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October 7, 2012

[當今- 按圖索驥] 一樣的月光

一样的月光



邓婉晴
2012年10月5日  中午12点12分
【艺文】按图索骥 
 今年中秋,想听故事。其实从小到大也听过很多遍了,但中秋于我及家人的意义,除了团聚,就是论古道今。

自小,每年中秋都会与亲戚一起聚在老家欢庆,吃月饼赏月,剥柚子聊天,提灯笼游街。这样的传统源于爸妈小时候的中秋记忆。那是一个没有街灯也不怕攫夺匪的年 代。那是一个爸爸出外劳作,妈妈煮饭顾家的年代。那是一个没有社会期许,少小耕作学习,长大当家,只要努力实干,总会得到报酬的时代。

第二代的中秋


妈妈小时候住在旧巴生路,是一个离吉隆坡市中心很近的地方。那时候的城市,充满人情味与隔壁饭香。妈妈说外公婆从来没有提及自己在中国潮州的中秋节怎么过,但在妈妈的童年岁月中,吉隆坡孩子的中秋,充满了月光会与游街活动。

“每次快到中秋节,我就会把外婆给的两块买菜钱,每天存两角,以便到中秋将近时,买灯笼给自己及弟妹。一个灯笼大概八角钱,你的大舅也会用灯笼纸自己做和画灯笼。在他还没做好前,每次看到那些材料,我们都会很兴奋地想象灯笼做好的样子。”

(啊那你要买给一家十二口吃的菜不是少很多?”我问。妈妈笑笑说,不会的,那些卖菜的阿伯们看到我们这些小家伙连档口也够不着,踮着脚高喊“块八钱的菜”,都会于心不忍地给我们多一些。)

当时家里没有电视与电话,娱乐很少。难得过节,除了大吃大喝,就是玩乐的好时光。

NONE中 秋当晚,外婆会像新年摆神坛一样拜月亮,会跟孩子们说吴刚与嫦娥的故事。之后妈妈与兄弟姐妹们就会去跟别家的孩子一起举行月光会,提灯笼游街。夜晚的街道 没有街灯,点亮了的灯笼,缓缓地照耀着街行的路。邻近的小朋友见有街行,都会加入参与,边走边唱童谣。顽皮的舅舅还会骑着脚车,偷偷射击别人的灯笼,然后看着着火的灯笼幸灾乐祸地大喊“火烧灯笼!”自以为趣。

爸爸的中秋记忆则是来自怡保的小镇。灯笼都是自己做的,把用过的铁罐剪开,里面放蜡烛,用两个线筒凿成齿轮状放在下面,灯笼就做好了,不仅有灯,还能拉着走发出声音,耀武扬威呢。爸爸双眼发光地比划着,笑得像个孩子。

那时几乎每一户都会在没有大门的前庭开月光会,摆一张桌子,几包花生,猪笼饼,柚子,菱角(这个吃完了还能拿来玩,爸爸说),彼此招待。孩子们就提着灯笼,一家一家地去窜门子。

“中秋最喜欢吃的是猪笼饼,月饼是中秋过后大抛售才吃的,也只买得起那些一筒筒用纸包的月饼。一切下去就会散开,因爲‘油水’不够。”

“那时候的中秋节,真的是叫过节。几乎是从农历八月一日就开始期待。十五还没到,已经有人开始在点灯笼游街了。那是我们最期待的娱乐之一,简简单单,不用花很多钱,但也很开心。”

第一代的中秋

外公在国共内战时期,离开潮州故乡下南洋,先后在泰国与新加坡工作,驻留吉隆坡时遇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乱世中娶了外婆,从此扎根于马来西亚。身为长子的外 公,将一生都奉献给劳作,奉养在远乡的父母及整个大家族。总是加班,回家后仍不忘教孩子念唐诗宋词,讲历史故事。但是外公最常做的事,是拿着孔明扇,躺在 懒人椅,喝着酒,反复唱着《我有一段情》及《断肠红》。那是从小到大,妈妈每次忆起外公,一定会提到的事。

“外公唱歌的时候,眼睛总是闭着。我们总是只能在歌词中揣测他在想的事。他一定很想家,想念那个南行之后就从此无法再回去的家,想那为他持家生子,生病无钱就医最后过劳而逝,他却无法回去看最后一眼的正室,我们的大妈。”

NONE爷爷从缅甸南移,与奶奶一样目不识丁。爸爸少小离家,兄弟姐妹在互相拉拔下长大。爷爷奶奶同样不曾说过他们童年的光景,爸爸对他们对记忆,只有辛劳与贫瘠。

如果说飘洋过海而来的第一代华族,体现的是牺牲与汗水;身为第二代的爸妈,就是参与感受中华文化扎根于马来西亚的见证者。幸与不幸,他们穷,捉襟见肘,总是 看着父亲借粮过节,母亲往当铺里走。但是,他们乐天知足,爬树摘果,河里游泳,天生天养,倒也无虑无忧。几个铁罐,就能变出灯笼。一天省几毛钱,就能一步 步实现自己的梦。

少了外公与爷爷一辈离乡背井的的沉重,爸妈们的时代适逢独立前后,充满未知与可能,进步同时又传统。即便家庭生计再困难,逢年过节,还是会一家团圆,举杯邀明月,其乐融融。外公与爷爷的童年里也许不曾庆中秋,但望着故乡的月,仍会唤起他们对遥远故乡的记忆,望月对歌,一 幕幕往事涌上心头。

第三代的中秋

海峡另一囯的朋友捎来祝福,问了一句,你们都怎么庆祝?我问,你过过中秋吗?答,很小的时候好象有,现在只是吃个月饼而已。

记得小时候每逢中秋,我们都会到潮州会馆参加月光会。扶老携幼而来的群众,把小小的会馆挤得水泄不通。已记不起经常猜中的灯谜奖品是什麽,只是一直记得,大伙沿着马路提灯笼游街,与表姐妹们一同嬉戏,举头望明月,家人亲友围绕四周的温馨。

如果说过节是一种传统文化,赏月是一种心情,那麽来到第三第四代的我们,节庆的意义是什麽?二十一世纪的我们不再有祖辈的包袱,家训挂在墻上,钱包里藏着仅存的一张全家福。世界充满了变量,科技与发展走在人文之前,市场价值高于一切传统。

桌上摆花生寒酸得好像只有奔丧才这样。节庆因此成了应酬的场景,很多家庭聚在一起不是叙天伦,而是比富裕,争艳丽。这样破财又累人的过节方式自然不受欢迎。

这时就要感谢月饼。利字当头的消费文化让月饼以中秋的文化象征大使之势站稳阵脚,喧宾夺主。哗众取宠的包装与口味,惊人的价格叫人望饼兴叹。月饼吃的是新鲜,而非传统。佳节送礼成了精神与口号,“买月饼的人,都不是吃月饼的人”爸爸摇着头说。

“前几年还比较好,今年几乎是父亲节一过,就见到月饼的出现。生意伙伴甚至主动要求我们送月饼给他们,当成商品交易。到中秋节那天,已经腻得不想吃了。”

用钱、月饼和浪费砌成的中秋,流于形式多于真心。在中国,月饼在2009年的包装估计占了总成本的三分之一,达25亿元人民币。佳节一过,大量生产却无法售出的月饼,竟是回收喂猪。中秋贵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流传至今,早已沦为商标。佳节最重要是送礼,嫦娥到底奔不奔月,没人在问。

囘不去了吗?


成也科技,败也科技。老爸呷了一口茶说。科技让人无法再好好享受每一个传统,无法活出自己。因为外面的世界会催促你不断追逐、消费、更新、包装。你身在江 湖,就无法不跟着规矩走。你是商人,即便多讨厌佳节送礼,碍于华人的“礼数”也是要送。这个恶性循环周而复始,你只能无力地跟着走。

pengerang himpunan hijau 300912 pkr但是我们还可以有选择不是吗?我们可以选择离开这些市侩的城市,腐朽的拜金之都,把手机从口袋里拿开,回到那纯朴的时候。我们还可以选择不跟着主流的规则 走,我们也可以反抗说不,就像边加兰就有很多人选择在中秋这一天,“起义”向霸权说不。不管主流多么庞大与险恶,我们都还是有选择,不是吗?

可是爸妈都说,回不去了。科技走得那么快,连一个电话,同样的东西,一年365天都在打广告推出新玩艺。你说,不商品化怎麽能存活呢。最传统的文化,是不用任何噱头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价值观,一种心情,一种归依。但是传统也需要教育啊,你要一个在城市中长大,灯笼没点过几次,下班后也只对着电脑或打电动的老师,怎么去教课室里的孩子,中秋节的意义在于一家团圆,品酒赏月?你叫这些总在分数里才找到自我,早已习惯以物质交换心情、气氛、感觉的新世代,如何去体会古时候一封家书,一轮明月的珍贵?

还有什么故事可说?


今年中秋,最满足的是听了家中两老的中秋回忆。喜欢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到远古的画面与温情,然后尝试感受他们走过的路,感受那些热闹的曾经。庆幸家里依然保有“团圆”的传统,就一个晚上,大家坐在椅子上聊天说地,树上挂满灯笼。

就如爸爸至今仍会去买无馅料猪笼饼,家里也总会找到那仅此一家的椒盐月饼。中秋的意义,无关月饼的新口味,而是一种儿时的味道与记忆。

饭后,新囯的朋友轻轻说了一句,我在想们以后有什么故事讲给孩子听?

是啊。我们这个年代,日新月异,应有尽有。人人念一样的书,走一样的路,玩一样的电玩,上一样的脸书。我们的生活那么便利,便利得来那么虚无,我们还有那么故事可说?还有什么值得珍藏一辈子的字画、味道、传统?

还会有谁,会有这等雅兴,邀请你在月光下漫步跳舞?或借着良辰美景,作一首诗相送?

古人不知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月光会曲终人散,与姐姐蹲在地上刮着还留在墙上的烛蜡。抬头一看,仍是一样的月光。

厅里传来一阵歌声,“以前的衣香鬓影,如今是一片凄清;任教那春花如锦,只剩下寂寞空庭”。



邓婉晴,毕业于澳洲默多克大学,现为文字工作者。喜欢散步,擅长迷路,因而习惯在游走的过程中,勾画城市图像。坚信马来西亚人民值得拥有一个更好的城市与国家,为此愿意共同努力,寻方找向。


此为《当今大马》专栏《按图索骥》第一篇,原稿,对照刊登文章作了一些错字更正。
仅此记录一家三代的中秋记忆。


http://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210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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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婉晴
2012年10月5日  中午12点12分
【艺文】按图索骥 
 今年中秋,想听故事。其实从小到大也听过很多遍了,但中秋于我及家人的意义,除了团聚,就是论古道今。

自小,每年中秋都会与亲戚一起聚在老家欢庆,吃月饼赏月,剥柚子聊天,提灯笼游街。这样的传统源于爸妈小时候的中秋记忆。那是一个没有街灯也不怕攫夺匪的年 代。那是一个爸爸出外劳作,妈妈煮饭顾家的年代。那是一个没有社会期许,少小耕作学习,长大当家,只要努力实干,总会得到报酬的时代。

第二代的中秋


妈妈小时候住在旧巴生路,是一个离吉隆坡市中心很近的地方。那时候的城市,充满人情味与隔壁饭香。妈妈说外公婆从来没有提及自己在中国潮州的中秋节怎么过,但在妈妈的童年岁月中,吉隆坡孩子的中秋,充满了月光会与游街活动。

“每次快到中秋节,我就会把外婆给的两块买菜钱,每天存两角,以便到中秋将近时,买灯笼给自己及弟妹。一个灯笼大概八角钱,你的大舅也会用灯笼纸自己做和画灯笼。在他还没做好前,每次看到那些材料,我们都会很兴奋地想象灯笼做好的样子。”

(啊那你要买给一家十二口吃的菜不是少很多?”我问。妈妈笑笑说,不会的,那些卖菜的阿伯们看到我们这些小家伙连档口也够不着,踮着脚高喊“块八钱的菜”,都会于心不忍地给我们多一些。)

当时家里没有电视与电话,娱乐很少。难得过节,除了大吃大喝,就是玩乐的好时光。

NONE中 秋当晚,外婆会像新年摆神坛一样拜月亮,会跟孩子们说吴刚与嫦娥的故事。之后妈妈与兄弟姐妹们就会去跟别家的孩子一起举行月光会,提灯笼游街。夜晚的街道 没有街灯,点亮了的灯笼,缓缓地照耀着街行的路。邻近的小朋友见有街行,都会加入参与,边走边唱童谣。顽皮的舅舅还会骑着脚车,偷偷射击别人的灯笼,然后看着着火的灯笼幸灾乐祸地大喊“火烧灯笼!”自以为趣。

爸爸的中秋记忆则是来自怡保的小镇。灯笼都是自己做的,把用过的铁罐剪开,里面放蜡烛,用两个线筒凿成齿轮状放在下面,灯笼就做好了,不仅有灯,还能拉着走发出声音,耀武扬威呢。爸爸双眼发光地比划着,笑得像个孩子。

那时几乎每一户都会在没有大门的前庭开月光会,摆一张桌子,几包花生,猪笼饼,柚子,菱角(这个吃完了还能拿来玩,爸爸说),彼此招待。孩子们就提着灯笼,一家一家地去窜门子。

“中秋最喜欢吃的是猪笼饼,月饼是中秋过后大抛售才吃的,也只买得起那些一筒筒用纸包的月饼。一切下去就会散开,因爲‘油水’不够。”

“那时候的中秋节,真的是叫过节。几乎是从农历八月一日就开始期待。十五还没到,已经有人开始在点灯笼游街了。那是我们最期待的娱乐之一,简简单单,不用花很多钱,但也很开心。”

第一代的中秋

外公在国共内战时期,离开潮州故乡下南洋,先后在泰国与新加坡工作,驻留吉隆坡时遇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乱世中娶了外婆,从此扎根于马来西亚。身为长子的外 公,将一生都奉献给劳作,奉养在远乡的父母及整个大家族。总是加班,回家后仍不忘教孩子念唐诗宋词,讲历史故事。但是外公最常做的事,是拿着孔明扇,躺在 懒人椅,喝着酒,反复唱着《我有一段情》及《断肠红》。那是从小到大,妈妈每次忆起外公,一定会提到的事。

“外公唱歌的时候,眼睛总是闭着。我们总是只能在歌词中揣测他在想的事。他一定很想家,想念那个南行之后就从此无法再回去的家,想那为他持家生子,生病无钱就医最后过劳而逝,他却无法回去看最后一眼的正室,我们的大妈。”

NONE爷爷从缅甸南移,与奶奶一样目不识丁。爸爸少小离家,兄弟姐妹在互相拉拔下长大。爷爷奶奶同样不曾说过他们童年的光景,爸爸对他们对记忆,只有辛劳与贫瘠。

如果说飘洋过海而来的第一代华族,体现的是牺牲与汗水;身为第二代的爸妈,就是参与感受中华文化扎根于马来西亚的见证者。幸与不幸,他们穷,捉襟见肘,总是 看着父亲借粮过节,母亲往当铺里走。但是,他们乐天知足,爬树摘果,河里游泳,天生天养,倒也无虑无忧。几个铁罐,就能变出灯笼。一天省几毛钱,就能一步 步实现自己的梦。

少了外公与爷爷一辈离乡背井的的沉重,爸妈们的时代适逢独立前后,充满未知与可能,进步同时又传统。即便家庭生计再困难,逢年过节,还是会一家团圆,举杯邀明月,其乐融融。外公与爷爷的童年里也许不曾庆中秋,但望着故乡的月,仍会唤起他们对遥远故乡的记忆,望月对歌,一 幕幕往事涌上心头。

第三代的中秋

海峡另一囯的朋友捎来祝福,问了一句,你们都怎么庆祝?我问,你过过中秋吗?答,很小的时候好象有,现在只是吃个月饼而已。

记得小时候每逢中秋,我们都会到潮州会馆参加月光会。扶老携幼而来的群众,把小小的会馆挤得水泄不通。已记不起经常猜中的灯谜奖品是什麽,只是一直记得,大伙沿着马路提灯笼游街,与表姐妹们一同嬉戏,举头望明月,家人亲友围绕四周的温馨。

如果说过节是一种传统文化,赏月是一种心情,那麽来到第三第四代的我们,节庆的意义是什麽?二十一世纪的我们不再有祖辈的包袱,家训挂在墻上,钱包里藏着仅存的一张全家福。世界充满了变量,科技与发展走在人文之前,市场价值高于一切传统。

桌上摆花生寒酸得好像只有奔丧才这样。节庆因此成了应酬的场景,很多家庭聚在一起不是叙天伦,而是比富裕,争艳丽。这样破财又累人的过节方式自然不受欢迎。

这时就要感谢月饼。利字当头的消费文化让月饼以中秋的文化象征大使之势站稳阵脚,喧宾夺主。哗众取宠的包装与口味,惊人的价格叫人望饼兴叹。月饼吃的是新鲜,而非传统。佳节送礼成了精神与口号,“买月饼的人,都不是吃月饼的人”爸爸摇着头说。

“前几年还比较好,今年几乎是父亲节一过,就见到月饼的出现。生意伙伴甚至主动要求我们送月饼给他们,当成商品交易。到中秋节那天,已经腻得不想吃了。”

用钱、月饼和浪费砌成的中秋,流于形式多于真心。在中国,月饼在2009年的包装估计占了总成本的三分之一,达25亿元人民币。佳节一过,大量生产却无法售出的月饼,竟是回收喂猪。中秋贵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流传至今,早已沦为商标。佳节最重要是送礼,嫦娥到底奔不奔月,没人在问。

囘不去了吗?


成也科技,败也科技。老爸呷了一口茶说。科技让人无法再好好享受每一个传统,无法活出自己。因为外面的世界会催促你不断追逐、消费、更新、包装。你身在江 湖,就无法不跟着规矩走。你是商人,即便多讨厌佳节送礼,碍于华人的“礼数”也是要送。这个恶性循环周而复始,你只能无力地跟着走。

pengerang himpunan hijau 300912 pkr但是我们还可以有选择不是吗?我们可以选择离开这些市侩的城市,腐朽的拜金之都,把手机从口袋里拿开,回到那纯朴的时候。我们还可以选择不跟着主流的规则 走,我们也可以反抗说不,就像边加兰就有很多人选择在中秋这一天,“起义”向霸权说不。不管主流多么庞大与险恶,我们都还是有选择,不是吗?

可是爸妈都说,回不去了。科技走得那么快,连一个电话,同样的东西,一年365天都在打广告推出新玩艺。你说,不商品化怎麽能存活呢。最传统的文化,是不用任何噱头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价值观,一种心情,一种归依。但是传统也需要教育啊,你要一个在城市中长大,灯笼没点过几次,下班后也只对着电脑或打电动的老师,怎么去教课室里的孩子,中秋节的意义在于一家团圆,品酒赏月?你叫这些总在分数里才找到自我,早已习惯以物质交换心情、气氛、感觉的新世代,如何去体会古时候一封家书,一轮明月的珍贵?

还有什么故事可说?


今年中秋,最满足的是听了家中两老的中秋回忆。喜欢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到远古的画面与温情,然后尝试感受他们走过的路,感受那些热闹的曾经。庆幸家里依然保有“团圆”的传统,就一个晚上,大家坐在椅子上聊天说地,树上挂满灯笼。

就如爸爸至今仍会去买无馅料猪笼饼,家里也总会找到那仅此一家的椒盐月饼。中秋的意义,无关月饼的新口味,而是一种儿时的味道与记忆。

饭后,新囯的朋友轻轻说了一句,我在想们以后有什么故事讲给孩子听?

是啊。我们这个年代,日新月异,应有尽有。人人念一样的书,走一样的路,玩一样的电玩,上一样的脸书。我们的生活那么便利,便利得来那么虚无,我们还有那么故事可说?还有什么值得珍藏一辈子的字画、味道、传统?

还会有谁,会有这等雅兴,邀请你在月光下漫步跳舞?或借着良辰美景,作一首诗相送?

古人不知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月光会曲终人散,与姐姐蹲在地上刮着还留在墙上的烛蜡。抬头一看,仍是一样的月光。

厅里传来一阵歌声,“以前的衣香鬓影,如今是一片凄清;任教那春花如锦,只剩下寂寞空庭”。



邓婉晴,毕业于澳洲默多克大学,现为文字工作者。喜欢散步,擅长迷路,因而习惯在游走的过程中,勾画城市图像。坚信马来西亚人民值得拥有一个更好的城市与国家,为此愿意共同努力,寻方找向。


此为《当今大马》专栏《按图索骥》第一篇,原稿,对照刊登文章作了一些错字更正。
仅此记录一家三代的中秋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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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September 3, 2012

【当今新闻】特邀廿五新专栏作者加盟 《当今》另增设艺文评论

特邀廿五新专栏作者加盟
《当今》另增设艺文评论
2012年9月3日 下午4点20分
独立日甫过,而大马日即将到来之际,除庆祝之外,也是反思独立的意义和成就的意义。也在此时,830“民主之诺”集会者,跟428净选盟3.0一样,无缘进入当权者所把持的独立广场,仿佛“独立”容不下“民主”。

最高执政者迷信公关文宣治国,以小施小惠和写满英文“KPI”、“NKRA”、“ETP”、“GTP”、“PEMANDU”、“(1M4U)”等缩写字眼的国王新衣,逃避结构改革,掩饰政绩的苍白。不到一年时间的两次黄潮,并没有改变当权者的故我;尽管关丹与劳勿前后举行绿色集会,抗议莱纳斯稀土厂与山埃采金,但是政府却选择忽视万人的抗议声。

在“一诺千金”国庆宣传交响乐下,赵明福家人依然找不到正义,苏丹街老店难逃推土机的来袭,已废除的内安法令魔爪依存……

而这个的局面部分也跟主流媒体有关,它大部分放弃提供关键公共议题资讯的角色,反而为政府“扬善隐恶”的努力给予“唇红齿白”粉饰太平,更放弃形塑传递和民意的角色,部分言论版位沦为抄袭、媒体自我掩过饰非、抹黑炮打批评者的平台。

网络提供新公共论述空间


不过,近年来随着网络以及社交媒体的崛起,提供公共课题资讯来源、舆论交流和集结行动的另类管道。最近一度受到主流媒体吹捧的所谓“战地医生萧源盛”造假事件被揭发,彰显网民的能动,也同时倒映出主流媒体的保守拒改的自大心态。

《当今大马》一贯坚持提供读者有影响力的新闻和观点,如今为了延续和再加强其公共论述平台的角色,同时更丰富观点和意见交流,《当今大马》专栏将会革新,分拆为两大部分,即“时政”和“艺文”,前者专注政治时事,而后者聚焦文化评论。

配合这次的变化,我们也特别增邀25名评论人“拔笔相助”。

从9月起,本刊隆重邀请13位专栏作者加盟政治【时政】评论阵容,联同原有的专栏作者一起为读者针砭国事,爬梳时局,活络公民社会的讨论。这些作家包括:黄进发、黄孟祚、黄集初、谢伟伦、王妤娴、李健聪、黄书琪、王维兴、杨洁、苏淑桦、李蕙卉、丘伟荣和邓婉晴。

另外,《当今大马》在9月中起推出全新的【艺文】评论中,12名作者将登场畅谈他们对电影、历史、书籍、文学、漫画、文化等现象的所见所思,开拓读者视野,深培文化蕴底。文章将陆续登场的作者有:曾龙文、黄麒达、杜忠全、庄华兴、方富美、陈沛文、梁友瑄、老颜、李敬添、陈文辉、刘小原和张溦紟。

以下是新专栏作者的简介:(排名不分先后)
【时政】

(1)黄进发,英国艾塞克斯大学比较民主化博士,曾任私立大学讲师,目前是槟城研究院全职研究员。

(2)李健聪,马来西亚科技与工艺大学交通物流硕士,现为长居关丹的政治工作者,也是“绿色盛会2.0”宣传主任。

(3)王维兴自称搞政策工作兼处理“国务”,经常推荐大家“赞”政改研究所(KPRU)面子书。他置身事内,也置身事外,日夜工作,养家糊口之外,顺便换政府。

(4)黄集初,典型独中生,毕业于台大历史系。人过中年,又发愤读书,取得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硕士,又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曾服务于独中17年,从普通教师做到校长。现任职于华社研究中心,为副研究员。

(5)黄书琪,新闻系与政治系出身,曾任媒体工作者,现为全职政治工作者。

(6)谢伟伦,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系,曾在主流媒体工作,目前在非政府组织任职。

(7)苏淑桦,曾是学运活跃分子,一度兴讼挑战大专法令违宪,目前是自由工作者、社会主义党中委和峇央峇鲁支部秘书。

(8)杨洁,毕业于台湾大学社会系研究所硕士班,从媒体与传播跨到社会学,总爱读性别,曾妄想成为女性主义社会学的传播人。现担任出版社编辑。

(9)黄孟祚是一名社会与环境咨询顾问,也是诗巫选举观察员及净选盟诗巫工委会协调员。砂拉越非政府组织先驱,长期致力于提升原住民权益与福利。

(10)李蕙卉,理科大学翻译系学士,人民之声槟城支部协调员。

(11)邓婉晴毕业于澳洲默多克大学,现为文字工作者。喜欢散步,擅长迷路,因而习惯在游走的过程中,勾画城市图像。坚信马来西亚人民值得拥有一个更好的城市与国家,为此愿意共同努力,寻方找向。

(12)丘伟荣,毕业于澳洲国立大学亚太研究所,目前在柏林现代东方中心(Zentrum Moderner Orient)任职。

(13)王妤娴目前担任是妇女援助中心社工主任,也参与马来西亚生命线辅导工作。

【艺文】

(1)庄华兴,博特拉大学外文系中文组讲师。习惯于风云卷荡,见不惯优雅的沉默。

(2)小原,教书养家,画漫画痒技,涂涂写写养性,设有漫画专栏《方方一家》、《Blue Monday》。

(3)方美富,爱书人,大学中文系讲师。

(4)张溦紟,一度以为口语传播是毕生的志业,后来辗转在传播研究和社会学中,发现书写是另一种论述的力量,目前在众意媒体(GentaMedia.com)工作,游走在理论与实践间,痛苦并快乐着地实验另类媒体的各种可能样貌,作为参与社会的自我定位。

(5)李敬添,物理学硕士,私立学院讲师。

(6)梁友瑄,任教于私立学院,大学开始投入纪录片创作,2008至2009年期间担任台湾“荣光眷影”北、中区纪录片培训课程企划、专案执行、助教兼影片侧录剪接。后来,决定用影像和文字,作为参与社会的安身立命之处。

(7)陈文辉,自由业者,从事辩论指导、文化普及与三语翻译工作。毕业于拉曼大学中文系。

(8)陈沛文,拉曼大学中文系硕士生,平日喜爱阅读,目前在书店兼职,同时也于中学、大专从事华语辩论教学。

(9)黄麒达,中文系毕业,热衷大学辩论活动,兼职杂志书话专栏撰稿人。近期阅读兴趣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后现代后殖民论述、史学理论、香港本土论述、中文长篇小说以及环保与文化保育研究等等。

(10)老颜,2008年毕业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现于沙亚南从事创作。

(11)曾龙文,彻头彻尾视觉的动物,以影像感知世界,执迷于画框内的生命风景,视写影评为知性挑战。

(12)杜忠全,槟城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硕士,现为马大中文系博士候选人,迄今出版有《槟城三书》套装、《我的老槟城》散文集、《岛城的那些事儿》评论集、《恋念槟榔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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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新闻】特邀廿五新专栏作者加盟 《当今》另增设艺文评论

特邀廿五新专栏作者加盟
《当今》另增设艺文评论
2012年9月3日 下午4点20分
独立日甫过,而大马日即将到来之际,除庆祝之外,也是反思独立的意义和成就的意义。也在此时,830“民主之诺”集会者,跟428净选盟3.0一样,无缘进入当权者所把持的独立广场,仿佛“独立”容不下“民主”。

最高执政者迷信公关文宣治国,以小施小惠和写满英文“KPI”、“NKRA”、“ETP”、“GTP”、“PEMANDU”、“(1M4U)”等缩写字眼的国王新衣,逃避结构改革,掩饰政绩的苍白。不到一年时间的两次黄潮,并没有改变当权者的故我;尽管关丹与劳勿前后举行绿色集会,抗议莱纳斯稀土厂与山埃采金,但是政府却选择忽视万人的抗议声。

在“一诺千金”国庆宣传交响乐下,赵明福家人依然找不到正义,苏丹街老店难逃推土机的来袭,已废除的内安法令魔爪依存……

而这个的局面部分也跟主流媒体有关,它大部分放弃提供关键公共议题资讯的角色,反而为政府“扬善隐恶”的努力给予“唇红齿白”粉饰太平,更放弃形塑传递和民意的角色,部分言论版位沦为抄袭、媒体自我掩过饰非、抹黑炮打批评者的平台。

网络提供新公共论述空间


不过,近年来随着网络以及社交媒体的崛起,提供公共课题资讯来源、舆论交流和集结行动的另类管道。最近一度受到主流媒体吹捧的所谓“战地医生萧源盛”造假事件被揭发,彰显网民的能动,也同时倒映出主流媒体的保守拒改的自大心态。

《当今大马》一贯坚持提供读者有影响力的新闻和观点,如今为了延续和再加强其公共论述平台的角色,同时更丰富观点和意见交流,《当今大马》专栏将会革新,分拆为两大部分,即“时政”和“艺文”,前者专注政治时事,而后者聚焦文化评论。

配合这次的变化,我们也特别增邀25名评论人“拔笔相助”。

从9月起,本刊隆重邀请13位专栏作者加盟政治【时政】评论阵容,联同原有的专栏作者一起为读者针砭国事,爬梳时局,活络公民社会的讨论。这些作家包括:黄进发、黄孟祚、黄集初、谢伟伦、王妤娴、李健聪、黄书琪、王维兴、杨洁、苏淑桦、李蕙卉、丘伟荣和邓婉晴。

另外,《当今大马》在9月中起推出全新的【艺文】评论中,12名作者将登场畅谈他们对电影、历史、书籍、文学、漫画、文化等现象的所见所思,开拓读者视野,深培文化蕴底。文章将陆续登场的作者有:曾龙文、黄麒达、杜忠全、庄华兴、方富美、陈沛文、梁友瑄、老颜、李敬添、陈文辉、刘小原和张溦紟。

以下是新专栏作者的简介:(排名不分先后)
【时政】

(1)黄进发,英国艾塞克斯大学比较民主化博士,曾任私立大学讲师,目前是槟城研究院全职研究员。

(2)李健聪,马来西亚科技与工艺大学交通物流硕士,现为长居关丹的政治工作者,也是“绿色盛会2.0”宣传主任。

(3)王维兴自称搞政策工作兼处理“国务”,经常推荐大家“赞”政改研究所(KPRU)面子书。他置身事内,也置身事外,日夜工作,养家糊口之外,顺便换政府。

(4)黄集初,典型独中生,毕业于台大历史系。人过中年,又发愤读书,取得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硕士,又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曾服务于独中17年,从普通教师做到校长。现任职于华社研究中心,为副研究员。

(5)黄书琪,新闻系与政治系出身,曾任媒体工作者,现为全职政治工作者。

(6)谢伟伦,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系,曾在主流媒体工作,目前在非政府组织任职。

(7)苏淑桦,曾是学运活跃分子,一度兴讼挑战大专法令违宪,目前是自由工作者、社会主义党中委和峇央峇鲁支部秘书。

(8)杨洁,毕业于台湾大学社会系研究所硕士班,从媒体与传播跨到社会学,总爱读性别,曾妄想成为女性主义社会学的传播人。现担任出版社编辑。

(9)黄孟祚是一名社会与环境咨询顾问,也是诗巫选举观察员及净选盟诗巫工委会协调员。砂拉越非政府组织先驱,长期致力于提升原住民权益与福利。

(10)李蕙卉,理科大学翻译系学士,人民之声槟城支部协调员。

(11)邓婉晴毕业于澳洲默多克大学,现为文字工作者。喜欢散步,擅长迷路,因而习惯在游走的过程中,勾画城市图像。坚信马来西亚人民值得拥有一个更好的城市与国家,为此愿意共同努力,寻方找向。

(12)丘伟荣,毕业于澳洲国立大学亚太研究所,目前在柏林现代东方中心(Zentrum Moderner Orient)任职。

(13)王妤娴目前担任是妇女援助中心社工主任,也参与马来西亚生命线辅导工作。

【艺文】

(1)庄华兴,博特拉大学外文系中文组讲师。习惯于风云卷荡,见不惯优雅的沉默。

(2)小原,教书养家,画漫画痒技,涂涂写写养性,设有漫画专栏《方方一家》、《Blue Monday》。

(3)方美富,爱书人,大学中文系讲师。

(4)张溦紟,一度以为口语传播是毕生的志业,后来辗转在传播研究和社会学中,发现书写是另一种论述的力量,目前在众意媒体(GentaMedia.com)工作,游走在理论与实践间,痛苦并快乐着地实验另类媒体的各种可能样貌,作为参与社会的自我定位。

(5)李敬添,物理学硕士,私立学院讲师。

(6)梁友瑄,任教于私立学院,大学开始投入纪录片创作,2008至2009年期间担任台湾“荣光眷影”北、中区纪录片培训课程企划、专案执行、助教兼影片侧录剪接。后来,决定用影像和文字,作为参与社会的安身立命之处。

(7)陈文辉,自由业者,从事辩论指导、文化普及与三语翻译工作。毕业于拉曼大学中文系。

(8)陈沛文,拉曼大学中文系硕士生,平日喜爱阅读,目前在书店兼职,同时也于中学、大专从事华语辩论教学。

(9)黄麒达,中文系毕业,热衷大学辩论活动,兼职杂志书话专栏撰稿人。近期阅读兴趣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后现代后殖民论述、史学理论、香港本土论述、中文长篇小说以及环保与文化保育研究等等。

(10)老颜,2008年毕业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现于沙亚南从事创作。

(11)曾龙文,彻头彻尾视觉的动物,以影像感知世界,执迷于画框内的生命风景,视写影评为知性挑战。

(12)杜忠全,槟城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硕士,现为马大中文系博士候选人,迄今出版有《槟城三书》套装、《我的老槟城》散文集、《岛城的那些事儿》评论集、《恋念槟榔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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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August 31, 2012

[獨立] [當今讀者來函] 真的結束了嗎?

真的要结束了吗? 

作者/邓婉晴 2012年08月30日 12:26:28 pm

【邓婉晴】要结束了吗?

七年前开始念媒体研究系,在见识及理解到传统媒体因垄断偏颇而失去的平衡深度报导后,《当今大马》及《独立新闻在线》就一直是吮吸新闻与评论观点,甚至是揣摸与学习新闻该如何报导,人物该如何深入访问的管道。

回想起自己对《当今》与《独立》新闻的阅读模式,《当今》是要追踪即时新闻时登录的第一个地方。其利落的页面与文风,犀利果敢的红字,滚动报道的方式总是让人能很快地得到所要的资讯。

至于《独立》,则是要了解一个议题,做研究报告的好帮手。《独立》很细心,蓝色的页面很温和,而且经常在连续性的报道末端附上其他新闻的连接,让半路跟进的读者能更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文库》做的新闻整合,像一部部现代通史,戏的起承转合,一目了然。

必须提的是,《独立》的另一珍贵资产,是后来增设的《独立文艺志》。虽然曲高和寡,其中一些篇章也有来自香港的味道,但在马来西亚这片文化沙漠,这些连结文化、戏曲、艺术与学术的文章,对有兴趣的人读来是一大享受。比起《当今》的及时雨之用,《独立》于我有更多元及文化灌溉的意义。闲来无事随手看一两篇错过 的《文化志》及《专栏》,早已成为习惯。

城市精神是什么?

真的要结束了吗?

网络及脸书的普及,常让我们理所当然地觉得免费的资讯是一种理所当然。殊不知即便是脸书广传的所谓恶搞及即时新闻,背后也是有很多人,花了很多时间在整理与 书写,上传与回应。文字是一种创作,不管以任何形式出现,他都值得让人以基本的尊重和礼貌对待。所谓礼貌,即如转载说明出处,不断章取义等。然而今天看到 的局面,是大部分的人冀望从网路得到更劲爆的资讯,却不太想也很少意识到,这些耕地也需要有心人一起去灌溉,去付出。

走过世界多座城市,常常在想,这座孕育自己的城市,精神到底是什么?有没有一个核心价值,是足以让绝大部分的人,群起不惜一切代价去捍卫去守护的?我们希望 能有个干净的街道,却默许身边前后的人在眼前把烟蒂纸袋丢在街上。我们知道电动火车的女性车厢规定只供女性,却有很少人会主动去提醒或无知或装傻的男性乘 客,这里不适合他们。

多年的教育只教会我们在一堆堆钢骨水泥中关心自己,保护自己,不读世界历史,缺乏国际常识,对周遭发生的事不痛不痒、不闻不问。纵然有时会心疼会愤怒,但也只限于一瞬间。叹息之后,生活依旧,好象少了些什么,却也没什么,什么也没有。

于是在马来亚联邦独立55年后的831,有一条老街,一个老社区因发展而面目全非,一家百年茶馆即将结束营业,一盏独立新闻之火熄灭。还有一些坟山被毁,一 些村庄将被毒害。在《独立》读着玉壶轩茶楼的故事,不胜唏嘘,欲说还休。除了悲情,我们还能做什么?55年,我们到底发展了什么?

从没让读者失望

末了,想要借此机会感谢前总庄老师在2008年曾主动联络要我帮忙当《独立》的特约记者。还记得第一次去马华公会采访叶炳汉记者会,就连他的长相也不大清 楚,就胆粗粗大喇喇地写了一篇新闻,还被赞美一番。之后在出国深造前在《独立》当了一个星期的全职记者,庄老师第一天就指示我一个人去采访国会新闻。因为 工作量与压力实在太可怕,也让我从此对全职当记者的理想幻灭(哈哈)。

也因为有总编的胆识与魄力,在独立留下的,都是铁铮铮为了一个强大的理想,甘心把生活都奉献给工作的人。为此我向你们致以最高的敬意。记得在《当今》看过一 篇新闻,是前一晚半夜四点多上载的,在电子媒体必须持有的即时性与高效率,剖析新闻的深度与广度上,你们从来没有让读者失望。

也多亏有《独立》与《当今》这两家电子媒体,让从中学投稿平面媒体就一直不获刊登的我,终于有一个能容纳异见的平台,让那些无法被平面媒体接纳的想法见光,甚至引起共鸣。这些无形的鼓励与支持,对一个嗜字的人来说,重于泰山。

我也相信,《独立》与《当今》还有其他异议媒体,在马来西亚所做过的一切努力,那些独立又坚毅的声音,会一直缭绕在人们的心中,慢慢扩散。在这个人文道义廉价的时代,你们种下的文字与精神,有一天,会遍地开花的。

我是如此相信着。祝福《独立》团队的每一员,祝福深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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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稿于8月初得知獨立即將于月底熄燈之後。之後忙於工作,流浪澳洲10天,回來后29/30日在3小時内完稿。

原稿題目:寄語《獨立》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_v2.php?n=26509  (38 likes, 12 comments updated 20121007)

http://www.malaysiakini.com/letters/207532   (35 likes 1 tweet 1 comment updated 2012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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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 [當今讀者來函] 真的結束了嗎?

真的要结束了吗? 

作者/邓婉晴 2012年08月30日 12:26:28 pm

【邓婉晴】要结束了吗?

七年前开始念媒体研究系,在见识及理解到传统媒体因垄断偏颇而失去的平衡深度报导后,《当今大马》及《独立新闻在线》就一直是吮吸新闻与评论观点,甚至是揣摸与学习新闻该如何报导,人物该如何深入访问的管道。

回想起自己对《当今》与《独立》新闻的阅读模式,《当今》是要追踪即时新闻时登录的第一个地方。其利落的页面与文风,犀利果敢的红字,滚动报道的方式总是让人能很快地得到所要的资讯。

至于《独立》,则是要了解一个议题,做研究报告的好帮手。《独立》很细心,蓝色的页面很温和,而且经常在连续性的报道末端附上其他新闻的连接,让半路跟进的读者能更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文库》做的新闻整合,像一部部现代通史,戏的起承转合,一目了然。

必须提的是,《独立》的另一珍贵资产,是后来增设的《独立文艺志》。虽然曲高和寡,其中一些篇章也有来自香港的味道,但在马来西亚这片文化沙漠,这些连结文化、戏曲、艺术与学术的文章,对有兴趣的人读来是一大享受。比起《当今》的及时雨之用,《独立》于我有更多元及文化灌溉的意义。闲来无事随手看一两篇错过 的《文化志》及《专栏》,早已成为习惯。

城市精神是什么?

真的要结束了吗?

网络及脸书的普及,常让我们理所当然地觉得免费的资讯是一种理所当然。殊不知即便是脸书广传的所谓恶搞及即时新闻,背后也是有很多人,花了很多时间在整理与 书写,上传与回应。文字是一种创作,不管以任何形式出现,他都值得让人以基本的尊重和礼貌对待。所谓礼貌,即如转载说明出处,不断章取义等。然而今天看到 的局面,是大部分的人冀望从网路得到更劲爆的资讯,却不太想也很少意识到,这些耕地也需要有心人一起去灌溉,去付出。

走过世界多座城市,常常在想,这座孕育自己的城市,精神到底是什么?有没有一个核心价值,是足以让绝大部分的人,群起不惜一切代价去捍卫去守护的?我们希望 能有个干净的街道,却默许身边前后的人在眼前把烟蒂纸袋丢在街上。我们知道电动火车的女性车厢规定只供女性,却有很少人会主动去提醒或无知或装傻的男性乘 客,这里不适合他们。

多年的教育只教会我们在一堆堆钢骨水泥中关心自己,保护自己,不读世界历史,缺乏国际常识,对周遭发生的事不痛不痒、不闻不问。纵然有时会心疼会愤怒,但也只限于一瞬间。叹息之后,生活依旧,好象少了些什么,却也没什么,什么也没有。

于是在马来亚联邦独立55年后的831,有一条老街,一个老社区因发展而面目全非,一家百年茶馆即将结束营业,一盏独立新闻之火熄灭。还有一些坟山被毁,一 些村庄将被毒害。在《独立》读着玉壶轩茶楼的故事,不胜唏嘘,欲说还休。除了悲情,我们还能做什么?55年,我们到底发展了什么?

从没让读者失望

末了,想要借此机会感谢前总庄老师在2008年曾主动联络要我帮忙当《独立》的特约记者。还记得第一次去马华公会采访叶炳汉记者会,就连他的长相也不大清 楚,就胆粗粗大喇喇地写了一篇新闻,还被赞美一番。之后在出国深造前在《独立》当了一个星期的全职记者,庄老师第一天就指示我一个人去采访国会新闻。因为 工作量与压力实在太可怕,也让我从此对全职当记者的理想幻灭(哈哈)。

也因为有总编的胆识与魄力,在独立留下的,都是铁铮铮为了一个强大的理想,甘心把生活都奉献给工作的人。为此我向你们致以最高的敬意。记得在《当今》看过一 篇新闻,是前一晚半夜四点多上载的,在电子媒体必须持有的即时性与高效率,剖析新闻的深度与广度上,你们从来没有让读者失望。

也多亏有《独立》与《当今》这两家电子媒体,让从中学投稿平面媒体就一直不获刊登的我,终于有一个能容纳异见的平台,让那些无法被平面媒体接纳的想法见光,甚至引起共鸣。这些无形的鼓励与支持,对一个嗜字的人来说,重于泰山。

我也相信,《独立》与《当今》还有其他异议媒体,在马来西亚所做过的一切努力,那些独立又坚毅的声音,会一直缭绕在人们的心中,慢慢扩散。在这个人文道义廉价的时代,你们种下的文字与精神,有一天,会遍地开花的。

我是如此相信着。祝福《独立》团队的每一员,祝福深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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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稿于8月初得知獨立即將于月底熄燈之後。之後忙於工作,流浪澳洲10天,回來后29/30日在3小時内完稿。

原稿題目:寄語《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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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August 10, 2012

[The Rocket] The Sweet Rebel: Remembering Fan Yew Teng

The Sweet Rebel: Remembering Fan Yew Teng
By Tung Wan Qing

          
  
Before writing this article, I did not know Mr Fan in person or any of his works. I was not even born when he was charged under the infamous Sedition Act. His crime? He published a speech in the second issue of The Rocket in 1975 by the then-Penang DAP chairman, Dr Ooi Kee Saik, in which Dr Ooi welcomed Lim Kit Siang’s release from ISA.
But here I am, sitting in a room beside the DAP headquarters, writing an article for The Rocket in 2012, reading books and tributes about Fan’s life, his ideas, and his stories.
What makes a hero a hero? What makes a warrior a warrior? In films, we might be fascinated by Thor who can use his extraordinary power to protect the world, or Spiderman who has endless strength. But in reality, a hero in one’s heart is always a humble and simple man.
Heroes are often hopelessly idealistic, regardless of how many times have their ideas been demonized and flung aside. They are morally principled enough to strive their whole lives to uphold it, even at the cost of personal loss and sacrifice.
A few descriptions reoccur in “The Sweet Rebel: Remembering Fan Yew Teng”, a book edited by his twin daughter Pauline and Lilianne Fan, to commemorate the first anniversary of his passing. Fan was repeatedly described as the “Beacon of Light”, grassroot leader, principled, intellectual, daring, fearless, truly a simple man with a big heart.

Fan Yew Teng was a two-term Member of Parliament in Kampar and Menglembu, as well as Selangor assemblyman for Petaling Jaya. He was the editor of “The Educator”, the official organ of the National Union of Teachers (NUT), and later editor of The Rocket. He was also the co-organizer of the 1967 nationwide teachers' strike which demanded equal pay for female teachers, better housing and medical benefits, and pension after retirement for all teachers.
When Lim Kit Siang was detained under the Internal Security Act in 1969, Fan served as acting DAP Secretary-General, exercising the powers even before Lim, to keep the party from falling apart in the post-May 13 climate.
Fan later left DAP over differences in principle, yet he never turned his back on any injustice happening in Malaysia. He participated in a 1998 international forum against Lim Guan Eng’s unjust imprisonment.
When it came to race, Fan was truly “color blind”. He was amongst the first people to connect PAS to the Chinese community since the early eighties. He was also a well-known columnist in Harakah and Aliran.
Internationally, he founded Suaram and was concerned with many international issues, including the release of Aung San Suu Kyi. For him, human rights and the dignity of humanity cut across race and religion.
According to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lor Richard Yeoh, Fan’s victory over then Education Minister Dr. Mahathir in the Great Economic Debate at University Malaya in 1974, was probably the cause for Dr. Mahathir to withdraw universities’ autonomy with the amended University and University College Act (still in effect today).
Despite his huge achievements and contributions, one of the deepest impressions that Mr. Fan left to his beloved friend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as his fondness for his typewriter, pipe and bicycle.
How could such a simple family man become a political target, be charged for an article he published in The Rocket, removed as the Member of Parliament and denied his parliamentary pension? I believe this was simply because Fan was true to himself.
Fan’s legacy was his big heart and his deep compassion to social justice. One does not have to know him in person to feel his passion and his ideas for a better Malaysia and a better world. This is what connected him and other giants like Lim Kit Siang, who have been and are still working selflessly for this cause.
Reading “The Sweet Rebel” made me feel how many lives that Fan impacted. I remembered Lim Kit Siang’s expression when he was sitting at the front row at the book launch of The Sweet Rebel: Remembering Fan Yew Teng. He was ever so calm and composed.
Lim looked at Fan’s face projected on the main screen backdrop, and he flipped through a copy of the book displayed on the table. He listened attentively when Pauline Fan and Ambiga gave their speeches; in the middle of the tribute he took out his glasses and wiped his eyes. In those 5 seconds as the camera focused on him, Lim raised his head up again as resolute as ever, with his glasses perched on his nose. That was the face of a man who lost a comrade and friend.
Fan may have felt that he had not done enough to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Even lying on the hospital bed, his concern was how to help others escape from suffering. Malaysia would not have come this far without the efforts and contributions by Fan and other first generation Malaysian rebels.
What makes a rebel a rebel? A strong, fearless, and principled soul. A great mind, great heart, great vision. As much as we mourn for his soul, Fan’s wishes for a better Malaysia are still valid today: “For how long more are Malaysians to live with fear and loathing? Afraid about the collapse of public safety even in broad daylight and disgusted by rising inflation and galloping corruption. How much longer? Surely it is in the hands of the Malaysian people themselves.” (in Harakah, December 2007).
I think that the best and only way to remember Fan Yew Teng, is to continue his mission to fulfil his dreams and ensure that the spirit of a Malaysian Malaysia lives on. 

This article was published at The Rocket, August 2012

Genta Media's official website - Editorial Diary 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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