副標題,引起不少關注,西方媒體讚譽極高,全球首映在第四十六屆康城影展舉行,[1]也是唯一受邀參展的華人電影;[2]同時,它也因內容設計太獨樹一格而遭受負面評價。「武俠」電影類別從二十世紀發跡以來走到今天,不斷地創新與超越傳統,陳可辛肯定不是第一位。但讓人驚訝的是,此部影片在美國發行商溫斯坦影業(Weinstein Company)購得版權之後,便以“Dragon”為其英文名。[3] 這個名稱諷刺地說明了,一直以來在電影史上自成一格的武俠電影,經過那麽多年的演化與轉變,時至今日,西方對東方武俠/武術/武打電影的文化想像,卻依然可以粗暴地化約為僅僅一條龍的圖騰,而這個符號象徵與《武俠》要表達的內容完全無關,卻也無人對此提出抗議。


本文並非要探討武術電影在國際市場上的商業運作和定位邏輯,而是首先嘗試從《武俠》的電影文本中探討傅柯提出的「自我照顧」和「自我認識」,如何在人物設置及美學藝術中展現。《武俠》最大的顛覆和驚喜,要數劉家村發生命案後,捕快徐百九以柯南破案的方式來解讀一場江湖恩怨。這個「兵與賊」的背後,各自代表了傳統幫派江湖和現代科學理性兩種知識系統的碰撞與角力。文中第二部分將會分析這兩個主導不同時代的知識系統在劇中的再現。此外,電影雖然超脫於現實,但它經常與身處的社會情境相關。許多人認為《武俠》最大的敗筆在主角被雷劈死的「科學」式結局,荒謬之極,且完全背離武俠電影該有的狹義死法。但如果將文本與現實對照,進行寓喻式閱讀(allegorical reading),劉金喜和地煞教主的父子對峙關係,其實可以表現出香港在中港矛盾日益尖銳的現實下的身份焦慮。本文第三部分將圍繞此主題展開。


「自我照顧」與「自我認識」在武俠藝術美學的展現 

若要嘗試為「武」和「俠」下註解,「武」指的是一招一式的行演,或有武器,或赤手空拳,是一種技藝(Techne),也在後來發展成為一電影類型。最早的武學是為了修身、齊家、保國,除了向外攻與守,更重要的是先從內修煉。這與傅柯在晚年寫的篇章《自我技術》(Technology of The Self)中提到古典希臘兩個重要的原則──「自我照顧」(Care of the Self)及「認識自我」(Know yourself)相呼應。個人只有紀律地自我管理與創造,才能得到自由意志(will to freedom)。[4][5]「俠」則向來具有反體制與霸權的特性,能為伸張正義而「以武犯禁」,甚至付出代價也在所不惜。[6][7] 我認為那可被視為一種類似布爾迪厄(Bordieu)筆下的「習氣」(habitus),因長期身處同一個環境而豢養出的日常生活慣性態度與特質。


《武俠》這部電影直接用此二字命名,似有一種回歸「武俠」本性的灑脫;但同時導演又以「改變武俠」為副題,似有顛覆傳統的企圖。而劇中人物的俠行確實與傳統定義相異,首先,劉金喜(甄子丹飾)一開始只是一位住在雲南偏遠村落的紙廠工人,不問世事只求家和溫飽。有一天紙廠來了兩個大盜,威脅店家和自己的性命。他一開始躲起來不想涉入其中,最後是迫不得已才出手,事後又不想承認也不願身份被揭露,因此他動武為良除害,並非出於仗義之心,而是自保。反倒是城裏派來查案的徐百九(金城武飾),因為篤信法治能維持社會秩序,因此一心想捉拿殺手歸案,而成了一種「法律正確」的俠行──雖然這種俠義跟傳統的江湖規矩相異。

以法先行的俠義對照人性,的確有別於一般武打片會處理的提問,卻是《武俠》的主旋律。在徐百九與劉金喜的對話中,後者坦言:「世間萬物是由千絲萬縷的緣分連結著,一個人犯了錯,就是眾生犯錯,每個人都是同謀者。」而後來我們也知道,電影中的反派七十二地煞原本也是知書達理的西夏族人,是八十萬同胞被殺害以後才變得殘暴。電影又名《同謀者》,[8]也說明了其主要關懷是對人性、殺戮、江湖以暴制暴的反身扣問。這種反問鮮少在武打電影中出現,因為武術本身就有向外展示的條件,修煉過程雖是走向自己,向內挖掘,但卻難以符合商業武打片的外展形式呈現出來。劉金喜在影片一開始就已經隱世在雲南劉家村,所展示的起點是已經走過了刻苦訓練,成爲高手,達致巔峰,威鎮江湖,甚至也經歷了在殺人過程中受到小孩的無辜眼神感化而決心離開江湖,回歸平靜日常的人生階段。他當下選擇自保過小日子,實際上也沒有背離傅柯對「自我照顧」和「自我認識」的詮釋。

這兩個命題,在《武俠》的美學與視覺藝術上都有出色的展現。首先是對家的守護與照顧,電影始於劉金喜在家中與妻兒玩鬧用膳,午後的陽光照進屋裏,配搭安詳的樂聲,無比平靜溫暖。那是金喜逃離自己的原生家庭與所屬體制(institution)──讓他練成一身武藝的七十二地煞而換來的家。家人對他的意義是個人的重生,人性的召喚,而非技藝的提煉與超越。他後來經歷家人回來尋仇,自斷手臂以斷絕關係,最後在徐百九的幫助下弒父取得自由,繼續隱世江湖,日作夜息,家與妻小依然在身後守護。劉金喜雖然缺乏俠義,但透過修身與齊家完成了自我認識和照顧,並在電影中透過藝術美學表達。

另一方面,徐百九認識自我和世界的方式,則是通過抽絲剝繭的分析和自我辯證完成。他以東方版豪斯或福爾摩斯的形像出現,從造型(民初西裝戴帽)、語言(口操四川話)、行為舉止,都顯得特別另類。他靠著腦中的自我推理和貼身觀察,就能還原案發經過,從解釋拳擊穴位如何造成血栓,到輕功又如何利用重力加速空氣密度,這些似是而非的「僞科學」,電影都以絢爛的立體動畫呈現,還加上西洋搖滾音樂做背景,儼然是一場夢幻懸疑的美學創新與突破。他以自己的身體做實驗,針灸抑毒與情感,也不斷在推案過程中與另一個自己對話,一直到死去以前都無法完好地將兩個分別代表情與理的自己結合。

徐百九的内心搖擺與性情轉變,直接折射在他的服裝選色上:他一直以灰衣出鏡,跟後半段才出現的十三姨一樣;劉金喜和後半段才出現的七十二地煞教主,則身穿黑衣,暗示他們各自深不可測的私心;劉金喜的妻子阿玉和兩個小孩則總是以白衣亮相,以示純樸無辜。小孩無辜的眼神是其中一個暗示人性本質之善良與純潔的重要符號,無論是令劉金喜放下屠刀的,還是他的小兒子曉天,都一再以雙眸讓是非黑白變得能有協商的可能。

美學與藝術皆為情感表達。《武俠》透過創新又絢麗的視覺效果增加了武林的夢幻與懸疑,是初次下海拍武打片的陳可辛帶給觀眾的驚喜(或驚嚇)。電影主角的刻畫和生命選擇,更通過武林江湖展示了自我照顧、認識與人性探討。就這一點,劉金喜和徐百九的鋪陳多少達到了自我轉變的意義。


傳統身心合一 vs. 現代科學理性 

徐百九以捕快之名來到偏遠的村落查案,影片前半段都以他為中心,打鬥的場面都在他透過觀察和推理重構現場的語言中,才首次以慢動作再現。但到了電影的後半段,重心回到了劉金喜面對七十二地煞的追擊和尋仇,為了與母體切割而自斷手臂,為保護家人而準備犧牲自己。有影評表示電影從科學轉向肉搏場景的安排,前後兩段不連貫是《武俠》的最大敗筆。[9] 但事實上,這個不連貫也被解讀為徐百九與劉金喜各自代表著現代科學理性與傳統江湖技藝,在之間游移、辯證和角力。


傳統的武術是一門技藝,需要通過師傅傳授,再經過不斷重複的刻苦訓練,才有可能累積成個人知識。在知識論中,習武可說是哲學與社會科學家Michael Polanyi提出的個人/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的傳遞,需要師徒之間的信任和依附,並仰賴身心合一,以身體和經驗來豐富這門技藝。這種知識系統,與西方世界自啟蒙運動以來重視的客觀主義相反,後者凡事講求理性、科學、實驗、分析,將一切情感和身體排除於研究主體。[10] 在《武俠》中,徐百九最初就是個壓抑情感,只相信推論的人。他執著於現代法律,覺得只有將犯人繩之於法才能天下太平。

後來隨著劇情發展,我們發現徐百九之所以對人失去信任,是因為曾經被信任的小孩背叛而中毒,害了自己。他也在掌握了事情緣由後開始對黑白對立的善惡動搖。但他對科學法理依然深信不疑,甚至成了另一種俠行。為了助劉金喜躲過幫派追擊,他以科學知識獻計「詐死」──雖然這種手段在以招式定生死的傳統江湖中不曾出現,甚至有欠正氣,但是當劉金喜在一群還在為他的死而哀悼的七十二地煞兄弟面前復活時,他的科學解決方式即宣告失敗,金喜只好用回江湖手段,以自斷手臂來斷絕關係。

有關科學理性與傳統手搏的較量,一再延續到影片的最後。當獨臂的金喜無法打到地煞教主,眼看就要死去,徐百九再次以科學推理,透過頭頂和腳底插針通電,讓地煞被雷劈死。這個死法完全偏離武打場面可能的死法,因而荒謬得遭許多觀眾大事嘲笑抨擊;但就科學與傳統的角力來看,這個情節卻顯示科學得到了最終的勝利,解決傳統方法無法解決的問題。當然,徐百九因為最終無法用「法」來擊敗對手,自己的信念被破除,所以他也必須死,才能維持他所代表的法學精神的勝利。

許多學者都曾提過,武術電影在經歷清末戰亂、民國成立、社會西化與現代化後,長期伴隨著與現代性拉扯的焦慮,擔心自己落伍,這個現代性的想像也意味著與傳統切割。[11][12] 例如在黃飛鴻系列中,就有赤手空拳在大砲武器面前的蒼白無力。《武俠》中關於科學理性和傳統肉搏的劇碼各佔一半,也許是對武俠類型電影的大不敬,但如果將它視為兩場知識系統的角力和不願退讓,卻足以反證傳統在現代社會面對「武術/功夫還能作何用」的自我懷疑下,嘗試開出第三條路,或尋找彼此並存、互補與協力的可能。[13]


《武俠》的身份焦慮與認同 

印度電影學者Sarkar雖然從未踏足香港,但他認為香港的電影工業與印度相似,都必須不斷在快速變換的社會脈絡下保持競爭力,同時還要周旋於現代發展的思維與步伐,不斷創新。這種傳統與現代不斷角力的位置,讓香港電影有豐富的隱喻和幻象,且經常出現在本身就充滿超現實意向的武術電影類型中。他以經典的《獨臂刀》為例,認為將身體的一部分割離的斷臂情節,其實是自身面對中港台關係的身份焦慮上,拒絕被統一的文化形式。除了拒絕被區域同化,也是一種東方拒絕臣服於西方現代性的切割。而這些近乎歇斯底里的抗拒與切割表達,其實都是在處理現實處境的疑惑(disorientation)與無力。而且由於無法想像新的結構,這些焦慮將被接合到電影中重複出現的模仿與象徵結構(神話)中。[14]


如果將《武俠》予以這種寓喻式閱讀(allegorical reading),也有非常有趣的發現。首先,劉金喜的斷臂情節是一九六七年第一代《獨臂刀》的新版,除了有致敬之意,兩片斷臂原因和背景都不同。第一代獨臂刀王羽的「被」斷臂,是源自同門師兄妹處理情感糾葛不當,衝動之下造成的意外,他經過刻苦修煉之後另立門派,卻對師門念念不忘,堅守古老的道義忠孝。但劉金喜自斷手臂,是礙於無路可逃下依然不願回到師門,展示恩斷義絕的決心。他的切割對象,是父親和母親,也是七十二地煞的教主、教母和曾視他為第二當家的整個幫派。這個出走和叛離,如果置放在日益尖銳的中港關係中閱讀,就體現了一個深刻的畫面──(香港)瘦弱但堅決的身份認同,以切割強大的他者(大陸)母體來確立。

在劉金喜與母親十三姨(惠英紅飾)的對決中,兒子開始不願刻意傷害母親,不願直掏母親雙眼,又在決鬥空間陷入死角時把房子踢破,讓母親免於被牛踢死。這是他表現善與孝的方式。然而當他第三次要救母親,在懸崖口拉著她的手不放時,母親大呼他的真名:「你是唐龍,你就是唐龍!」時,他直視母親雙眼,隨即鬆手任她掉落死去──這一鬆手,是劉金喜對唐龍這個身份被對手捏住不放的拒絕與憤怒表述,他冷酷無情的雙眼,更顯示出對這個身份和母親的疏離與抗拒。

在與父親的對決之前,父親在他的家有過唯一一場回溯往事的對談。父親懷念他小時候等他回家的溫馨,但此情很快便成了互不原諒的死局。由當年的獨臂王王羽飾演父親,對決新世代的獨臂王,意卻不在傳承而是決裂。當巨人爸爸走出家裏,在雨中暴打奄奄一息的兒子,口中大吼:「你身上的血是我的!」「你背叛我!天要你做我的兒子!」,彷彿也暗示著大國與出走叛逆孩子的身份爭奪,實力懸殊得無可奈何。如果巨人是中國大陸,那麼劉金喜就是不願做回唐龍的香港。那麼最後將巨人殺死的徐百九這個程咬金與反反覆覆的助力,在現實中會是誰?這是否意味著僵局需要第三者製造「等天收」的契機,才有可能破局?一切解讀猜測終究來自觀衆,但《武俠》電影内外相互呼應的身份認同與焦慮,卻令它在懸疑夢幻以外多了一份沉重的現實想象。


結語 

《武俠》雖然是一部褒貶參半的電影,但其創作上的新嘗試和新元素,也有有趣的可討論之處。事實上,整部電影就像是武術電影在當今社會的疑惑一樣,回頭探問著自己存在的意義和選擇。當傅柯認爲「自我照顧」與「自我認識」是參與社會政治和改變的先決條件時,[15]劇中的兩個主人公——劉金喜選擇脫離江湖,回歸田園來完成對自我、家庭、族人的守護與再生;徐百九則是不斷在實踐中自我辯論和質疑,認識到自己最終的選擇。


同時,當徐百九突兀地出現在劉家村,又對自己的執著窮追不捨時,他的推理和觀察是來自對理性科學的信任。劉金喜自小在以武爭天下的體制,認爲世間所有人皆為共犯,實踐的是身心合一的武學訓練。由此,傳統武學與現代科學的角力不但在電影中進行,當中顯現的更是武術作爲一種技藝,和武術電影作爲一種類型,本身在當今社會所屬位置的焦慮和提問。這種涉及身份認同的焦慮,也與中港矛盾下國族身份的焦慮相似,縱然後者面對的政治現實處境不同。電影中的決戰,武術最終無法擺平強大的母體,非得靠著理性科學邏輯才取勝。如果將情節以寓喻式閲讀比照現實,恐怕就是誓死要以自己的名字和身份立足天地的香港,如何能與母體切割且繼續活命的天問了。

最後,Meagan Morris曾在The Legacy of Kung Fu一文中以香港和澳洲的燭光集會作開首,認為那是一種在黑暗(的社會)中讓自己被看見(make visible)的美學進路(aesthetic move)。[16] 對此,筆者認爲《武俠》以絕妙的視覺效果來説一個「科學武俠」的故事,也可說是用看得見的美學來突顯「現代—─傳統」,「國族—─本土」這些難以二元化的知識想像。[17] 再者,《武俠》雖然是一部合拍片,除了請到第一代獨臂刀王──王羽十八年後再次亮相、甄子丹親自上陣,還有湯唯、惠英紅和金城武橫跨中港臺的大卡主演,吸睛度和票房有基本保障。但如果它能在雷雨拳腳中,讓人感受到命運自主的弦外之音,那不也是嘗試以美學藝術突破局限,尋找進路的一種「狹義」嗎?



[1] Winnie。2011年5月11日。〈《武俠》獲好評,陳可辛封天才藝術家〉。《星島日報》。
http://news.singtao.ca/toronto/2011-05-15/entertainment1305439083d3187372.html
[2] Du, Xiaodan. May 13, 2011. “Cannes Special: Chinese Film ‘Wu Xia’. CCTV English. http://english.cntv.cn/20110513/106894.shtml
[3] Fleming, Mike Jr. 11 May, 2011. “Cannes: Weinstein Company Acquires Fest Film ‘Dragon (Wu Xia)’”. Deadline. http://deadline.com/2011/05/cannes-weinstein-company-acquires-fest-film-dragon-130576/
[4] Foucault, Michel. 1997.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in Ethics: Subjectivity and Truth (Vol.1). New York: The New Press, pp.223-252.
[5] Batters, Stephanie M.. 2011. “Care of the Self and the Will to Freedom: Michel Foucault, Critique and Ethics”. Senior Honors Projects. Paper 231. http://digitalcommons.uri.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241&context=srhonorsprog
[6] 原文出自《韓非子•五蠹》:「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
資料來源:李卓倫。2011年10月。《《武俠》:不是「武俠」,又是甚麼》。香港影評庫。http://www.filmcritics.org.hk/film-review/node/2015/06/30/《武俠》:不是「武俠」,又是甚麼
[7] Cho, Allan. 2010. The Hong Kong Wuixia Movie: Identity and Politics, 1966-1976. Saarbrucken: Lambert Academic Publishing, pp.7.
[8] 劉嫣。2010年11月9日。《陳可辛:『武俠』回歸狹義,改變武俠片傳統》。新浪全球新聞。http://dailynews.sina.com/bg/ent/film/sinacn/20101109/16291981686.html
[9]〈武俠影評〉。2014年08月09日。《要勵誌》。http://www.11i.info/diary-112425.html
[10] 李白鶴。2009年11月。《默會緯度上認識理想的重建——波蘭尼默會認識論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1] Li, Siu Leung. 2006. “Kung Fu: Negotiating Nationalism and Modernity”, in Asian Cinemas: A Reader & Guide, Dimitris Eletheriotis, Gary Needham (Eds.).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pp.100.
[12] Sarkar, Bhaskar. 2001. “Chapter 7: Hong Kong Hysteria: Martial Arts Tales from a Mutating World”, in At Full Speed: Hong Kong Cinema in a Borderless World, Esther C.M.Yau (E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p. 164.
[13] 見Morris, Meaghan. 2014. “A Question of Legacy: What is the Use of Kung Fu?”. Journal of the Moving Image:  12. Kolkata: Jadavpur University, pp.59-75.
[14] Sarkar, Bhaskar. 2001. “Chapter 7: Hong Kong Hysteria: Martial Arts Tales from a Mutating World”, in At Full Speed: Hong Kong Cinema in a Borderless World, Esther C.M.Yau (E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p. 159-176.
[15] Batters, Stephanie M.. 2011. “Care of the Self and the Will to Freedom: Michel Foucault, Critique and Ethics”. Senior Honors Projects. Paper 231, pp.4. http://digitalcommons.uri.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241&context=srhonorsprog
[16] Morris, Meaghan. 2014. “A Question of Legacy: What is the Use of Kung Fu?”. Journal of the Moving Image (12). Kolkata: Jadavpur University, pp.59-60.
[17] 實際上,除了武術和美學的部分,電影主要情節也被認爲與2005年David Cronenberg指導的美劇The History of Violence高度相似。
資料來源:Scott, A.O. November 29, 2012. “An Unlikely Hero Rises, and So Do Suspicions”. The New York Times. 
http://www.nytimes.com/2012/11/30/movies/dragon-wu-xia-directed-by-peter-ho-sun-chan.html?_r=1   


刊登於第54期(2016年9月號)《MCS@Lingnan網絡雜誌》『專題文章』:
http://www.ln.edu.hk/mcsln/54th_issue/feature_03.shtml
http://commons.ln.edu.hk/mcsln/vol54/iss1/3/


Recommended Citation:

鄧婉晴 (2016)。從《武俠》看自我照顧與認識、科學與身體、身份與認同。文化研究@嶺南,54。檢自 http://commons.ln.edu.hk/mcsln/vol54/iss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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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S嶺南文研網絡雜誌】從《武俠》看自我照顧與認識、科學與身體、身份與認同


從《武俠》看自我照顧與認識、科學與身體、身份與認同 


鄧婉晴 



(圖片來源:http://alaualau.blogspot.hk/2012/06/2011-swordsmen-wu-xia-donnie-yen.html)



前言

由陳可辛執導的《武俠》在二零一一年上映時,打著「改變武俠」的副標題,引起不少關注,西方媒體讚譽極高,全球首映在第四十六屆康城影展舉行,[1]也是唯一受邀參展的華人電影;[2]同時,它也因內容設計太獨樹一格而遭受負面評價。「武俠」電影類別從二十世紀發跡以來走到今天,不斷地創新與超越傳統,陳可辛肯定不是第一位。但讓人驚訝的是,此部影片在美國發行商溫斯坦影業(Weinstein Company)購得版權之後,便以“Dragon”為其英文名。[3] 這個名稱諷刺地說明了,一直以來在電影史上自成一格的武俠電影,經過那麽多年的演化與轉變,時至今日,西方對東方武俠/武術/武打電影的文化想像,卻依然可以粗暴地化約為僅僅一條龍的圖騰,而這個符號象徵與《武俠》要表達的內容完全無關,卻也無人對此提出抗議。


本文並非要探討武術電影在國際市場上的商業運作和定位邏輯,而是首先嘗試從《武俠》的電影文本中探討傅柯提出的「自我照顧」和「自我認識」,如何在人物設置及美學藝術中展現。《武俠》最大的顛覆和驚喜,要數劉家村發生命案後,捕快徐百九以柯南破案的方式來解讀一場江湖恩怨。這個「兵與賊」的背後,各自代表了傳統幫派江湖和現代科學理性兩種知識系統的碰撞與角力。文中第二部分將會分析這兩個主導不同時代的知識系統在劇中的再現。此外,電影雖然超脫於現實,但它經常與身處的社會情境相關。許多人認為《武俠》最大的敗筆在主角被雷劈死的「科學」式結局,荒謬之極,且完全背離武俠電影該有的狹義死法。但如果將文本與現實對照,進行寓喻式閱讀(allegorical reading),劉金喜和地煞教主的父子對峙關係,其實可以表現出香港在中港矛盾日益尖銳的現實下的身份焦慮。本文第三部分將圍繞此主題展開。


「自我照顧」與「自我認識」在武俠藝術美學的展現 

若要嘗試為「武」和「俠」下註解,「武」指的是一招一式的行演,或有武器,或赤手空拳,是一種技藝(Techne),也在後來發展成為一電影類型。最早的武學是為了修身、齊家、保國,除了向外攻與守,更重要的是先從內修煉。這與傅柯在晚年寫的篇章《自我技術》(Technology of The Self)中提到古典希臘兩個重要的原則──「自我照顧」(Care of the Self)及「認識自我」(Know yourself)相呼應。個人只有紀律地自我管理與創造,才能得到自由意志(will to freedom)。[4][5]「俠」則向來具有反體制與霸權的特性,能為伸張正義而「以武犯禁」,甚至付出代價也在所不惜。[6][7] 我認為那可被視為一種類似布爾迪厄(Bordieu)筆下的「習氣」(habitus),因長期身處同一個環境而豢養出的日常生活慣性態度與特質。


《武俠》這部電影直接用此二字命名,似有一種回歸「武俠」本性的灑脫;但同時導演又以「改變武俠」為副題,似有顛覆傳統的企圖。而劇中人物的俠行確實與傳統定義相異,首先,劉金喜(甄子丹飾)一開始只是一位住在雲南偏遠村落的紙廠工人,不問世事只求家和溫飽。有一天紙廠來了兩個大盜,威脅店家和自己的性命。他一開始躲起來不想涉入其中,最後是迫不得已才出手,事後又不想承認也不願身份被揭露,因此他動武為良除害,並非出於仗義之心,而是自保。反倒是城裏派來查案的徐百九(金城武飾),因為篤信法治能維持社會秩序,因此一心想捉拿殺手歸案,而成了一種「法律正確」的俠行──雖然這種俠義跟傳統的江湖規矩相異。

以法先行的俠義對照人性,的確有別於一般武打片會處理的提問,卻是《武俠》的主旋律。在徐百九與劉金喜的對話中,後者坦言:「世間萬物是由千絲萬縷的緣分連結著,一個人犯了錯,就是眾生犯錯,每個人都是同謀者。」而後來我們也知道,電影中的反派七十二地煞原本也是知書達理的西夏族人,是八十萬同胞被殺害以後才變得殘暴。電影又名《同謀者》,[8]也說明了其主要關懷是對人性、殺戮、江湖以暴制暴的反身扣問。這種反問鮮少在武打電影中出現,因為武術本身就有向外展示的條件,修煉過程雖是走向自己,向內挖掘,但卻難以符合商業武打片的外展形式呈現出來。劉金喜在影片一開始就已經隱世在雲南劉家村,所展示的起點是已經走過了刻苦訓練,成爲高手,達致巔峰,威鎮江湖,甚至也經歷了在殺人過程中受到小孩的無辜眼神感化而決心離開江湖,回歸平靜日常的人生階段。他當下選擇自保過小日子,實際上也沒有背離傅柯對「自我照顧」和「自我認識」的詮釋。

這兩個命題,在《武俠》的美學與視覺藝術上都有出色的展現。首先是對家的守護與照顧,電影始於劉金喜在家中與妻兒玩鬧用膳,午後的陽光照進屋裏,配搭安詳的樂聲,無比平靜溫暖。那是金喜逃離自己的原生家庭與所屬體制(institution)──讓他練成一身武藝的七十二地煞而換來的家。家人對他的意義是個人的重生,人性的召喚,而非技藝的提煉與超越。他後來經歷家人回來尋仇,自斷手臂以斷絕關係,最後在徐百九的幫助下弒父取得自由,繼續隱世江湖,日作夜息,家與妻小依然在身後守護。劉金喜雖然缺乏俠義,但透過修身與齊家完成了自我認識和照顧,並在電影中透過藝術美學表達。

另一方面,徐百九認識自我和世界的方式,則是通過抽絲剝繭的分析和自我辯證完成。他以東方版豪斯或福爾摩斯的形像出現,從造型(民初西裝戴帽)、語言(口操四川話)、行為舉止,都顯得特別另類。他靠著腦中的自我推理和貼身觀察,就能還原案發經過,從解釋拳擊穴位如何造成血栓,到輕功又如何利用重力加速空氣密度,這些似是而非的「僞科學」,電影都以絢爛的立體動畫呈現,還加上西洋搖滾音樂做背景,儼然是一場夢幻懸疑的美學創新與突破。他以自己的身體做實驗,針灸抑毒與情感,也不斷在推案過程中與另一個自己對話,一直到死去以前都無法完好地將兩個分別代表情與理的自己結合。

徐百九的内心搖擺與性情轉變,直接折射在他的服裝選色上:他一直以灰衣出鏡,跟後半段才出現的十三姨一樣;劉金喜和後半段才出現的七十二地煞教主,則身穿黑衣,暗示他們各自深不可測的私心;劉金喜的妻子阿玉和兩個小孩則總是以白衣亮相,以示純樸無辜。小孩無辜的眼神是其中一個暗示人性本質之善良與純潔的重要符號,無論是令劉金喜放下屠刀的,還是他的小兒子曉天,都一再以雙眸讓是非黑白變得能有協商的可能。

美學與藝術皆為情感表達。《武俠》透過創新又絢麗的視覺效果增加了武林的夢幻與懸疑,是初次下海拍武打片的陳可辛帶給觀眾的驚喜(或驚嚇)。電影主角的刻畫和生命選擇,更通過武林江湖展示了自我照顧、認識與人性探討。就這一點,劉金喜和徐百九的鋪陳多少達到了自我轉變的意義。


傳統身心合一 vs. 現代科學理性 

徐百九以捕快之名來到偏遠的村落查案,影片前半段都以他為中心,打鬥的場面都在他透過觀察和推理重構現場的語言中,才首次以慢動作再現。但到了電影的後半段,重心回到了劉金喜面對七十二地煞的追擊和尋仇,為了與母體切割而自斷手臂,為保護家人而準備犧牲自己。有影評表示電影從科學轉向肉搏場景的安排,前後兩段不連貫是《武俠》的最大敗筆。[9] 但事實上,這個不連貫也被解讀為徐百九與劉金喜各自代表著現代科學理性與傳統江湖技藝,在之間游移、辯證和角力。


傳統的武術是一門技藝,需要通過師傅傳授,再經過不斷重複的刻苦訓練,才有可能累積成個人知識。在知識論中,習武可說是哲學與社會科學家Michael Polanyi提出的個人/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的傳遞,需要師徒之間的信任和依附,並仰賴身心合一,以身體和經驗來豐富這門技藝。這種知識系統,與西方世界自啟蒙運動以來重視的客觀主義相反,後者凡事講求理性、科學、實驗、分析,將一切情感和身體排除於研究主體。[10] 在《武俠》中,徐百九最初就是個壓抑情感,只相信推論的人。他執著於現代法律,覺得只有將犯人繩之於法才能天下太平。

後來隨著劇情發展,我們發現徐百九之所以對人失去信任,是因為曾經被信任的小孩背叛而中毒,害了自己。他也在掌握了事情緣由後開始對黑白對立的善惡動搖。但他對科學法理依然深信不疑,甚至成了另一種俠行。為了助劉金喜躲過幫派追擊,他以科學知識獻計「詐死」──雖然這種手段在以招式定生死的傳統江湖中不曾出現,甚至有欠正氣,但是當劉金喜在一群還在為他的死而哀悼的七十二地煞兄弟面前復活時,他的科學解決方式即宣告失敗,金喜只好用回江湖手段,以自斷手臂來斷絕關係。

有關科學理性與傳統手搏的較量,一再延續到影片的最後。當獨臂的金喜無法打到地煞教主,眼看就要死去,徐百九再次以科學推理,透過頭頂和腳底插針通電,讓地煞被雷劈死。這個死法完全偏離武打場面可能的死法,因而荒謬得遭許多觀眾大事嘲笑抨擊;但就科學與傳統的角力來看,這個情節卻顯示科學得到了最終的勝利,解決傳統方法無法解決的問題。當然,徐百九因為最終無法用「法」來擊敗對手,自己的信念被破除,所以他也必須死,才能維持他所代表的法學精神的勝利。

許多學者都曾提過,武術電影在經歷清末戰亂、民國成立、社會西化與現代化後,長期伴隨著與現代性拉扯的焦慮,擔心自己落伍,這個現代性的想像也意味著與傳統切割。[11][12] 例如在黃飛鴻系列中,就有赤手空拳在大砲武器面前的蒼白無力。《武俠》中關於科學理性和傳統肉搏的劇碼各佔一半,也許是對武俠類型電影的大不敬,但如果將它視為兩場知識系統的角力和不願退讓,卻足以反證傳統在現代社會面對「武術/功夫還能作何用」的自我懷疑下,嘗試開出第三條路,或尋找彼此並存、互補與協力的可能。[13]


《武俠》的身份焦慮與認同 

印度電影學者Sarkar雖然從未踏足香港,但他認為香港的電影工業與印度相似,都必須不斷在快速變換的社會脈絡下保持競爭力,同時還要周旋於現代發展的思維與步伐,不斷創新。這種傳統與現代不斷角力的位置,讓香港電影有豐富的隱喻和幻象,且經常出現在本身就充滿超現實意向的武術電影類型中。他以經典的《獨臂刀》為例,認為將身體的一部分割離的斷臂情節,其實是自身面對中港台關係的身份焦慮上,拒絕被統一的文化形式。除了拒絕被區域同化,也是一種東方拒絕臣服於西方現代性的切割。而這些近乎歇斯底里的抗拒與切割表達,其實都是在處理現實處境的疑惑(disorientation)與無力。而且由於無法想像新的結構,這些焦慮將被接合到電影中重複出現的模仿與象徵結構(神話)中。[14]


如果將《武俠》予以這種寓喻式閱讀(allegorical reading),也有非常有趣的發現。首先,劉金喜的斷臂情節是一九六七年第一代《獨臂刀》的新版,除了有致敬之意,兩片斷臂原因和背景都不同。第一代獨臂刀王羽的「被」斷臂,是源自同門師兄妹處理情感糾葛不當,衝動之下造成的意外,他經過刻苦修煉之後另立門派,卻對師門念念不忘,堅守古老的道義忠孝。但劉金喜自斷手臂,是礙於無路可逃下依然不願回到師門,展示恩斷義絕的決心。他的切割對象,是父親和母親,也是七十二地煞的教主、教母和曾視他為第二當家的整個幫派。這個出走和叛離,如果置放在日益尖銳的中港關係中閱讀,就體現了一個深刻的畫面──(香港)瘦弱但堅決的身份認同,以切割強大的他者(大陸)母體來確立。

在劉金喜與母親十三姨(惠英紅飾)的對決中,兒子開始不願刻意傷害母親,不願直掏母親雙眼,又在決鬥空間陷入死角時把房子踢破,讓母親免於被牛踢死。這是他表現善與孝的方式。然而當他第三次要救母親,在懸崖口拉著她的手不放時,母親大呼他的真名:「你是唐龍,你就是唐龍!」時,他直視母親雙眼,隨即鬆手任她掉落死去──這一鬆手,是劉金喜對唐龍這個身份被對手捏住不放的拒絕與憤怒表述,他冷酷無情的雙眼,更顯示出對這個身份和母親的疏離與抗拒。

在與父親的對決之前,父親在他的家有過唯一一場回溯往事的對談。父親懷念他小時候等他回家的溫馨,但此情很快便成了互不原諒的死局。由當年的獨臂王王羽飾演父親,對決新世代的獨臂王,意卻不在傳承而是決裂。當巨人爸爸走出家裏,在雨中暴打奄奄一息的兒子,口中大吼:「你身上的血是我的!」「你背叛我!天要你做我的兒子!」,彷彿也暗示著大國與出走叛逆孩子的身份爭奪,實力懸殊得無可奈何。如果巨人是中國大陸,那麼劉金喜就是不願做回唐龍的香港。那麼最後將巨人殺死的徐百九這個程咬金與反反覆覆的助力,在現實中會是誰?這是否意味著僵局需要第三者製造「等天收」的契機,才有可能破局?一切解讀猜測終究來自觀衆,但《武俠》電影内外相互呼應的身份認同與焦慮,卻令它在懸疑夢幻以外多了一份沉重的現實想象。


結語 

《武俠》雖然是一部褒貶參半的電影,但其創作上的新嘗試和新元素,也有有趣的可討論之處。事實上,整部電影就像是武術電影在當今社會的疑惑一樣,回頭探問著自己存在的意義和選擇。當傅柯認爲「自我照顧」與「自我認識」是參與社會政治和改變的先決條件時,[15]劇中的兩個主人公——劉金喜選擇脫離江湖,回歸田園來完成對自我、家庭、族人的守護與再生;徐百九則是不斷在實踐中自我辯論和質疑,認識到自己最終的選擇。


同時,當徐百九突兀地出現在劉家村,又對自己的執著窮追不捨時,他的推理和觀察是來自對理性科學的信任。劉金喜自小在以武爭天下的體制,認爲世間所有人皆為共犯,實踐的是身心合一的武學訓練。由此,傳統武學與現代科學的角力不但在電影中進行,當中顯現的更是武術作爲一種技藝,和武術電影作爲一種類型,本身在當今社會所屬位置的焦慮和提問。這種涉及身份認同的焦慮,也與中港矛盾下國族身份的焦慮相似,縱然後者面對的政治現實處境不同。電影中的決戰,武術最終無法擺平強大的母體,非得靠著理性科學邏輯才取勝。如果將情節以寓喻式閲讀比照現實,恐怕就是誓死要以自己的名字和身份立足天地的香港,如何能與母體切割且繼續活命的天問了。

最後,Meagan Morris曾在The Legacy of Kung Fu一文中以香港和澳洲的燭光集會作開首,認為那是一種在黑暗(的社會)中讓自己被看見(make visible)的美學進路(aesthetic move)。[16] 對此,筆者認爲《武俠》以絕妙的視覺效果來説一個「科學武俠」的故事,也可說是用看得見的美學來突顯「現代—─傳統」,「國族—─本土」這些難以二元化的知識想像。[17] 再者,《武俠》雖然是一部合拍片,除了請到第一代獨臂刀王──王羽十八年後再次亮相、甄子丹親自上陣,還有湯唯、惠英紅和金城武橫跨中港臺的大卡主演,吸睛度和票房有基本保障。但如果它能在雷雨拳腳中,讓人感受到命運自主的弦外之音,那不也是嘗試以美學藝術突破局限,尋找進路的一種「狹義」嗎?



[1] Winnie。2011年5月11日。〈《武俠》獲好評,陳可辛封天才藝術家〉。《星島日報》。
http://news.singtao.ca/toronto/2011-05-15/entertainment1305439083d3187372.html
[2] Du, Xiaodan. May 13, 2011. “Cannes Special: Chinese Film ‘Wu Xia’. CCTV English. http://english.cntv.cn/20110513/106894.shtml
[3] Fleming, Mike Jr. 11 May, 2011. “Cannes: Weinstein Company Acquires Fest Film ‘Dragon (Wu Xia)’”. Deadline. http://deadline.com/2011/05/cannes-weinstein-company-acquires-fest-film-dragon-130576/
[4] Foucault, Michel. 1997.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in Ethics: Subjectivity and Truth (Vol.1). New York: The New Press, pp.223-252.
[5] Batters, Stephanie M.. 2011. “Care of the Self and the Will to Freedom: Michel Foucault, Critique and Ethics”. Senior Honors Projects. Paper 231. http://digitalcommons.uri.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241&context=srhonorsprog
[6] 原文出自《韓非子•五蠹》:「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
資料來源:李卓倫。2011年10月。《《武俠》:不是「武俠」,又是甚麼》。香港影評庫。http://www.filmcritics.org.hk/film-review/node/2015/06/30/《武俠》:不是「武俠」,又是甚麼
[7] Cho, Allan. 2010. The Hong Kong Wuixia Movie: Identity and Politics, 1966-1976. Saarbrucken: Lambert Academic Publishing, pp.7.
[8] 劉嫣。2010年11月9日。《陳可辛:『武俠』回歸狹義,改變武俠片傳統》。新浪全球新聞。http://dailynews.sina.com/bg/ent/film/sinacn/20101109/16291981686.html
[9]〈武俠影評〉。2014年08月09日。《要勵誌》。http://www.11i.info/diary-112425.html
[10] 李白鶴。2009年11月。《默會緯度上認識理想的重建——波蘭尼默會認識論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1] Li, Siu Leung. 2006. “Kung Fu: Negotiating Nationalism and Modernity”, in Asian Cinemas: A Reader & Guide, Dimitris Eletheriotis, Gary Needham (Eds.).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pp.100.
[12] Sarkar, Bhaskar. 2001. “Chapter 7: Hong Kong Hysteria: Martial Arts Tales from a Mutating World”, in At Full Speed: Hong Kong Cinema in a Borderless World, Esther C.M.Yau (E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p. 164.
[13] 見Morris, Meaghan. 2014. “A Question of Legacy: What is the Use of Kung Fu?”. Journal of the Moving Image:  12. Kolkata: Jadavpur University, pp.59-75.
[14] Sarkar, Bhaskar. 2001. “Chapter 7: Hong Kong Hysteria: Martial Arts Tales from a Mutating World”, in At Full Speed: Hong Kong Cinema in a Borderless World, Esther C.M.Yau (E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p. 159-176.
[15] Batters, Stephanie M.. 2011. “Care of the Self and the Will to Freedom: Michel Foucault, Critique and Ethics”. Senior Honors Projects. Paper 231, pp.4. http://digitalcommons.uri.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241&context=srhonorsprog
[16] Morris, Meaghan. 2014. “A Question of Legacy: What is the Use of Kung Fu?”. Journal of the Moving Image (12). Kolkata: Jadavpur University, pp.59-60.
[17] 實際上,除了武術和美學的部分,電影主要情節也被認爲與2005年David Cronenberg指導的美劇The History of Violence高度相似。
資料來源:Scott, A.O. November 29, 2012. “An Unlikely Hero Rises, and So Do Suspicions”. The New York Times. 
http://www.nytimes.com/2012/11/30/movies/dragon-wu-xia-directed-by-peter-ho-sun-chan.html?_r=1   


刊登於第54期(2016年9月號)《MCS@Lingnan網絡雜誌》『專題文章』:
http://www.ln.edu.hk/mcsln/54th_issue/feature_03.shtml
http://commons.ln.edu.hk/mcsln/vol54/iss1/3/


Recommended Citation:

鄧婉晴 (2016)。從《武俠》看自我照顧與認識、科學與身體、身份與認同。文化研究@嶺南,54。檢自 http://commons.ln.edu.hk/mcsln/vol54/iss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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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July 30, 2016

【MCS嶺南文研網絡雜誌】Media on the Road ── Waze在移動中的社群經驗


Media on the Road ── Waze在移動中的社群經驗 


鄧婉晴

前言 

地圖曾經是一張紙,上面由掌握了資源與資訊的人畫出想像中的、或經過各種考證的地標、量度與路線圖,讓人能通過地圖的詮釋與再現而認識世界或某個地方的樣貌,並能夠憑著地圖上的標識找到據點。隨著科技的演變與成熟,配合工業化以及全球化的發展,跨界與移動變得日常化,數位地圖與全球定位系統的科技也適時而生,並迅速普及。也因為媒體科技的流動私有化(mobile privatization),在人手一機的時代,用數碼地圖尋找特定的地方或方向,就變得更加普遍及方便。


GPS導航系統Waze自二零零九年在以色列成立以來,使用率逐年升高,特別是在陸路交通系統差勁的城市。[1] 它主要依靠衛星導航以及群衆的主動參與投報,來整合即時交通信息,從而提供最方便省時的路徑建議給使用者。根據報導,人們使用Waze來尋找熟悉的路段,多於尋找新的路段。[2] 在這過程中,Waze成了移動中的媒體,為開車人士指引方向,中介去路。
本文將以這個Google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以十三億美元買下的地圖導航程式為研究對象,[3]嘗試從一條下班回家的路講起,以文化研究的視角來探究Waze如何透過其社交媒體的科技屬性,建構虛擬社群,接合外界/公共與內部/私領域,並令使用者在互動中產生認同與信任。與此同時,地圖繪製的扁平與同質特性,在Waze與社群互動不斷產生新的意義的過程中,卻框限了人們對城市地景和地方的認知,以及改變使用者的消費形態。與此同時,Waze社群多因信任,忽略媒體具有虛構和選擇性再現的權力的事實。更甚者,長期依仗系統帶路,將忽略真正引致社群依賴媒體的社會現實。


Waze的虛擬社群之建構與互動 

下班時間到了,但是你一點回家的心情也沒有。剛下過大雨,從窗口望向外面的小路,已經看到點點紅車燈,一動不動地塞在路上。以你的經驗來看,這樣的情況不塞個兩小時,根本回不了家。你的家距離公司其實只有二十公里!每天塞車成了上班族最痛苦的時段,想到困在車龍的無奈與壓迫感,你寧願呆在公司久一點,甚至在公司解決晚餐,也不想塞在路上。你懷著鬱悶的心情,拿出手機啟動Waze程式,輸入家的地址,等了幾秒,銀幕上顯示出一條你不常行駛的路,但紫色的熒光線反映出那裏暫時通暢無阻。你喜出望外,趕緊抓了手提袋就往停車場跑,希望能趕在下一波莫名其妙的塞車潮前擠上公路,來得及趕在十點前到家吃飯。【圖—】【圖二】




【圖一】Waze會在使用者輸入目的地後,建議最省時的路段,讓使用者避開塞車。


【圖二】Waze使用者最常尋找往返工作和回家的路,因此程式設計已有供輸入住家和公司地址的欄位,只要點擊就能啟動,讓人找不一樣的路回家。


Waze的主要功能和使命是爲開車人士提供即時交通資訊,例如提前通報塞車路段、交通意外、路障、警察檢站等資訊;並根據這些資訊,向使用者建議抵達目的地最省時和方便的路段。而這些即時的資訊,主要都是依賴每一位正在啟動軟件的使用者,因為身在當地,目睹真實交通情況後向系統主動通報而來。簡言之,Waze的資訊整合主要通過群衆外包(crowd-source)和主動參與。這也是Waze與其他導航系統的主要不同之處──它以社交媒體的屬性來勾畫地圖。也難怪Google在有了自己研發已久的Google Maps之後,還要在二零一三年以十三億美元高價收購這個源自以色列的社區導航系統,[4]為的就是其背後精準有效的操作模式。

為了吸引龐大的路上使用者來共建及共享資訊,Waze在設計上結合了遊戲的形式,以低門檻來吸引群眾參與。每位使用者都必須以真實的手機號碼註冊成會員,進入系統之後,會立刻有一個模擬分身(avatar)。分身一開始被取名為waze baby的「初生嬰兒」。【圖三】當你的交通工具開始移動,啓動系統後,你就會看見自己的分身在熒幕上移動。一路上遇到任何交通狀況,你都能使用已經預設好的簡單符號來投報情況,例如遇到交通堵塞,即可選按有多輛車連在一起的圖案,並可選擇堵塞的輕重程度。【圖四】你也可以選擇不同個性和性別的語音導航【圖五】;也可當下的心情,反映在分身上,比如選擇生氣代表堵塞情緒,你的分身就會隨即變臉及變色(例如紅色反映生氣)。【圖六】隨著你向系統投報和互動的次數增加,你的積分也會增加,累計到一定點數,你就能「升級」,不再是初生嬰兒,而有第二級的樣貌和身份。即便不投報,僅僅啟動系統被動使用路線,你也能在累積特定距離後升級。



【圖三】以遊戲方式進行的分身及升級系統。


【圖四】 系統設有多種圖像式投報系統,方便使用者主動投報。


【圖五】各種語音系統供選擇。


【圖六】各種表情供選擇。

一路上,使用者能選擇隱身前行(隱身的身份無法參與投報),或是現身,看着自己的分身與其他分身在擁擠的路上相遇,並能使用聊天室簡單交談。但由於大家都在駕駛中或堵塞中,因此交談内容通常與一般聊天室有所不同,不會針對個人喜好深入探討,反而傾向交換路況,例如「前面爲什麽塞車?」「下雨了」等等,多反映當下情緒和移動中所發生的事項。系統也會在整合其他使用者的投報以後,向同在路段上的你確認,以增加準確度。【圖七】


【圖七】系統會自動寄來天氣或交通堵塞的通告,向在同一路段的使用者確認是否屬實。


由此,Waze因使用者不斷透過讀取、參與及建構Waze的路線內容,而成了一個虛擬社群(virtual community)。透過參與,使用者共同創造同一個社會現實,個體之間相互支持,尋找意義,表達自己,從而鞏固身份認同。[5] 套用Benedict Anderson的説法,Waze也算是一個想像共同體,是一個「共享的符號空間」,「由無數的個體進行活動而產生的結果。」[6] 在這個社群裏沒有膚色,沒有路霸,只有大家都能掌握的符號信息:簡化的道路指向、顔色區分的地標、警察、交通故障等,一目了然。Waze也與Facebook、Twitter等其他社交媒體連結,使用者可隨時分享狀態,讓虛擬社區跨平台連結。

儘管如此,Waze的虛擬社群有其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他們是一群某時某刻遇上,走在一起而交換信息的使用者。下一秒鐘,當彼此走向各自的目的地,社群中的個體聯結就已不再。換句話說,Waze的社群網絡,無論是使用者之間還是使用者與系統之間,主要都僅只於交換信息,多為即時性,有時效性,轉瞬即逝,用戶之間很難建立深層有機聯結。這樣的社群有別於看得見的,具有固定群體的社群,難以凝聚並轉化為有效的力量,具體參與網絡以外的行動。


Waze社群的信任令其成為主導 

在這個結合了遊戲設置的虛擬社群裏,使用者因對平台產生歸屬感與認同,願意主動提供資訊,甚至爲了累計點數升級,在無需交通情報的時候也會開啟系統,以至於上車就要開Waze,成了另一種「打卡式」的儀式及消費行爲。


車裏的空間原本是屬於密封的私人空間,與家相似。打從收音機、移動電視及手機得以在車上播放或使用,媒體便將外界或公共的資訊帶進了車裏,從此夾雜在人的聊天、交流、或思考中。Waze的進駐更進一步中介並主導了車內的資訊流動,使用者一邊依仗其數據達到目的地,同時間也成了裏頭的mediated self,看著自己介入進出其他無數使用者的公/私領域。
當使用者對Waze社群的歸屬感越強,對其信任度也越高。Silverstone在《信任》一文中提到,「信任」是所有交易的先決條件與結果。[7] 在Waze的經驗中,信任來自自身經驗的應驗,也來自相信。「媒體呈現的事物,彷彿即是公開的保證」。[8] 使用者通常一開始只是被動的消費者,將Waze當成找路工具。當他們得到的提示一再應驗──比如系統在路障的地段前二百米會提示使用者前面有路障。使用者親眼見到所提路段真有障礙時,他對這個系統/媒體所提供的信息的信任度就會隨著應驗次數增加而提升,也更願意去參與建設更好的系統,具備同理心,讓其他「同路人」也能順利使用。

與其說是對系統產生信任,更正確的說是信任建構系統數據背後的群體。相信社群裏的其他使用者都是為了想解決交通問題的統一目標而共享資訊,因而不會涉嫌投報假資料的「造假」問題。也因此,使用者對系統建議或預設的路段,大多不疑有他。久而久之,即使要去一個每天都去的地方,比如上班回家,在行駛之前都會先「諮詢」系統,Waze由此幾乎成了權威,主導使用者的路段選擇。我們寧願相信一個系統的判斷,也不願相信自己對道路的長久認知。就如Silverstone所述,「我們日漸以媒體來維繫安全感。我們相信媒體永遠會在那裏,當他們崩解的時候,我們便感到驚恐。」[9]


Waze框限了使用者對地景的認知 

事實上,交通情報是個具高度流動性的假象,而且隨著時間的轉移,每分每秒都充滿變化。前十分鐘提示的堵塞路段,很可能在十分鐘抵達路口時已經疏通無礙。但如果使用者對Waze的信任大於自己對城市的初始感官,他們將相信Waze大於自己,導致前者雖為僅僅傳送訊息的媒介,卻框住了使用者對地景的設想和感知。


所謂的「初始感官」,是借用德國思想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認為「初始感官」(Primary perception)的特色在於「詞彙擁有名字的高貴,絲毫不曾受到任何刻意安排的損害」的說法。[10] 人對城市景觀的認識,也是源於初始感官,每一棟建築都有名字、地址、獨一無二的外觀、結構等供辨認。但是Waze所呈現的城市地景,與初始感官看見的地景,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畫面和意象。

首先,Waze是地圖的延伸,地圖原本就有的特性,是將立體的世界扁平化,並以單一、統一、化約、簡易明瞭的符號、圖騰等表達,與使用者溝通,方便使用者一目了然地找到目的地。現實中所有非道路的地景,從高樓大廈、餐廳廟宇、超市住宅,到叢林花園,在Waze的圖像世界裏,都被壓平成僅僅一堆模糊的灰白色或青色地塊,以凸顯主要道路,道路信息以及其他在路上的使用者──我們要去的目的地,其實就在那些地塊裏頭。【圖八】


【圖八a及b】無論是白天或黑夜的Waze,無論使用者有沒有在路上,Waze都是以凸顯公路為主要使命,其他的所有建築僅以灰白色的地塊統一處理,我們要去的目的地,就在地塊裏頭。

Michel de Certeau在“Walking in the City”一文中提到,若想像在美國紐約帝國大廈俯瞰曼哈頓城,會有一種「全視的存在」(all-seeing being)之感,以為全城景色已盡收眼底,但實際上街道的使用者以及城市的細節是被完全忽略的。[11] 透過Waze俯瞰的地景也與前者相呼應,而後者因為是科技和螢幕再現的數碼地景,細節被忽略的程度更有過之而無不及。

Waze作為主要用來探測路況的導航地圖,在設計上以凸顯行駛道路為主,本無可厚非。然而對長期盯著手機上移動的分身,不斷找路和築路的使用者來說,恐怕會在只專注於這些化約的路綫的檔兒,忽略了車外那個真實的立體世界。若在立體的世界中找路,只要認住地標即可;但是導航系統上顯示的路,除了路名不同以外,呈現的圖像符號都高度同質,辨識度更低,有時在不加多想、不帶判斷地依仗它帶指路時,甚至會有不知自己身在何處的恍惚。長久看不見城市裏最重要的人和景的互動,Waze社群投注於城市與地方的情感會變得空洞。盯著熒幕穿梭在城市當中,我們充其量只體會到路名的更動(因爲導航系統會立刻跟著更換),但是卻越來越難以記得或想象,沒有標示在地圖上的真實景觀為何,例如路上兩邊建築的外觀、某地段的烤玉米路邊攤,某一處賣報的小檔。Waze以文字顯示預計抵達目的地的時間和路程,以及一路上提示前方左轉/右轉的語音系統,貢獻出一種全知的性能,卻也讓路上未知的經驗減少,使用者空間感和時間感消失。


Waze令日常消費改變 

使用Waze最大的原因就是想省下時間,才不用傳統方式自己摸索道路,以免判斷錯誤時必須以塞在車龍裏為代價。有趣的是,Waze正正利用了人們困在車裏移動的時間,將廣告注入平台供人消費,無處可逃。由於掌握著每個用戶此時此刻的所在地、路段的目的地、路上情況甚至使用工具的車速等數據,因此Waze的廣告主要以據點銷售(location-based marketing)為策略,[12]瞄準正在附近行駛的使用者,打出臨近商家的廣告,再以廣告的出現率向商家收費。使用者一路上不但能應要求得到鄰近合適的添油及天然氣站所的提示;還會不時收到附近商店買下的廣告,從餐飲、電影、到廣場大減價不等。【圖九】至於商家則可以設下可支付的最高費用來限定廣告出現的次數。[13] 這種廣告策略再次挪用了社群的力量,不僅麥當勞等巨資集團才能投注巨額廣告費,每天在路上行駛的小型商家,也能在彼此熟悉的系統上推廣自己的品牌,並以小額方式付費。



【圖九】 (圖片來源:Advertise with Waze. 2015. https://biz.world.waze.com/) Waze的廣告模式,以正在附近的駕車使用者為目標群體,只要一個鍵就能直接更改目的地到該處消費。

此時如果你剛下班,正好想在回家前找一家餐廳解決晚餐,或是中途遇上下雨塞車(這樣的情況在馬來西亞經常發生),忽然在信任的Waze銀幕上看到另一家餐廳就在一公里以外的地方,你很可能就會因其便利性和即時性的供應而改變原來的消費計劃。即使這次不去,但由於看到的廣告都是在路上近在咫尺的據點,亦會留下印象。

在這個意義上,使用者通過消費Waze提供的資訊達到目的,同時也因它提供的信息(廣告)而被鼓勵繼續消費。Waze作為移動中的媒體,將時間商品化,通過在特定時間閃出特定的廣告給特定群眾,規範了消費的時間;同時,廣告雖然會片刻消失,但卻具持續性,對每個路過的人都個別化呈現。[14][15] 如同網絡平台一樣,Waze提供的消費選擇,沒有時間限制,也沒有終止的時刻,隨時隨地在發生。


Waze(媒體)的再現有說謊/隱藏的權力 

Waze作為移動中的媒體,雖然在中介過程中改變了個人對城市地景的原本認知和消費形態,但Waze社群因為對系統的認同與信任,仍然放心與之互動和交換信息。只是這些看似美好的經驗,並非每次都如此順利。下文要談及Waze使用者長期忽略的兩個要點。


大多數Waze使用者,包括筆者本人,都曾試過跟著導航路線,結果或走錯路,或兜遠路,甚至被引到「死」路,而在無路可走的時候,卻聽見系統傳來「你已經抵達目的地」的消息。這種似是而非的資訊落差,並非只是因為技術或衛星偵測的不足,更多的是Waze社群對系統的過於信賴。

實際上,地圖素來都是一種權力的彰顯,皆因繪製和資源的掌控權都緊握在少數精英手裏。地圖能呈現使用者想看見的世界,也必有能力將一些不想被看見的地方和圖像隱藏。[16][17] Waze導航系統的地圖看似依仗使用社群的參與來操作與建構,但那僅僅是動態的結果,背後的設計和編碼設置,依然是幕後看不見的手在操作,讓使用者無法得知有哪些資訊被拿走或遮掩。因此,一旦使用者過度相信系統呈現的就是真實的世界時,就會不期然忽略地圖中被隱藏的社會現實。

正如Silverstone所述「所有外在呈現(presentations),都有某種程度的虛偽不實」。[18] 除了前文提及的,作為地圖Waze具有將線條和圖像簡化的本質,不能完全反映真實以外;它所再現的世界也必然不是完全的現實。Waze在二零一五年九月被另一家導航軟體PhantomALERT控告其抄襲地圖內容,因為後者在實驗系統時放了一個假地標,但這假地標竟然也在Waze系統上出現。[19] 另一例是在二零一零年,瑞士一名貨車司機Robert Ziegler因為跟著導航系統的指示,結果被卡在山路無法掉頭或倒退,最後要出動直升機救援。[20] 由此可見,地圖上的標識可以是個不存在的地標,也可以因連連失誤而導致意外。

關於現實與地圖再現,也反映了Jean Baudrillard的擬像(simulation)與過度真實(hyper-reality)之說:「到了擬像的年代,已經沒有再現與被再現的對像是否符合的問題,因為擬像取代了現實,擬像之外沒有現實,只有比真實還真的『過度真實』」。[21] 在「過度真實」的擬像中,再現與真實的界限模糊,Waze社群基於對系統的信任和認同,以及迫於解覺現實中的難題(塞車、找路),往往仍會在有意識和無意識之間,相信系統的指引為真。


Waze無法解決真正的社會問題 

歸根究底,Waze的被需要是為了解決城市交通系統的極度不完善。只是就現實層面來說,長期依仗導航系統來解決交通問題,對真正的社會問題並無幫助。


以馬來西亞為例,由於公共交通設施多年來極度不完善,二零一四年的公交乘坐率才有百分之十七點一人民被迫砸錢買車做為較省時省力的代步工具,全國百分之十最底層的低收入群體當中,有一半家庭都被迫將收入花在供養車子和摩托車(motorcycle)上。以至於在二零一零至二零一五年間申報破產的十萬七千三百零六人中,無力償還汽車貸款成了首要的破產原因(佔百分之二十八點九)。擁車率愈高,交通阻塞只會愈發嚴重。在半島,百分之三十八的聯邦公路面對E或F級的交通流量,即不穩定、無法容忍的延遲和長時間無法行駛。國家因為交通阻塞問題而面對的損失,佔了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一點一,或一百二十七億令吉。也因為公路的基建設施不完善,交通意外的比例居冠全球,其中又以經濟能力相對低弱而傾向購買摩托的騎士,意外最致命也最多。[22]

近年來許多城市交通部門皆與Waze合作,共享數據,從而改善陸路交通系統。[23] 而這些長年積累的交通問題,只會隨著人口城市化的趨勢而愈加嚴峻。真正的社會問題並非登陸導航軟件或依賴社群網絡投報,就能解決。相反,對科技的依賴與信賴,會令城市裏的人滿足於表面的緩解,看不見事情的癥結,或不願面對無力的社會現實。至今不斷在壯大中,每日都在交流參與互動的Waze社群,是否有辦法凝聚成行動的力量,實際解決真正的問題?這又是一個大問哉了。


結語 

導航系統的出現,延伸了人們對地方的想像和認知。在媒體個人化與交通個人化的時代,Waze結合了以群眾外包為基礎的導航系統及社交平台,透過移動中的使用者主動參與和互動來生產內容,提供即時交通資訊。因遊戲式的輕鬆互動方式,也讓這個移動中的媒體形成虛擬社群,在公/私領域之間來回穿梭。當使用者對Waze的認同與信任大於對自己的初始感官時,Waze即從提供與整合信息的平台,轉為主導路綫與規劃的工具,框限了使用者對地方與距離的設想和感知。


再者,Waze作爲地圖的一種延伸,也承載著地圖的特性,即將原本立體的世界扁平化,由統一的符號和綫條化約表達。這種再現方式也改變使用者對城市地景的認知。其三,掌握了使用者當下地點的Waze以廣告進駐,瞄準正在附近的移動者,無疑能更輕易地改變在路上行者的消費習慣。Waze的出現和使用形成一種在移動中「讀地圖」的普及文化,然而這種消費模式縱然為使用者提供了極大便利和形塑了對地域、距離、以至空間的不同想象,人們卻必須意識到地圖帶有虛假和偏頗的成分,而且也無法解決真正導致交通癱瘓的社會現實根源。

誠然,只要回到家關閉程式,Waze就進不了想要密封的領域。但只要你需要,它就會一直在那裏,準備隨時送上你相信是準確的交通信息。Waze社群的常在,互動性的常在,讓人感到安心。當你再次上路,因為受惠於它,也因為想建立美好的系統惠人利己,你很樂意繼續邊走邊參與投報路上見到的任何消息。車在行駛,凝視地圖時,你看見自己,此刻你就是地圖,地圖就是你。


註釋

[1] Waze以色列在2009年成立的一家公司。自其導航系統在全球以來,2012年已有2千萬名下載用戶。2014年被收納Google旗下之後,用戶達5千萬,有增無減。
資料來源:Shontell, Alyson. 5 July 2012. Traffic App Waze Doubles From 10 To 20 Million Users In 6 Months. Business Insider.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traffic-app-waze-doubles-from-10-to-20-million-users-in-6-months-2012-7
[2] Street Plan; Google Buys Waze. 15 June 2013. The Economist, 407: 68-69. http://proxy1.library.ln.edu.hk:2197/docview/1368124355?accountid=12107
[3] Google Buys Israel’s Waze to Protect Mobile Maps Lead. 11 June 2013. Reuters. http://www.jewishjournal.com/science_and_technology/article/google_buys_israels_waze_to_protect_mobile_maps_lead 
[4] Federman, Josef, Max J. Rosenthanl. 12 June 2013. Waze Sale Signals New Growth for Israeli High Tech. Yahoo! http://news.yahoo.com/waze-sale-signals-growth-israeli-high-tech-174533585.html
[5] Silverstone, Roger. 1999. Why Study the Media?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p.104.
[6] Silverstone, Roger【著】,陳玉箴【譯】,《媒體概念十六講》,(台北:韋伯文化,2003年1月),頁143。
[7] 同上,頁171。
[8] 同上,頁171。
[9] 同上,頁174。
[10] 英語翻譯為“Words possess their own nobility as names, unimpaired by cognitive meaning”,引述自馬國明,〈香港的『本土性』與『本土論述』〉,《嶺南大學文化研究季刊》,第13期,(2013年9月)。 http://www.ln.edu.hk/mcsln/36th_issue/key_concept_01.shtml
[11] De Certeau, Michel.1988.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91-93.
[12] Ads on Waze. 2015. Waze. https://biz.world.waze.com/big  
[13] 同上。
[14] 《媒體概念十六講》,頁122。
[15] 事實上不僅僅是Waze,對其他科技公司來說,地圖就是新的戰場。蘋果公司在2012年就宣布最新的手機系統將不再使用Google地圖,而購買另一家TomTom衛星導航系統公司的地圖授權,並試圖以更簡單、多樣化的操作方式,如加強如3D影像、甚至加入公共交通及娛樂場所資訊,訂位或以點數購物等功能。(資料來源:《地圖的歷史》,頁431。)雖然在今年12月初,蘋果地圖(Apple Maps)的初聲試啼不如預期,總裁Tim Cook除了公開道歉,還推薦支持者先使用Waze。(資料來源:Dunn, Laura. 3 December 2015. Women in Business: Di-Ann Eisnor, Head of Global Partnerships, Waze. Huffington Post.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laura-dunn/women-in-business-di-ann_b_6855640.html )但由此可見,導航地圖顯然具有強大的市場開發潛能,掌握了地圖,就掌握了龐大的消費者資訊。
[16] 詳見:賽門·加菲爾(Simon Garfield)著,鄭侑欣譯,《地圖的歷史:從石刻地圖到Google Maps重新看待世界的方式》,(台北:馬可孛羅文化,2015年1月)。
[17] 詳見:Monmonier, Mark. 1991. How to Lie with MAPS.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8] 《媒介概念十六講》,頁110。
[19] Baldwin, Roberto. 9 March 2015. Waze Sued for Allegedly Stealing Map Data. Engadget.  http://www.engadget.com/2015/09/03/waze-data-lawsuit/
[20] 《地圖的歷史》,頁376。
[21] 王志弘,《流動、空間與社會:1991-1997論文選》,(臺北:田園城市,民國87年11月),頁299。
[22] 藍中華,〈大馬計劃50年:最欠的是政治改革〉,《當今大馬》,(2015年12月2日)。https://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321919
[23] 自2011年開始,Waze就與美國電視台合作,提供即時交通資訊。資料來源:http://www.forbes.com/sites/tomiogeron/2011/10/18/waze-nabs-30m-from-kleiner-perkins-li-ka-shing-mary-meeker-to-advise/ 



刊登於第52期(2016年7月號)《MCS@Lingnan網絡雜誌》『文化評論』:
http://www.ln.edu.hk/mcsln/53rd_issue/criticism_01.shtml
http://commons.ln.edu.hk/mcsln/vol53/iss1/4/

Recommended Citation:
鄧婉晴 (2016)。Media on the road : Waze在移動中的社群經驗。文化研究@嶺南,53。檢自 http://commons.ln.edu.hk/mcsln/vol53/iss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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