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报-街头通识】侧看疯狂世足的疯狂事：谁的激情世足杯？

刊登于2014年6月1日《街报》

【街头通识】侧看疯狂世足的疯狂事：谁的激情世足杯？

整理  / 邓婉晴、周慧盈

就在巴西世足杯即将于6月12日盛大引爆的前一个月，圣保罗Pompeia区一家学校的门口出现了一副，画中一个吃不饱的儿童对着盘子大哭，盘中只有一颗足球，一针见血地传达出“路有冻死骨”的讯息。画者Paulo Ito将作品上载网络后即被疯传，讽刺地成了世足杯第一张最有名的照片。

国际体育赛事素来有牵动人心的魅力，不管是不是球迷，都情愿熬夜挨饿追踪乐此不疲。但是在球迷呐喊、球员博命的当儿，国际足联单单透过转播权的交易就赚了60%盈利。馆场内欢腾，场外的平/贫民却依旧一贫如洗，犹如两个世界。究竟在那些奔跑、汗水与欢呼的光环背后，流动的是谁的社会资本与激情？

街头画像

随机测试：

Q：想起世足杯，你想起什么？
A：紧张！激情！熬夜！
B：帅哥帅哥！
C：支持巴西！（旁边的朋友插话大吼：屁！西班牙一定赢！）
D：切，关我什么事……一堆人追一粒球跑一整晚，有什么好玩？

据统计与估计，主办国为了世界杯投入的资金以倍数增加，但除了国际足联稳赚不亏，国家最后得到什么？

	卡塔尔（2022）	俄罗斯（2018）	巴西（2014）	南非（2010）	德国
花费（美元）	2000亿	200亿	117亿	40亿	16亿

2014年巴西世足杯

–工程落后：原计划兴建的12座体育馆，截至5月仍有6座未完工，其他基础工程项目也仅完成45%。赶工建成的球场内无手机信号、顶棚漏水、电梯故障、连观众席位都还未架足。

–挪用公款：筹备经费从未经过公众咨询，原本承诺由私人企业筹措，但如今80%的经费需由纳税人负担。官方耗资数百万美元作足球训练费，却对令全民受惠的教育、医疗设施等棘手问题置之不理。

–公民否决： 自2013年起，已有超过20万人在11个首要城市游行示威，创下巴西20年来最大型的示威活动记录。示威者从警察、教师到原住民，都高举布条向世杯说不。

–劳工公殇：2013年至今，已有9名工人在建馆过程中丧命，建筑过程安全准则无法达标也一再被勒令停工。

–警察罢工：当局斥资5亿英镑，动员10万警员和5.7万军队士兵，在赛事期间保卫城市安全，但这完全无助减低社会普遍罪案问题。甚至连警察作为劳动者，也因薪金无法应对通膨而酝酿罢工。

–游民占领： 7千名流浪者于5月起占领体育馆附近的空地，架起帐篷抗议政府花费几百亿建体育馆，却不落实可负担房屋政策。

–平民窟军事化：为维持市容及镇压反抗行动，警方被授权进驻贫民窟，并有权向平民开枪，包括儿童。据闻欧盟与美国政府都有份支援此项“杀人警察”计划。

2014年6月，Rio de Paz组织在里约热内卢的Copacabana海边，公开放置所有在贫民窟被军警开枪打死的儿童名字和岁数，令人震撼。

–原住民也拔箭：巴西一直是环境与土地暴力最多的国家之一，在世杯开赛倒数10天，连原住民也提着弓箭走上街头高声抗议：“没有了土地，被赶出家园，就像被囚禁！”

2010年南非世界杯

– 2009年，南非在世杯前的净外债总额为738亿美元，但为了世杯赛，还是花费30亿美元来建造体育馆和基建设备。最后国家报告称在世杯中赚了4亿美元，吸引30万游客。但在贫穷的南非以及其他非洲国家，当地人民根本买不起门票。

–劳工剥削：超过 7万名建筑工人罢工要求加薪；近2千名保安人员在抗议后得到的工资只有27美元，与原本承诺的200美元工资相差近9倍。

–暴力镇压：为了打击罪案，南非总统祖马早在一年前就允许警方可任意使用致命武力扫荡市区。结果发生警察因误认贼赃而狂开72枪，导致平民枉死与受伤。

–只利朋党：主办单位明确表示不允许小贩未付授权费而获利，因此无处申请许可证的地方小贩被禁止在赛场附近贩卖商品。

–恐吓难民：外国移民和难民因为“有碍市容”而受到暴力威胁，被警告要在世杯举行期间离开南非，否则会被杀害。

2006年德国世界杯

德国是唯一鲜少折损社会资本的主办国。为消灭种族歧视，国际足联甚至在世杯淘汰赛上，增加“国际足联反歧视日”仪式，宣扬足坛反对种族歧视的立场。只是成效如何，有目共睹。

2002年日本韩国世界杯

美国911后，日韩出动顶级装备来防恐，将保护平民的海陆空军都被征召来保护赛场，平均每赛场投入的军警2千人，连同其他14国的警察一起严防足球流氓入境与滋事。结果发生过度警惕，球迷被错当流氓，无辜被盘问。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

–劳工剥削：官方宣布将投资429亿美元改善基础设施，包括在体育馆增设全冷气系统；但自2010年获得世杯主办权以来，已有超过 1千名移工死于各种基建工程。大量招聘而来的外籍劳工不仅要在40度高温下每天大量劳作超过12小时，且薪水极低，饮食恶劣，甚至被没收身份证，被剥削与过劳的状态近乎奴隶。如果情况持续，到2022年时死亡劳工将超过4千。

–滥权贿赂：前巴萨主席罗塞尔一再涉嫌向国际足联执委贿赂200万英镑，以获得1亿欧元的赞助费。有说整个卡塔尔的主办权其实都是贿赂赢得。

–未完待续：球员要如何在一个夏天平均温度40度的高温下运动？劳工安全标准何时提高？还要牺牲多少工人才能盖成一座体育馆？这些问题都是悬而未决的未完待续。。。

结语：

国际体育赛事就如避风港，让人在追逐当儿，全然接受强大的民族情感召唤，麻痹自我、逃离现实。当一个个身价千亿的黄金球员天降球场，400亿人全球连线直播现场，一切都是那么辉煌梦幻。球员每年从球鞋到球衣到运动配备都有赞助商百万合约，但制作这些配备，打造场馆与当地生活的人，每月却只得到区区几十块。

为呼应全球化，每个国家竭尽所能地争夺国际赛事主办权，希望能借门户大开引进外汇，就能鲤鱼跃龙门振兴当地经济，提升国际名声。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跨国企业赚了广告费就退场，在地人们依旧住在贫民窟旁，为追逐国际名号而典当社会资本，世足杯究竟是体育、政治还是国际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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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于2014年6月1日《街报》

【街头通识】侧看疯狂世足的疯狂事：谁的激情世足杯？

整理  / 邓婉晴、周慧盈

就在巴西世足杯即将于6月12日盛大引爆的前一个月，圣保罗Pompeia区一家学校的门口出现了一副，画中一个吃不饱的儿童对着盘子大哭，盘中只有一颗足球，一针见血地传达出“路有冻死骨”的讯息。画者Paulo Ito将作品上载网络后即被疯传，讽刺地成了世足杯第一张最有名的照片。

国际体育赛事素来有牵动人心的魅力，不管是不是球迷，都情愿熬夜挨饿追踪乐此不疲。但是在球迷呐喊、球员博命的当儿，国际足联单单透过转播权的交易就赚了60%盈利。馆场内欢腾，场外的平/贫民却依旧一贫如洗，犹如两个世界。究竟在那些奔跑、汗水与欢呼的光环背后，流动的是谁的社会资本与激情？

街头画像

随机测试：

Q：想起世足杯，你想起什么？
A：紧张！激情！熬夜！
B：帅哥帅哥！
C：支持巴西！（旁边的朋友插话大吼：屁！西班牙一定赢！）
D：切，关我什么事……一堆人追一粒球跑一整晚，有什么好玩？

据统计与估计，主办国为了世界杯投入的资金以倍数增加，但除了国际足联稳赚不亏，国家最后得到什么？

	卡塔尔（2022）	俄罗斯（2018）	巴西（2014）	南非（2010）	德国
花费（美元）	2000亿	200亿	117亿	40亿	16亿

2014年巴西世足杯

–工程落后：原计划兴建的12座体育馆，截至5月仍有6座未完工，其他基础工程项目也仅完成45%。赶工建成的球场内无手机信号、顶棚漏水、电梯故障、连观众席位都还未架足。

–挪用公款：筹备经费从未经过公众咨询，原本承诺由私人企业筹措，但如今80%的经费需由纳税人负担。官方耗资数百万美元作足球训练费，却对令全民受惠的教育、医疗设施等棘手问题置之不理。

–公民否决： 自2013年起，已有超过20万人在11个首要城市游行示威，创下巴西20年来最大型的示威活动记录。示威者从警察、教师到原住民，都高举布条向世杯说不。

–劳工公殇：2013年至今，已有9名工人在建馆过程中丧命，建筑过程安全准则无法达标也一再被勒令停工。

–警察罢工：当局斥资5亿英镑，动员10万警员和5.7万军队士兵，在赛事期间保卫城市安全，但这完全无助减低社会普遍罪案问题。甚至连警察作为劳动者，也因薪金无法应对通膨而酝酿罢工。

–游民占领： 7千名流浪者于5月起占领体育馆附近的空地，架起帐篷抗议政府花费几百亿建体育馆，却不落实可负担房屋政策。

–平民窟军事化：为维持市容及镇压反抗行动，警方被授权进驻贫民窟，并有权向平民开枪，包括儿童。据闻欧盟与美国政府都有份支援此项“杀人警察”计划。

2014年6月，Rio de Paz组织在里约热内卢的Copacabana海边，公开放置所有在贫民窟被军警开枪打死的儿童名字和岁数，令人震撼。

–原住民也拔箭：巴西一直是环境与土地暴力最多的国家之一，在世杯开赛倒数10天，连原住民也提着弓箭走上街头高声抗议：“没有了土地，被赶出家园，就像被囚禁！”

2010年南非世界杯

– 2009年，南非在世杯前的净外债总额为738亿美元，但为了世杯赛，还是花费30亿美元来建造体育馆和基建设备。最后国家报告称在世杯中赚了4亿美元，吸引30万游客。但在贫穷的南非以及其他非洲国家，当地人民根本买不起门票。

–劳工剥削：超过 7万名建筑工人罢工要求加薪；近2千名保安人员在抗议后得到的工资只有27美元，与原本承诺的200美元工资相差近9倍。

–暴力镇压：为了打击罪案，南非总统祖马早在一年前就允许警方可任意使用致命武力扫荡市区。结果发生警察因误认贼赃而狂开72枪，导致平民枉死与受伤。

–只利朋党：主办单位明确表示不允许小贩未付授权费而获利，因此无处申请许可证的地方小贩被禁止在赛场附近贩卖商品。

–恐吓难民：外国移民和难民因为“有碍市容”而受到暴力威胁，被警告要在世杯举行期间离开南非，否则会被杀害。

2006年德国世界杯

德国是唯一鲜少折损社会资本的主办国。为消灭种族歧视，国际足联甚至在世杯淘汰赛上，增加“国际足联反歧视日”仪式，宣扬足坛反对种族歧视的立场。只是成效如何，有目共睹。

2002年日本韩国世界杯

美国911后，日韩出动顶级装备来防恐，将保护平民的海陆空军都被征召来保护赛场，平均每赛场投入的军警2千人，连同其他14国的警察一起严防足球流氓入境与滋事。结果发生过度警惕，球迷被错当流氓，无辜被盘问。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

–劳工剥削：官方宣布将投资429亿美元改善基础设施，包括在体育馆增设全冷气系统；但自2010年获得世杯主办权以来，已有超过 1千名移工死于各种基建工程。大量招聘而来的外籍劳工不仅要在40度高温下每天大量劳作超过12小时，且薪水极低，饮食恶劣，甚至被没收身份证，被剥削与过劳的状态近乎奴隶。如果情况持续，到2022年时死亡劳工将超过4千。

–滥权贿赂：前巴萨主席罗塞尔一再涉嫌向国际足联执委贿赂200万英镑，以获得1亿欧元的赞助费。有说整个卡塔尔的主办权其实都是贿赂赢得。

–未完待续：球员要如何在一个夏天平均温度40度的高温下运动？劳工安全标准何时提高？还要牺牲多少工人才能盖成一座体育馆？这些问题都是悬而未决的未完待续。。。

结语：

国际体育赛事就如避风港，让人在追逐当儿，全然接受强大的民族情感召唤，麻痹自我、逃离现实。当一个个身价千亿的黄金球员天降球场，400亿人全球连线直播现场，一切都是那么辉煌梦幻。球员每年从球鞋到球衣到运动配备都有赞助商百万合约，但制作这些配备，打造场馆与当地生活的人，每月却只得到区区几十块。

为呼应全球化，每个国家竭尽所能地争夺国际赛事主办权，希望能借门户大开引进外汇，就能鲤鱼跃龙门振兴当地经济，提升国际名声。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跨国企业赚了广告费就退场，在地人们依旧住在贫民窟旁，为追逐国际名号而典当社会资本，世足杯究竟是体育、政治还是国际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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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报-当今】 “公民回呛主流”另类媒体台湾篇

“公民回呛主流”另类媒体台湾篇

2014年5月17日 上午10点57分

 

【街头话题】

整理 / 邓婉晴、杨洁

2014年3月18日，台湾学生与社运人士为抗议黑箱服务贸易协议而占领立法院长达一个月。在群众占领立法院不久后，就有民众将一台iPad架在拖鞋上，透过无线网路进行现场直播，让外界即时看到现场情况，之后没多久又架起了WiMax，抒解频宽不足的窘境。

共计有12个频道分别在议场内外进行转播，增加了即时效应与支援力量。社交媒体如Facebook、BBS等成了传播讯息的主要来源。群众也成立“太阳花运动国际部”进行全球串联，令超过50个城市的学生得以表达对占领行动的支持。

公民记者、网络媒体，新闻传播科系的学生秉持“媒体不报，我们来报”的精神，不间断进行报导，让民众在被扭曲的新闻里，看清现场的面貌。网络上还有素人制作的图文或动画懒人包，将复杂的（服贸）课题以简单方式呈现，让人更能了解冲突原因并参与讨论。

为获更多关注，网民更在集资平台“FlyingV”发起募款，短短3小时就募集了633万台币，买下《自由时报》及《苹果日报》的头版半版广告，以及纽约时报国际版及美国版的广告版面，成效惊人。

 

小众创意打开无限想象

台湾近年来的社会运动中，无论是在形式、动员速度、传播技巧到整合能力都越来越强大。另类媒体及乡民透过网络传播传达抗争理念，进而动员社会，也突破了主流媒体的把关枷锁，也让人看见更多小众的创意，并松动及打开抗争的无限想象。

媒 体除了在社会运动扮演传播的重要角色，本身也是一个抗争的元素。众所周知媒体一旦被财团垄断，新闻不是被当作公关工具，就是因寻求利润极大化而丧失其监督 角色。台湾“反媒体巨兽”，到香港明报事件，媒体（人）如何能在政商共体的资本主义现实中持续抗争，并另寻出路，是所有热爱新闻自由的人共同的焦虑。

本期专题笔访了管中祥，与之畅谈他长期参与媒体改革运动的经验，探寻另类媒体的其他可能。

 

Q1：媒体改革运动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任何一个社会运动，除了“反”，还必须有核心价值以及要追求的目标。传播公民权的实践，就是我参与媒改运动的核心价值与追求目标。

民主最基本的实践不单是投票，还要对话，让不同立场、阶级、性别、种族、年龄的社群都能在公共领域中公开且平等发声，并且看到与听到彼此，这是多元社会的必要条件，也是言论自由的真正实践。

然而，台湾的媒体掌握在国家及资本家手中，他们为了私利限制不同立场发言，或者将大众传媒走向纯粹的娱乐化，不但无法促成大众在公共议题上对话，弱势也无 法发声，反而被污名化。我们很难听到新移民、精神障碍者、街友、移工、双/同性恋、原住民、劳工在公共领域发言，更别说从弱势者的角度思考台湾社会的未来 发展。

传播公民权就是多元与民主政治的实践，透过公共媒体的建立以及另类媒体的冲撞，以挑战既有的主流体制与文化价值，促成多元对话。理想上，传播公民权的实践 是要“让弱势发声”，但现实上，基于权力不对等，弱势者并无法在主流媒体上自主发言，但新闻从业者至少要能“为弱势发声”，试着贴近弱势者，了解其真实处 境，表达他的意见及看法。

 

Q2：可否谈谈“反媒体巨兽”社运中年轻人对媒体改革理解？

台湾走过戒严与报禁的年代，目前共有4家报纸，300逾家电视台、200逾家广播电台，及无数网站，媒体密度堪称世界之冠。90后的新生代生在言论自由、媒体开放的时代，即使对媒体表现不满，也较少感受到言论自由受限的问题。

不过自2012年初，台湾首富蔡衍明因在媒体发表中国民主与六四事件的言论而导致社会不满，引发“拒绝中时（《中国时报》）”运动；七月又因旺中集团并购 案爆发“走路工事件”（注），一连串的事件引发社会愤怒，也令年轻一代见识到资本家以及媒体集体背后绵密的政商结构，才是打压多元言论的主力；同时他们也 担心“中国因素”透过大型资本公司侵入台湾媒体，影响民主政治与媒体自由。

“反媒体垄断运动”成功阻止了蔡衍明的併购案，也唤起了青年对媒体问题的重视。不过由于政商力量过于庞杂，并涉及到复杂的立法与政策问题，青年们并未持续投入对商业媒体的改革，但对于言论自由却已有深刻的体认，并且透过网路或其它形式找寻出路。

注：旺中案走路工事件：旺中旗下媒体以大篇幅报导抗议并购案的学生是领钱的走路工，并在缺乏证据下，影射此事与中央研究院法律学者黄国昌有关，壹传媒所属媒体则报导影射此事是旺中自导自演。

 

Q3：公民/独立/另类媒体，对你而言是否一样？

公民媒体：即一般公民所作的新闻报导，可以庶民的，基进的，也可能是保守的。

独立媒体：即资金独立的媒体，这样的解释过于广泛，大部分媒体都可算是独立媒体，只是目前在台湾的语境则是作为与主流媒体区隔的说法。

另类媒体：不仅是另一种选择的媒体，更是为弱势发声，对抗主流政制与价值的媒体，存在的目的是为了推动社会改革。

所谓的“另类媒体”大多被认为扮演着非专业、非正式、非主流的补充性的角色，然而这几年的发展，却不断打破既有框架，不但有越来越多组织的专业表现超过主 流媒体，同时也有越来越多人投入独立媒体工作。独立媒体经营虽辛苦，收入也未必能长久稳定，但许多独媒的薪资并不亚于主流媒体，工作的成就感及记者的自我 实现，更是超越许多主流媒体。

 

Q4：台湾另类媒体在结构/运作/分工/管理上，是否有其特殊性？

在组织上，与强调科层分工权力结构的主流媒体有所不同，另类媒体应该是平行、对等的组织关系，而非传统媒体的分工型态。它的薪资结构应该缩小，不以奖金作为主要的奖励措施。决策应是民主化，甚至由下而上，充份尊重前线记者的判断与自主。

另类媒体不仅在经营方式与主流媒体有所差异，其存在的社会意义也截然不同。另类媒体并不是为存在而存在，更重要的是不断反思其存在目的，及其社会关系与意 义。虽然经济来源是另类媒体最大的问题，也是为什么他们大多是短命的原因；但与其主流媒体最不同的是，经济上的成功并非另类媒体的成功标准，即使自己不存 在，也不重要，总有其他的另类媒体在各地继续发声。

另类媒体是否能存活并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必须以推动社会整体进步为目标。因为一个进步的社会必须持续、广泛地让各种另类充分发言；而社会里自诩进 步的人，也必须努力保障另类的发言空间。换句话说，个别另类媒体的存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有更多不同的另类媒体不断出现，共同营造一个另类公共领域。

 

Q5：近日《立报》与《破报》停刊事件，可否谈一谈您曾建议将两份报纸以公共财的形式，由大众一起豢养与分担的想法

台湾世新大学经营的《立报》与《破报》虽然在校方的支持下，是具有社会声望与独立精神的另类媒体；但在经济的压力下，两报遭到停刊与休刊的命运。世新大学可以考虑效仿英国《卫报》的模式：成立保障编采自主的信托制度，以社会企业的经营方式延续两刊的独立性与公共化。

在这样的精神下，世新可每年提拨经费，设立公共基金，作为两报的部分财源；同时开放社会捐赠、公众集资，委由专业团体及员工经营，建立公开透明的问责机制，让两报成为社会的公共资产，持续在资本主义媒体霸权中必须存在的异议之声。

事实上，类似的建议在旺旺集团蒐购中国时报时，民间团体就曾提出这样的呼声。财团一但经营新闻媒体，要不就把新闻当公关工具，或寻求利润极大化，社会若希望媒体能维系公共性，就必须思考在主流市场模式以外的另类之路。

 

Q6：你如何看待台湾这些尝试另辟公共/边缘课题、公民/乡民参与报导的媒体平台？

一个社会能否进步，不是来自于政府的恩泽，也未必是因为反对党的制衡，更重要的是这地方的社运是否发达。可惜台湾社会大多对社运存着莫明厌恶，甚至恐惧，而大众媒体对社运的报导不是简化就是扭曲，很少让抗议者完整地阐述行动诉求。

这些行动者或弱势者在公共领域的传播权力始终遭到扼杀，在话语权遭到阉割的情况下，我们永远无法理解社会运动者究竟在主张什么？他们的批评或诉求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如果政府接受了他们建议，社会到底是会更好？还是更糟？

以 我所参与的“公民行动影音纪录资料库”（简称“公库”）为例，于2007年成立，目的是纪录台湾被主流媒体所忽略或扭曲的社会行动，使公民团体得以阐述行 动理念及对社会的关怀，并呈现多元声音。目前只有两名专职记者，但近7年来已累积逾1700则影音纪录，内容涵盖多项主题与系列专题报导。这些大量社会运 动的影像，不仅是资料库，也是人民历史的重要纪录。

虽然和许多独立/公民媒体一样会遇到采访权被拒和资金不足的窘境，但“公库”是台湾社会重要的工程，不是私人资产而是公共资源，我们拍摄的影片不仅无偿提 供社会各界非营利使用，许多公民团体、纪录片导演也引用我们纪录的影像，甚至有教科书业者将影片作为高中“公民与社会”课程的补充教材，让年轻的世代更了 解台湾社会的多样面貌。因此在缺乏经费的情况下，我们仍决定延续维持独立运作。公民行动影音纪录资料库于2014年4月成立正式协会，寻求长久生存之道， 透过正式的机制向公众募款。

“公库”也正开始与香港、日本、马来西亚、南亚、中国等地的另类媒体建立伙伴关系，透过合制节目、转贴、交换新闻的方式，连结各方社会运动与独立媒体。不 过这样是不够的，还必须能形成跨国报导，甚至跨国行动。例如各地都面临媒体垄断与环境等问题，媒体除了联合报导，是否也能采取行动，促成社会改革？

经常有人问我，如何让另类媒体能够更普及，有更大的影响力，我的回答很简单，直接捐款给这些媒体，毕竟大部分的另类媒体并不依靠广告生存，也不能只有单一 的资金来源。公众若能固定捐款支持，作为另类媒体的主要经济来源，让阅听人和独立媒体之间不是消费关系，而是伙伴关系，这样才是独立媒体的生存之道。


管中祥
-台湾中正大学传播系副教授
-曾任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董事长
-长期参与媒体改革运动、关注人权与文化议题

>> 碍于篇幅有限，此访谈已经过剪辑，全文将会在众意媒体面子书专页刊登。

2014年5月号《街报》免费在线阅读；其他《街报》连结，可点击这里浏览。

欲知其他出版资讯，欢迎浏览众意媒体面子书专页，或众意媒体网站。

 

http://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263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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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回呛主流”另类媒体台湾篇

2014年5月17日 上午10点57分

 

【街头话题】

整理 / 邓婉晴、杨洁

2014年3月18日，台湾学生与社运人士为抗议黑箱服务贸易协议而占领立法院长达一个月。在群众占领立法院不久后，就有民众将一台iPad架在拖鞋上，透过无线网路进行现场直播，让外界即时看到现场情况，之后没多久又架起了WiMax，抒解频宽不足的窘境。

共计有12个频道分别在议场内外进行转播，增加了即时效应与支援力量。社交媒体如Facebook、BBS等成了传播讯息的主要来源。群众也成立“太阳花运动国际部”进行全球串联，令超过50个城市的学生得以表达对占领行动的支持。

公民记者、网络媒体，新闻传播科系的学生秉持“媒体不报，我们来报”的精神，不间断进行报导，让民众在被扭曲的新闻里，看清现场的面貌。网络上还有素人制作的图文或动画懒人包，将复杂的（服贸）课题以简单方式呈现，让人更能了解冲突原因并参与讨论。

为获更多关注，网民更在集资平台“FlyingV”发起募款，短短3小时就募集了633万台币，买下《自由时报》及《苹果日报》的头版半版广告，以及纽约时报国际版及美国版的广告版面，成效惊人。

 

小众创意打开无限想象

台湾近年来的社会运动中，无论是在形式、动员速度、传播技巧到整合能力都越来越强大。另类媒体及乡民透过网络传播传达抗争理念，进而动员社会，也突破了主流媒体的把关枷锁，也让人看见更多小众的创意，并松动及打开抗争的无限想象。

媒 体除了在社会运动扮演传播的重要角色，本身也是一个抗争的元素。众所周知媒体一旦被财团垄断，新闻不是被当作公关工具，就是因寻求利润极大化而丧失其监督 角色。台湾“反媒体巨兽”，到香港明报事件，媒体（人）如何能在政商共体的资本主义现实中持续抗争，并另寻出路，是所有热爱新闻自由的人共同的焦虑。

本期专题笔访了管中祥，与之畅谈他长期参与媒体改革运动的经验，探寻另类媒体的其他可能。

 

Q1：媒体改革运动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任何一个社会运动，除了“反”，还必须有核心价值以及要追求的目标。传播公民权的实践，就是我参与媒改运动的核心价值与追求目标。

民主最基本的实践不单是投票，还要对话，让不同立场、阶级、性别、种族、年龄的社群都能在公共领域中公开且平等发声，并且看到与听到彼此，这是多元社会的必要条件，也是言论自由的真正实践。

然而，台湾的媒体掌握在国家及资本家手中，他们为了私利限制不同立场发言，或者将大众传媒走向纯粹的娱乐化，不但无法促成大众在公共议题上对话，弱势也无 法发声，反而被污名化。我们很难听到新移民、精神障碍者、街友、移工、双/同性恋、原住民、劳工在公共领域发言，更别说从弱势者的角度思考台湾社会的未来 发展。

传播公民权就是多元与民主政治的实践，透过公共媒体的建立以及另类媒体的冲撞，以挑战既有的主流体制与文化价值，促成多元对话。理想上，传播公民权的实践 是要“让弱势发声”，但现实上，基于权力不对等，弱势者并无法在主流媒体上自主发言，但新闻从业者至少要能“为弱势发声”，试着贴近弱势者，了解其真实处 境，表达他的意见及看法。

 

Q2：可否谈谈“反媒体巨兽”社运中年轻人对媒体改革理解？

台湾走过戒严与报禁的年代，目前共有4家报纸，300逾家电视台、200逾家广播电台，及无数网站，媒体密度堪称世界之冠。90后的新生代生在言论自由、媒体开放的时代，即使对媒体表现不满，也较少感受到言论自由受限的问题。

不过自2012年初，台湾首富蔡衍明因在媒体发表中国民主与六四事件的言论而导致社会不满，引发“拒绝中时（《中国时报》）”运动；七月又因旺中集团并购 案爆发“走路工事件”（注），一连串的事件引发社会愤怒，也令年轻一代见识到资本家以及媒体集体背后绵密的政商结构，才是打压多元言论的主力；同时他们也 担心“中国因素”透过大型资本公司侵入台湾媒体，影响民主政治与媒体自由。

“反媒体垄断运动”成功阻止了蔡衍明的併购案，也唤起了青年对媒体问题的重视。不过由于政商力量过于庞杂，并涉及到复杂的立法与政策问题，青年们并未持续投入对商业媒体的改革，但对于言论自由却已有深刻的体认，并且透过网路或其它形式找寻出路。

注：旺中案走路工事件：旺中旗下媒体以大篇幅报导抗议并购案的学生是领钱的走路工，并在缺乏证据下，影射此事与中央研究院法律学者黄国昌有关，壹传媒所属媒体则报导影射此事是旺中自导自演。

 

Q3：公民/独立/另类媒体，对你而言是否一样？

公民媒体：即一般公民所作的新闻报导，可以庶民的，基进的，也可能是保守的。

独立媒体：即资金独立的媒体，这样的解释过于广泛，大部分媒体都可算是独立媒体，只是目前在台湾的语境则是作为与主流媒体区隔的说法。

另类媒体：不仅是另一种选择的媒体，更是为弱势发声，对抗主流政制与价值的媒体，存在的目的是为了推动社会改革。

所谓的“另类媒体”大多被认为扮演着非专业、非正式、非主流的补充性的角色，然而这几年的发展，却不断打破既有框架，不但有越来越多组织的专业表现超过主 流媒体，同时也有越来越多人投入独立媒体工作。独立媒体经营虽辛苦，收入也未必能长久稳定，但许多独媒的薪资并不亚于主流媒体，工作的成就感及记者的自我 实现，更是超越许多主流媒体。

 

Q4：台湾另类媒体在结构/运作/分工/管理上，是否有其特殊性？

在组织上，与强调科层分工权力结构的主流媒体有所不同，另类媒体应该是平行、对等的组织关系，而非传统媒体的分工型态。它的薪资结构应该缩小，不以奖金作为主要的奖励措施。决策应是民主化，甚至由下而上，充份尊重前线记者的判断与自主。

另类媒体不仅在经营方式与主流媒体有所差异，其存在的社会意义也截然不同。另类媒体并不是为存在而存在，更重要的是不断反思其存在目的，及其社会关系与意 义。虽然经济来源是另类媒体最大的问题，也是为什么他们大多是短命的原因；但与其主流媒体最不同的是，经济上的成功并非另类媒体的成功标准，即使自己不存 在，也不重要，总有其他的另类媒体在各地继续发声。

另类媒体是否能存活并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必须以推动社会整体进步为目标。因为一个进步的社会必须持续、广泛地让各种另类充分发言；而社会里自诩进 步的人，也必须努力保障另类的发言空间。换句话说，个别另类媒体的存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有更多不同的另类媒体不断出现，共同营造一个另类公共领域。

 

Q5：近日《立报》与《破报》停刊事件，可否谈一谈您曾建议将两份报纸以公共财的形式，由大众一起豢养与分担的想法

台湾世新大学经营的《立报》与《破报》虽然在校方的支持下，是具有社会声望与独立精神的另类媒体；但在经济的压力下，两报遭到停刊与休刊的命运。世新大学可以考虑效仿英国《卫报》的模式：成立保障编采自主的信托制度，以社会企业的经营方式延续两刊的独立性与公共化。

在这样的精神下，世新可每年提拨经费，设立公共基金，作为两报的部分财源；同时开放社会捐赠、公众集资，委由专业团体及员工经营，建立公开透明的问责机制，让两报成为社会的公共资产，持续在资本主义媒体霸权中必须存在的异议之声。

事实上，类似的建议在旺旺集团蒐购中国时报时，民间团体就曾提出这样的呼声。财团一但经营新闻媒体，要不就把新闻当公关工具，或寻求利润极大化，社会若希望媒体能维系公共性，就必须思考在主流市场模式以外的另类之路。

 

Q6：你如何看待台湾这些尝试另辟公共/边缘课题、公民/乡民参与报导的媒体平台？

一个社会能否进步，不是来自于政府的恩泽，也未必是因为反对党的制衡，更重要的是这地方的社运是否发达。可惜台湾社会大多对社运存着莫明厌恶，甚至恐惧，而大众媒体对社运的报导不是简化就是扭曲，很少让抗议者完整地阐述行动诉求。

这些行动者或弱势者在公共领域的传播权力始终遭到扼杀，在话语权遭到阉割的情况下，我们永远无法理解社会运动者究竟在主张什么？他们的批评或诉求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如果政府接受了他们建议，社会到底是会更好？还是更糟？

以 我所参与的“公民行动影音纪录资料库”（简称“公库”）为例，于2007年成立，目的是纪录台湾被主流媒体所忽略或扭曲的社会行动，使公民团体得以阐述行 动理念及对社会的关怀，并呈现多元声音。目前只有两名专职记者，但近7年来已累积逾1700则影音纪录，内容涵盖多项主题与系列专题报导。这些大量社会运 动的影像，不仅是资料库，也是人民历史的重要纪录。

虽然和许多独立/公民媒体一样会遇到采访权被拒和资金不足的窘境，但“公库”是台湾社会重要的工程，不是私人资产而是公共资源，我们拍摄的影片不仅无偿提 供社会各界非营利使用，许多公民团体、纪录片导演也引用我们纪录的影像，甚至有教科书业者将影片作为高中“公民与社会”课程的补充教材，让年轻的世代更了 解台湾社会的多样面貌。因此在缺乏经费的情况下，我们仍决定延续维持独立运作。公民行动影音纪录资料库于2014年4月成立正式协会，寻求长久生存之道， 透过正式的机制向公众募款。

“公库”也正开始与香港、日本、马来西亚、南亚、中国等地的另类媒体建立伙伴关系，透过合制节目、转贴、交换新闻的方式，连结各方社会运动与独立媒体。不 过这样是不够的，还必须能形成跨国报导，甚至跨国行动。例如各地都面临媒体垄断与环境等问题，媒体除了联合报导，是否也能采取行动，促成社会改革？

经常有人问我，如何让另类媒体能够更普及，有更大的影响力，我的回答很简单，直接捐款给这些媒体，毕竟大部分的另类媒体并不依靠广告生存，也不能只有单一 的资金来源。公众若能固定捐款支持，作为另类媒体的主要经济来源，让阅听人和独立媒体之间不是消费关系，而是伙伴关系，这样才是独立媒体的生存之道。


管中祥
-台湾中正大学传播系副教授
-曾任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董事长
-长期参与媒体改革运动、关注人权与文化议题

>> 碍于篇幅有限，此访谈已经过剪辑，全文将会在众意媒体面子书专页刊登。

2014年5月号《街报》免费在线阅读；其他《街报》连结，可点击这里浏览。

欲知其他出版资讯，欢迎浏览众意媒体面子书专页，或众意媒体网站。

 

http://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263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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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 - 轉載】绝望的何止危机处理

後記 [ 20140705] ：

2014年3月8日，馬來西亞發生史上第一次飛機離奇失蹤案件。

此文原本只張貼在個人面子書，後被當今編輯咨詢是否能轉載，經同意同轉貼至當今評論。

從未做過即時評論的事，甚至在當今面子書張貼文章之後被瘋狂轉載，下面數千筆排山倒海而來的情緒性comment都不太敢去讀，只希望當初本著沉重、憤怒和絕望得無法發聲而寫下的這些文字，不曾對當事人造成更大的傷害，製造更多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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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望的何止危机处理

2014年3月10日 下午4点32分

如果没有国际媒体一开始就为马航的过往飞行良好纪录和两位机师持平背书，恐怕整起事件还会遭到更多倾向人为技术不当的质疑和谩骂。

归根究底，是我们对任何国家控制管理的机关，都已经彻底失去信心。所以我们宁愿一再刷新国际媒体的报道，宁愿对街边社的消息半信半疑，也不再相信所谓官方的确认等待会认真执行。

马航一开始就错失了让家属感到能信任与托付的机会和信誉资本，一旦信誉破产，要挽回与补救已经很难（倘若真有心补救）。而面对这种如今举世震惊的马来西亚政府彻底失败的危机处理、官僚作风、反应迟缓、太极管腔、草草结束，我们又如何不熟悉。

这次赤裸裸暴露在国际镁光灯下的，从公关灾难、安检漏洞、到专业人员缺乏训练，只不过是国人每天都在面对与承受的社会放大镜。只是这次流著泪大声呼喊却没人回应的，是外国人居多，而我们只能隔著海岸看著电视，对著新闻发布会上支支吾吾的负责人，无言以对。

国家放任交通意外事故

不禁在想，空难如果也算是交通意外的一种，遇难家属的心情其实是一样的。事实上比起陆路交通，飞行交通已是相对安全的，特别是对比起在世界陆路交通意外名列前茅的马来西亚。

空难的可怕在于一次性的伤亡涉猎人数与因素范围很广，但为何我们不曾群起愤概于国家多年来放任交通意外事故高居不下的问题？

公路意外也许涉及的多是私家车的个人驾驶操守等问题，飞机的客观与不确定因素则的是乘客无法控制与选择的；但国家在减低公路意外的动作上，从预先防范、执 法、制法、急救配备到事后处理，可有绩效的地真正加强过？而我们在每年近7000人的车祸死亡率面前，除了自保，又做过/能做何种举动？


无法不正视灾难与腐朽

这两天坐在电脑前为这场空难如此揪心彷徨生气的我们，究竟又是因为事件的渲染和发展如此触目惊心、接近而真实；还是因为那是马来西亚的航空公司所以因身份的认同而特别有同理心？

因为“自己国家”的飞机出了问题令“他国”的人受委屈和必须领教我国处理问题的方式，而感到难堪与蒙羞的成分，占了多少？

最后想说的是，自小因故经常来回新加坡，乘搭的不是夜铺火车就是马航班机。对她的记忆和经验是好的，空姐会特别换位子和给玩具。

从那个廉价航空及空中巴士还不普及的年代至今，在马航都不曾经历过在其他航空班机会发生的飞机飞不稳、降落地面还会跳起来的惊人技术或服务素质等问题。

毕业离开澳洲的那一天，也是乘搭的夜班马航因在起飞前发现有问题，而请乘客下机，延迟了4个小时最后取消。对她的情意结，既便是发现近几年机位变窄、机餐变得很廉价，有时还是会宁愿付贵一点的价钱，只为了机上选择颇多的新电影。

所以她的沦落在于人为管理不当，正如马来西亚的沦落主要还是政府无能、人民督导不足所致。

在庞大的灾难和腐朽的体制系统前，尽管如何躲藏逃避，我们都无法视而不见。马来西亚让人心寒与绝望的，又何止是危机处理、信誉与国安的问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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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 - 轉載】绝望的何止危机处理

後記 [ 20140705] ：

2014年3月8日，馬來西亞發生史上第一次飛機離奇失蹤案件。

此文原本只張貼在個人面子書，後被當今編輯咨詢是否能轉載，經同意同轉貼至當今評論。

從未做過即時評論的事，甚至在當今面子書張貼文章之後被瘋狂轉載，下面數千筆排山倒海而來的情緒性comment都不太敢去讀，只希望當初本著沉重、憤怒和絕望得無法發聲而寫下的這些文字，不曾對當事人造成更大的傷害，製造更多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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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望的何止危机处理

2014年3月10日 下午4点32分

如果没有国际媒体一开始就为马航的过往飞行良好纪录和两位机师持平背书，恐怕整起事件还会遭到更多倾向人为技术不当的质疑和谩骂。

归根究底，是我们对任何国家控制管理的机关，都已经彻底失去信心。所以我们宁愿一再刷新国际媒体的报道，宁愿对街边社的消息半信半疑，也不再相信所谓官方的确认等待会认真执行。

马航一开始就错失了让家属感到能信任与托付的机会和信誉资本，一旦信誉破产，要挽回与补救已经很难（倘若真有心补救）。而面对这种如今举世震惊的马来西亚政府彻底失败的危机处理、官僚作风、反应迟缓、太极管腔、草草结束，我们又如何不熟悉。

这次赤裸裸暴露在国际镁光灯下的，从公关灾难、安检漏洞、到专业人员缺乏训练，只不过是国人每天都在面对与承受的社会放大镜。只是这次流著泪大声呼喊却没人回应的，是外国人居多，而我们只能隔著海岸看著电视，对著新闻发布会上支支吾吾的负责人，无言以对。

国家放任交通意外事故

不禁在想，空难如果也算是交通意外的一种，遇难家属的心情其实是一样的。事实上比起陆路交通，飞行交通已是相对安全的，特别是对比起在世界陆路交通意外名列前茅的马来西亚。

空难的可怕在于一次性的伤亡涉猎人数与因素范围很广，但为何我们不曾群起愤概于国家多年来放任交通意外事故高居不下的问题？

公路意外也许涉及的多是私家车的个人驾驶操守等问题，飞机的客观与不确定因素则的是乘客无法控制与选择的；但国家在减低公路意外的动作上，从预先防范、执 法、制法、急救配备到事后处理，可有绩效的地真正加强过？而我们在每年近7000人的车祸死亡率面前，除了自保，又做过/能做何种举动？


无法不正视灾难与腐朽

这两天坐在电脑前为这场空难如此揪心彷徨生气的我们，究竟又是因为事件的渲染和发展如此触目惊心、接近而真实；还是因为那是马来西亚的航空公司所以因身份的认同而特别有同理心？

因为“自己国家”的飞机出了问题令“他国”的人受委屈和必须领教我国处理问题的方式，而感到难堪与蒙羞的成分，占了多少？

最后想说的是，自小因故经常来回新加坡，乘搭的不是夜铺火车就是马航班机。对她的记忆和经验是好的，空姐会特别换位子和给玩具。

从那个廉价航空及空中巴士还不普及的年代至今，在马航都不曾经历过在其他航空班机会发生的飞机飞不稳、降落地面还会跳起来的惊人技术或服务素质等问题。

毕业离开澳洲的那一天，也是乘搭的夜班马航因在起飞前发现有问题，而请乘客下机，延迟了4个小时最后取消。对她的情意结，既便是发现近几年机位变窄、机餐变得很廉价，有时还是会宁愿付贵一点的价钱，只为了机上选择颇多的新电影。

所以她的沦落在于人为管理不当，正如马来西亚的沦落主要还是政府无能、人民督导不足所致。

在庞大的灾难和腐朽的体制系统前，尽管如何躲藏逃避，我们都无法视而不见。马来西亚让人心寒与绝望的，又何止是危机处理、信誉与国安的问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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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 - 按圖索驥] 從“我”到“我們”

从“我”到“我们”

2014年1月9日 上午11点19分

【时政】按图索骥

2013跨年前夕，与家人坐在一起看报纸聊家常，看到倒数示威的新闻报导，老妈再次叮咛最好不要出席。我问为什么，这几年看到了那么多的人民力量，你还是 会怕？老妈答说政府在大选前还会忌你三分，但现在大选已过，那些人说会抓人是真的会抓的，表达意见有很多种，不要去冒这种险啦。

有点诧异，原以为经过这几年那么些事，那么多的公民运动崛起，目睹了那么多场政治丑闻闹剧、苛捐杂税不公不义，所谓官逼民反，民心至此大概业已普遍对上街表达心声这样的方式和目的，虽不致认同，但也基本有所共识。

显然，这个千呼万唤方始出来的505大选，在经过一连串的高潮迭起之后，虽不至于回到原点，但大部分朋友却仍已回归保守位置，抱着“我们还能怎样”的心态，只待下一个“时机”才现身，履行公民责任。

公民团体逐渐沉寂，参与者也显见同质。现下，通货膨胀，紧缩荷包，顾好自己才最重要，有闲钱的时候拿来吃喝玩乐，别人的事我除了在网上在咖啡馆骂几句，也就只能这样了。

 

个人与公共的薄弱连结

当然这绝不能怪谁。我们谁不是从小就被教导管好自己就好。在推崇个人主义与个人成败的世界，以自我为中心，个人利益优先是必然的常态。

特别是在城市生活的人，在围篱社区里防贼防盗瞻前顾后过日子，同一区的邻里住了好几年却也可以不打招呼不串门子。一人一部私家车，可以勉强忍受紧闭车窗塞在车贴车高灯乱射的车龙中，却无法接受共车，甚至对公共交通里人太多粘太近感到无比厌恶，产生变相的人群恐惧症。

有朋友凡举外出，宁愿死忍也从不进公厕，哪怕是卫生且干净的。有者从不逛夜市不吃路边摊只上餐馆，从不去公园只有购物商场才能打发时间，才称得上所谓消遣。

这些举措与习惯固然成因于安全、卫生环境、便利性等各种客观因素。然而也是长期以来社会对于私与公、个人与公共的模糊认知及薄弱连结，才导致我们今天相较 于属于“自己、个人的”事务，一切关系到公共的，从公职人员到公共场所、公共设施，乃至公共利益的概念等，都鲜少主动去关心，觉得那是属于彼此的，进而去 付诸行动参与建设、保护，以至在被粗暴对待的时候挺身捍卫。

 

热烈的虚拟公共领域

唯一在“公共领域”显得特别活跃且积极的，是在面子书等社交网络、或新媒体网页上的来往互动。因其便利性及肉眼能见的即时性，从在新闻帖子踊跃留言，到自 行制作图文来表达立场和意见，网络俨然已成为特别是年轻一代沟通及交换讯息的媒介。许多的运动也是靠着这样网民自发传送与响应而达到了动员的目的。

因为资讯的流通，民智在近几年来看似是大跃进，草根自立救济团体，相互声援与看见/被看见的空间也变得更活络。但是民智的开化，如果没有得到深化，很容易就会变得空洞，最后只沦为情绪性的隔山叫嚣、民粹护主、非友即敌、二元对立的论调，缺乏理性讨论与据理力争。

如今随便阅览一些拥有几十万跟随者的媒体面子书专页，很容易就能发现，这种情绪性的叫骂、一切都是当政者的错、针锋相对多于就事论事的帖子，占了绝大多数，也总是轻易地就模糊了主要讨论的焦点。

长久下去，不免担心倘若社会上掌握资讯优势的我们，都一直只停留在表面无法将问题深化成讨论，或学会聆听与接纳社会不同的声音，我们又如何让社会前进？

说是掌握资讯优势的一群人，是因为马来西亚虽然有66%的网络普及率，但资讯的不平等依然存在，特别是在城乡地区。即便是家里有网络的，也会因阅读习惯与 消费媒体不同，而得到不相同、不对等的资讯。同一个课题，网上的“主流”之声与网外的“主流”显然也是不同的，否则长期消化平面媒体的长者也不会持有这样 的“反对”意见。

“我们”的公共思考

当然，网络空间的私密性与公共性，似是同时存在。这也就连接到个人观察所得，发现一个社会若要活络要跳动，需要一个“我”与“我们”同时存在。社会若是要 更进步，每一个人都要学习从“我”扩大至“我们”的公共思考模式，这不仅仅是政治显要或领袖人物在致辞的时候才用的代名词。

我们必须意识到个人存在于社会，不仅仅是个人的，同时也具有其社会性。因此面对社会上的种种，只要你还共享着社会上的资源，你就不应不闻不问坐视不理；同时也不能因着自己的利益而剥夺他人同样应当享有的权益。

然而当我们说“我们”的时候，这个“我们”是谁？是指所有马来西亚公民，是指单一族群，生活在城市里的每一个人，还是跨越宗教肤色语言年龄乃至国籍的所有人？

“我们”包不包括没有身分证的外籍劳工？包不包括半游牧却一再被驱赶的砂拉越原住民？包不包括因没有身分证而无法到正规学府受教育，只能躲在光鲜大厦后的小社区自给自足的缅甸难民？

如果我们相信人人平等，当我们在为新经济政策及种族固打制愤愤不平的时候，工厂里请来的外籍劳工为何不能享有同工同酬的待遇？当一男一女能够与喜欢的人成家结婚，为何同性相爱与婚姻不被接受？

在我们思考“我们”应该要有怎样的社区，应该要有怎样的政府和政策的时候，唯有将“个人”同时看成是“社会共同体”，也唯有将在同一个社会中一同生活的所有人，都纳入平等政策的考量，以及共同生活的一分子，我们才有可能最大化所有人及整体社会的生活素质。

 

改换角度看见制度缺陷

长久以来，正是因为许多公共机关鲜少受到监督与挑战，为将需负的责任减至最低，往往将社会发生的事情归咎于个案或个人过失，让个人去承担一切风险。

例如，你若生病没钱付医药费，就只能怪自己为何没有早早买保险，而不是去质问国家为何没有提供完善的医疗政策。又或者你走在街上被打劫被非礼，是因为你不够小心，穿得太暴露，太迟回家，落单，或选择黑暗的路走，而非因政策上的缺陷让人民无法获得应有的保障。

倘若大家都能从“我们”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也许下一次当你看见越来越多的人在高速公路的两旁，提着大包小包横过马路时，除了因为受惊吓而大骂一句“走在马 路中间，找死啊！”之余，还会开始深入思考，那可能是因为行人天桥不友善或不足够、公交系统残缺不全、物价高涨让穷人负担不起车马费的原因，才会让社会低 层阶级的人这么做。

体认到了这一层，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去探寻，若要投诉天桥不够或教育不足，我们能够怎么做，要打什么电话跟什么人反映，而不是只在网上宣泄乱骂一通。

倘若体认到社会属于“我们”，我们是否将会更清楚地看见百年古迹在建不完的商业大楼中凄然铲平，也闻到私家车数量逐年激增导致的乌烟瘴气，还有路边总在热晒雨淋无瓦遮头却巩固铺平了每栋建筑的地基水泥的劳动者的身影？

“我们”看见国家的不长进，看见社会的种种弊端，但“我们”更需要步出自封的围篱，看见彼此。面对现下的种种局面，“我们”其实都有拨乱反正的能力与责任。

今后“我们”为何而奋斗

还记得在大选热的那短短一个月里，我们见证了每场讲座都万人耸动的场面。想求变的民心，转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狂风，体现在一呼百应的物资和人力支援上。面子书疯狂转载的每一则新闻，每一个自制头像，每一件卖出去的T恤，虽然不乏凑热闹与好事者，但大多仍属民意。

还有那些在海外自行组织串联，动员鼓励彼此，高呼Jom Balik Undi，争取海外投票的游子，都是因为对国家还有身分认同，认为只有“我们”才能改变国运，才会创造出如此史无前例的生死决斗之势。

那些年，一波又一波的黄潮集会，淹没体育馆的黑潮巡回，以及让所有人因为相信国家可以变的更好而愿意放手一搏，尽力一试的勇气与信心，已注定成为我们这些Bersih世代的集体记忆。

这是2013年的“我们”曾经相信过，也做到过的事。今后的“我们”又将为何而奋斗，期许着怎样的时代与精神面貌？当时的“我们”和往后的“我们”，含括与对话的对象，又是否有所转变？

新年伊始，预知的可恶政策一个紧接一个，启动正向思考模式，也许这也正是我们实验与锻炼自己的开始，当个不冷血的公民，多关心除了自身以外跟公共有关的事。在尊重多元的基础上，学习思考、时时警惕与反思、主动参与社会运动及公共一体的讨论、并为自己的言行负责。

毕竟当我们还能通过无线网路书写及阅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们已经是这个社会中处于优势的那群人。永远不要忘记社会其他比我们弱势的“我们”，更缺乏管道汲 取资讯的“我们”，及那些游离在社会边缘的“我们”。唯有当他们也一起被看见，一起向上流动，“我们”所生活的这片土地，才会有更多不一样的可能。

http://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25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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