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 - 按圖索驥] 澳洲族群和解之路

澳洲族群和解之路

邓婉晴 2012年12月5日 上午11点37分

【时政】按图索骥

20年前的1992年1月21日，澳洲原住民玛伯（Eddie Koiki Mabo，左下图） 因病逝世，享年55岁。他坚持出生地托雷斯海峡莫雷岛 （Murray Island）土地拥有权属于自己，而与昆士兰及联邦政府打了长达10年的官司。

六个月后，联邦高庭在堪培拉宣判玛伯胜诉，从此推翻英国普通法的惯例，即一切土地皆归王室所有 （Crown land），并视澳洲为“无主土地”（Terra Nullius）（注1）。

玛伯不是第一位因土地拥有权而控告政府的澳洲原住民，但他坚持最久，诉讼过程最久，并且最终得到胜利。他的胜利，促使政府接着在1993年通过“原住民土地权法”（Native Title Act 1993），并设立“原住民土地权法庭”以处理原住民取回土地的诉讼。

在诉讼的十年间，与他一同争取的战友兼原告，一个接一个离世。他的坚持与智慧，却感动与激发了许许多多的原住民。
1972年，他建立澳洲第一所黑人社区学校，教导孩子认识自己的权益与保留文化。在那否定原住民的价值与身份的时代，他的努力犹如一盏明灯。

承认并存的原住民法

因为这盏灯，让四万名原住民，从各州搭巴士驶向几千公里以外的悉尼，第一次以“第一批澳洲人”（The First Australian）的身份，在1988年白人庆祝欧洲占领澳洲200周年纪念暨国庆节当天，现身游行示威。

玛伯案获判胜诉当天，整个托雷斯海峡群岛（Torres Strait Islands）的岛民群心沸腾，教堂为此鸣鈡。此案之所以意义重大，皆因它不但推翻了王室在法律庇佑下拥有无上权力的传统；在法律上，澳州政府的裁决， 也意味他们承认澳洲原住民生存至少五万年来在当地通行的原住民法；同时意味着一个国家可以同时有两种法律体制。

对社会而言，承认原住民为第一批澳洲人，不但让澳州整个社会必须看见他们，同时也是对他们作为“人类”最基本的尊重。

正如玛伯所说：“虽然我们并未得到许多支持，但这场诉讼，将会解放我们的部落及所有原住民，甚至是白人。因为‘无主土地’的条例，让白人即使是看见了我们， 却不能说我们在这里。他们其实与我们一样，一直都被这（僵化的霸权）捆绑着。从前，我们只是个影子，没有身份。‘无主土地’的标签被推翻以后，我们将不再 是影子。从今以后，他们要跟我们说话，就要到我们面前，当面说清楚。他们将看见真实的我们，看见所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

欧洲中心论时的失窃世代

一条让澳洲原住民被世人看见的路，玛伯走了十年。自欧洲霸权统领澳洲两百年来，对土地的凌霸与对人的刻意边缘，都拜欧洲中心论所赐。

1788年1月，澳洲东岸一个名叫Warang的海湾首次出现大批白人。11艘巨船，约莫1300人，从英国远渡重洋八个月至此，并将海湾易名为悉尼。囚犯与士兵参半的英国白人完全无视有名有姓，有文化语言历史的原住民，开始在澳洲这片比英国大60倍的土地，建国立本。

英澳政府在宣誓这片土地属于白人的世界之余，深信原住民迟早会灭绝。然而，由于原住民与欧洲白人所生的“混血”后裔人口节节上升，政府因而在纯种可灭，混种宜留的主调论述中，推行一系列的“白人政策”。

于 是自19世纪末至1960年代（有些地区甚至迟至1980年代），澳政府开始推行白人同化政策。只要双亲其中一位是白人（大部分都是父亲为白人），生下来 的“混种”孩子，都将被强制带离原生家庭，与所有原住民家庭断绝联系，然后送往教堂或中心，接受西方/天主教/英语教育。

这些故事，在许 多攸关此时代背景的电影与书籍中，都有迹可寻。白人政府的巡逻车，可以在任何场合：医院、学校、便利店、大街等，任意“绑架/盗窃”任何锁定的“混种”原 住民儿童甚至是母亲。在“福利政策”的包装下，政府以救世主的姿态，美其名是为了让资源不足的原住民孩子能得到更好的福利与未来，实则是对白人与黑人两个 社群莫大的欺骗。

真相是，这些被强制性移植的“失窃世代”，绝大部分非但不曾受到更好的教育，反而沦为免费童工，超时干活，被教会人士强暴（男女皆有），住处如集中营，吃不饱穿不暖，受尽凌辱。

有者尝试逃跑，却不知道家在哪里。孩子也会根据肤色而被判定，能否被当时受鼓励的白人家庭领养——肤色越浅的孩子，被领养的机会越高。被领养后之后的命运，则端看自己的造化，有者从此被“漂白”，有者则沦为（性）奴隶。

官方迟来的承认

1997 年5月26日，一份厚达680页的《让他们回家》报告书 （Bringing Them Home Report），第一次在国会公布，将“失窃世代”的真实故事赤裸裸公告天下。报告指出，没有人知道“失窃世代”究竟涉及多少人/家庭，但是估计在 1910至1970年代期间，每三至十个原住民孩子中，就有一个被强制带离原生家庭与社区。

根据国际法，只要是有系统、大规模地将一个群体强制转移至另一个群体就是种族灭绝行为（参见Bird 1998，第 6页）。显然，原住民总人口在20世纪从100万兑减至7万的幅度之大，完全可以让澳洲的白人与同化政策被视为灭绝原住民行动。而在“失窃世代”悲剧中受 影响的，不仅仅是一代人，有者甚至牵涉三代。改编电影《防兔篱笆》（Rabbit-proof Fence）的当事人，便是最有名的证明。

这些孩子在同化教育中被严禁说家乡话；不断因肤色被排挤，被再教育说自己的肤色与种族是肮脏及邪恶的，因而对“我是谁”产生严重的混淆与质疑。有者在长大之后，通过协助找回家人，但多半无法与父母及兄弟姐妹们相处。

那些已断裂的亲情与关系，根本就无法重新接驳。有着甚至连对着朝思暮想的妈妈，都说不出一句家乡话，需要劳动翻译。失去语言、文化与历史，对自己的身份缺乏认同甚至模糊，是数十万“失窃世代”永远无法弥补的痛。

讨论整整十一年才道歉

1980年代，联邦政府终于意识到，这样的文化切割与同化，对“混种”原住民来说，其实成效不高。在《让他们回家》报告书提出的54项建议中，也强调政府若诚心要与原住民及“失窃世代”和解，首先必须公开道歉。

1996年，虽然各州议会通过了两党联合道歉的决议，联邦政府却坚持认为道歉必然将导致原住民要求赔偿。时任总理霍华德（John Howard）表示，虽然他个人对这一切“深表难过”，但对于（非他党派的）前朝政府所犯下的错误，不应由新一代的澳洲子民共同承担。

当 时的在野工党领袖比兹利（Kim Beazley）反击道，道歉具有象征意义。在1996年8月召开的澳洲史上第一次原住民和解理事会，总督威廉迪恩（William Deana）也在演说中表示：“倘若国家不肯承认过去曾掠夺、压迫与剥削原住民等过错，澳洲人民与原住民将永远无法达成真正的和解。道歉，并不代表不曾参 与决策的现代澳洲子民都必须对国家过去的行为与措施感到愧疚。反之，作为国家，无论是屈辱还是光荣，我们都能够也必须与过去的一切共同存在。”

他也提到，许多原住民至今仍保受顽疾、酗酒等恶习，甚而是酒精饮料本身的煎熬，其实都源自他们的白人祖辈，那些未经允许即把澳洲土地占为己有的欧洲移民。

为道不道歉，澳洲政府讨论了整整11年。直至2008年2月13日，前总理陆克文在议会发表了举世瞩目的演讲，三度向原住民正式表示歉意，并承诺将改善原住 民的生活水平，如提高识字率、教育与医疗保障、增加平均寿命（原住民的寿命平均比非原住民短约20年）、减低幼儿夭折率等。在拟这份道歉词之前，政府也咨 询了原住民的领袖。

由此，真正的和解之路，才正式开始。

道歉之后，和解之前

走过专制的白人政治，澳洲自1970年代起才渐渐走向文化多元主义社会，也致力修复与原住民的关系。“原住民土地权法庭”成立至今，共有141 个案件，占澳洲縂面积约17%的土地，已在“原住民土地法权”下得到认肯。虽然有说原住民即使被承认拥有土地，仍无权干涉矿商等进行开发，但申请与认肯的 案子与协商过程，依然在继续。

在法律上，政府立法通过《种族歧视法》、《种族仇恨法》及成立人权委员会，保障各族群在职场的受聘权、在公领 域及公共设施与服务的使用权、行动权、购买权等。每一年，政府也投入资金大力推动原住民和解及推广工作。1981年成立的官方和解中心“联系” （Link-up），专为失散的家庭做牵线、协调、相认与辅导工作，任何人若要寻找自己、家人或领养者的身分，都可从那获得完整的资料。

在教育方面，国家对过去的歧视与错误，毫不回避。历史被被拍成电影，编入小学至大专的必修/选修课程，不论是在英语、历史、美术、性别、电影、甚至是舞蹈课，都会穿插关于原住民的内容，让师生公开讨论。

几乎所有攸关社会的官方与非官方网站，都会设有“原住民与托雷斯海峡群岛”一栏，根据閲读程度不同的读者，用从最简单到最复杂的语言和互动模式（如儿童网站以卡通或影片描绘，学院与政府网站则多以文字叙述），传达这个严肃却必知的历史。

文化上，各大专院校皆可自由举办大小规模的原住民节庆；媒体有报道、批评与带动舆论的绝对自由。国立博物馆及美术馆都设有历史交代完整的原住民舘，甚至以简单的字句与动画，摆放在儿童高度位置，解释原住民历史。

每年的5月26日，被定为国家道歉日。6月3日，即玛伯被宣判胜利当天，则被誉为玛伯日，以此纪念这两天对原住民与托雷斯海峡岛民的重要性。

诚然，澳洲政府与原住民的和解与修复之路，还有许多未解决的隐性问题。例如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的教育与生活水平、就业机会等差距依然颇大；“失窃世代”的口述 者也在《让他们回家》报告中承认，家庭及社会的切割、成长过程中所遭遇的一切，都对他们产生了不可磨灭的阴影与后遗症：如严重的忧郁、狂躁、对人不信任、 酗酒、自虐倾向等，伴随着他们一生。走在澳洲街道，也经常会看见样貌衣着容易辨认的原住民四处游荡，或喃喃自语，或找人吵架。

这些问题若处理不当将引发社会矛盾与冲突。然而澳州政府在和解路上所释出的诚意、坦然与谦卑，特别是在坦然面对过去，并赋权予原住民，让他们被看见及平等对待的努力，就已是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望尘莫及的大国风范。

通往和解的道路有多远？

通往和解、和谐与和平的路，到底有多远？每个行动的看似成功与失败，也不过是另一个转角或起点。这条路，从来没有人能走完，也不会有终点。就如失根与失语，无论如何都将成为“失窃世代”心中永远的黑洞。

同理，我国一些“独立世代”对异族的保留，大概也是由于亲身经历过种族暴动，又因无法看见另一个极端，而无法将阴影抹去。

如今，世界对澳洲的印象，是蓬勃的经济、稳健的汇率、五大城市晋身世界宜居之城的神话、及移民之囯。多少人在乎，两个多世纪以前登陆澳洲大陆的是英国囚犯； 多少人相信，曾经的澳洲是个集体受伤的社会，白人因骄傲的民族自信，必须默许政府对他者的不人道行为；原住民只因肤色，就连骨肉与身份也无法保全。

但是我们看见，和解的路虽难且漫长，也总比逃避甚而篡改或扭曲真相，更能让国人信服与坦荡荡。一如德国为二战纳粹所为而道歉，对照日本不肯承认的南京大屠杀。

真英雄一句道歉，重如泰山。那不是一句“没有人不曾犯错，我们就疏忽道歉”，就能将过去与现在所不断制造依然存在的伤害、痛苦、绝望等一笔勾销，那无疑是捞取选票的台词。

唯有真诚面对勇于发声的人，认真检讨，承认过失，提出实际的补偿，例如创伤治疗、赔偿等，并不断搭起对话与沟通的桥梁，以完全开放的态度面对媒体与社会，从教育培养社会的集体公民意识，才有可能消除仇恨，抚平伤痕，共创未来。


注1：无主土地 意指法律上不属于任何国家管辖的土地，英国人为了占领澳洲，刻意无视在五万年前就已扎根的原住民，宣称澳洲大陆没有主人。与一般的“占领殖民”性质不同的是，英人从未与当地人民或领袖进行任何形式的沟通，如通过战争掠夺、签订条约迫使割让、或对方自愿投降。

参考文献

玛伯案评论：http://www.theage.com.au/opinion/political-news/mabos-legacy-20120601-1zn9h.html

澳洲国营电视台制作的玛伯案纪录片：http://www.sbs.com.au/firstaustralians/index/index/epid/7
 
《让他们回家》报告的pdf全书下载：http://www.humanrights.gov.au/pdf/social_justice/bringing_them_home_report.pdf 

报告的精简版，可参考Carmel Bird编著（1998） “The Stolen Children: Their Stories” ，NSW: Random House Australia出版。

欲知更多“失落世代”的来龙去脉，可浏览资料完整的官方网站：http://australia.gov.au/about-australia/australian-story/sorry-day-stolen-generations

[[额外资料]] White Australia Has a Black History: http://www.montessorifoundation.org/articles/MCFCharlesDavidson9808.pdf

Timeline of Australian Migration History: http://www.migrationheritage.nsw.gov.au/exhibitions/objectsthroughtime/timeline/1788.shtml
 

邓婉晴，毕业于澳洲默多克大学，现为文字工作者。喜欢散步，擅长迷路，因而习惯在游走的过程中，勾画城市图像。坚信马来西亚人民值得拥有一个更好的城市与国家，为此愿意共同努力，寻方找向。

http://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215929  (98 Likes, FB 47 Likes 3 Shares, as of 2013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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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族群和解之路

邓婉晴 2012年12月5日 上午11点37分

【时政】按图索骥

20年前的1992年1月21日，澳洲原住民玛伯（Eddie Koiki Mabo，左下图） 因病逝世，享年55岁。他坚持出生地托雷斯海峡莫雷岛 （Murray Island）土地拥有权属于自己，而与昆士兰及联邦政府打了长达10年的官司。

六个月后，联邦高庭在堪培拉宣判玛伯胜诉，从此推翻英国普通法的惯例，即一切土地皆归王室所有 （Crown land），并视澳洲为“无主土地”（Terra Nullius）（注1）。

玛伯不是第一位因土地拥有权而控告政府的澳洲原住民，但他坚持最久，诉讼过程最久，并且最终得到胜利。他的胜利，促使政府接着在1993年通过“原住民土地权法”（Native Title Act 1993），并设立“原住民土地权法庭”以处理原住民取回土地的诉讼。

在诉讼的十年间，与他一同争取的战友兼原告，一个接一个离世。他的坚持与智慧，却感动与激发了许许多多的原住民。
1972年，他建立澳洲第一所黑人社区学校，教导孩子认识自己的权益与保留文化。在那否定原住民的价值与身份的时代，他的努力犹如一盏明灯。

承认并存的原住民法

因为这盏灯，让四万名原住民，从各州搭巴士驶向几千公里以外的悉尼，第一次以“第一批澳洲人”（The First Australian）的身份，在1988年白人庆祝欧洲占领澳洲200周年纪念暨国庆节当天，现身游行示威。

玛伯案获判胜诉当天，整个托雷斯海峡群岛（Torres Strait Islands）的岛民群心沸腾，教堂为此鸣鈡。此案之所以意义重大，皆因它不但推翻了王室在法律庇佑下拥有无上权力的传统；在法律上，澳州政府的裁决， 也意味他们承认澳洲原住民生存至少五万年来在当地通行的原住民法；同时意味着一个国家可以同时有两种法律体制。

对社会而言，承认原住民为第一批澳洲人，不但让澳州整个社会必须看见他们，同时也是对他们作为“人类”最基本的尊重。

正如玛伯所说：“虽然我们并未得到许多支持，但这场诉讼，将会解放我们的部落及所有原住民，甚至是白人。因为‘无主土地’的条例，让白人即使是看见了我们， 却不能说我们在这里。他们其实与我们一样，一直都被这（僵化的霸权）捆绑着。从前，我们只是个影子，没有身份。‘无主土地’的标签被推翻以后，我们将不再 是影子。从今以后，他们要跟我们说话，就要到我们面前，当面说清楚。他们将看见真实的我们，看见所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

欧洲中心论时的失窃世代

一条让澳洲原住民被世人看见的路，玛伯走了十年。自欧洲霸权统领澳洲两百年来，对土地的凌霸与对人的刻意边缘，都拜欧洲中心论所赐。

1788年1月，澳洲东岸一个名叫Warang的海湾首次出现大批白人。11艘巨船，约莫1300人，从英国远渡重洋八个月至此，并将海湾易名为悉尼。囚犯与士兵参半的英国白人完全无视有名有姓，有文化语言历史的原住民，开始在澳洲这片比英国大60倍的土地，建国立本。

英澳政府在宣誓这片土地属于白人的世界之余，深信原住民迟早会灭绝。然而，由于原住民与欧洲白人所生的“混血”后裔人口节节上升，政府因而在纯种可灭，混种宜留的主调论述中，推行一系列的“白人政策”。

于 是自19世纪末至1960年代（有些地区甚至迟至1980年代），澳政府开始推行白人同化政策。只要双亲其中一位是白人（大部分都是父亲为白人），生下来 的“混种”孩子，都将被强制带离原生家庭，与所有原住民家庭断绝联系，然后送往教堂或中心，接受西方/天主教/英语教育。

这些故事，在许 多攸关此时代背景的电影与书籍中，都有迹可寻。白人政府的巡逻车，可以在任何场合：医院、学校、便利店、大街等，任意“绑架/盗窃”任何锁定的“混种”原 住民儿童甚至是母亲。在“福利政策”的包装下，政府以救世主的姿态，美其名是为了让资源不足的原住民孩子能得到更好的福利与未来，实则是对白人与黑人两个 社群莫大的欺骗。

真相是，这些被强制性移植的“失窃世代”，绝大部分非但不曾受到更好的教育，反而沦为免费童工，超时干活，被教会人士强暴（男女皆有），住处如集中营，吃不饱穿不暖，受尽凌辱。

有者尝试逃跑，却不知道家在哪里。孩子也会根据肤色而被判定，能否被当时受鼓励的白人家庭领养——肤色越浅的孩子，被领养的机会越高。被领养后之后的命运，则端看自己的造化，有者从此被“漂白”，有者则沦为（性）奴隶。

官方迟来的承认

1997 年5月26日，一份厚达680页的《让他们回家》报告书 （Bringing Them Home Report），第一次在国会公布，将“失窃世代”的真实故事赤裸裸公告天下。报告指出，没有人知道“失窃世代”究竟涉及多少人/家庭，但是估计在 1910至1970年代期间，每三至十个原住民孩子中，就有一个被强制带离原生家庭与社区。

根据国际法，只要是有系统、大规模地将一个群体强制转移至另一个群体就是种族灭绝行为（参见Bird 1998，第 6页）。显然，原住民总人口在20世纪从100万兑减至7万的幅度之大，完全可以让澳洲的白人与同化政策被视为灭绝原住民行动。而在“失窃世代”悲剧中受 影响的，不仅仅是一代人，有者甚至牵涉三代。改编电影《防兔篱笆》（Rabbit-proof Fence）的当事人，便是最有名的证明。

这些孩子在同化教育中被严禁说家乡话；不断因肤色被排挤，被再教育说自己的肤色与种族是肮脏及邪恶的，因而对“我是谁”产生严重的混淆与质疑。有者在长大之后，通过协助找回家人，但多半无法与父母及兄弟姐妹们相处。

那些已断裂的亲情与关系，根本就无法重新接驳。有着甚至连对着朝思暮想的妈妈，都说不出一句家乡话，需要劳动翻译。失去语言、文化与历史，对自己的身份缺乏认同甚至模糊，是数十万“失窃世代”永远无法弥补的痛。

讨论整整十一年才道歉

1980年代，联邦政府终于意识到，这样的文化切割与同化，对“混种”原住民来说，其实成效不高。在《让他们回家》报告书提出的54项建议中，也强调政府若诚心要与原住民及“失窃世代”和解，首先必须公开道歉。

1996年，虽然各州议会通过了两党联合道歉的决议，联邦政府却坚持认为道歉必然将导致原住民要求赔偿。时任总理霍华德（John Howard）表示，虽然他个人对这一切“深表难过”，但对于（非他党派的）前朝政府所犯下的错误，不应由新一代的澳洲子民共同承担。

当 时的在野工党领袖比兹利（Kim Beazley）反击道，道歉具有象征意义。在1996年8月召开的澳洲史上第一次原住民和解理事会，总督威廉迪恩（William Deana）也在演说中表示：“倘若国家不肯承认过去曾掠夺、压迫与剥削原住民等过错，澳洲人民与原住民将永远无法达成真正的和解。道歉，并不代表不曾参 与决策的现代澳洲子民都必须对国家过去的行为与措施感到愧疚。反之，作为国家，无论是屈辱还是光荣，我们都能够也必须与过去的一切共同存在。”

他也提到，许多原住民至今仍保受顽疾、酗酒等恶习，甚而是酒精饮料本身的煎熬，其实都源自他们的白人祖辈，那些未经允许即把澳洲土地占为己有的欧洲移民。

为道不道歉，澳洲政府讨论了整整11年。直至2008年2月13日，前总理陆克文在议会发表了举世瞩目的演讲，三度向原住民正式表示歉意，并承诺将改善原住 民的生活水平，如提高识字率、教育与医疗保障、增加平均寿命（原住民的寿命平均比非原住民短约20年）、减低幼儿夭折率等。在拟这份道歉词之前，政府也咨 询了原住民的领袖。

由此，真正的和解之路，才正式开始。

道歉之后，和解之前

走过专制的白人政治，澳洲自1970年代起才渐渐走向文化多元主义社会，也致力修复与原住民的关系。“原住民土地权法庭”成立至今，共有141 个案件，占澳洲縂面积约17%的土地，已在“原住民土地法权”下得到认肯。虽然有说原住民即使被承认拥有土地，仍无权干涉矿商等进行开发，但申请与认肯的 案子与协商过程，依然在继续。

在法律上，政府立法通过《种族歧视法》、《种族仇恨法》及成立人权委员会，保障各族群在职场的受聘权、在公领 域及公共设施与服务的使用权、行动权、购买权等。每一年，政府也投入资金大力推动原住民和解及推广工作。1981年成立的官方和解中心“联系” （Link-up），专为失散的家庭做牵线、协调、相认与辅导工作，任何人若要寻找自己、家人或领养者的身分，都可从那获得完整的资料。

在教育方面，国家对过去的歧视与错误，毫不回避。历史被被拍成电影，编入小学至大专的必修/选修课程，不论是在英语、历史、美术、性别、电影、甚至是舞蹈课，都会穿插关于原住民的内容，让师生公开讨论。

几乎所有攸关社会的官方与非官方网站，都会设有“原住民与托雷斯海峡群岛”一栏，根据閲读程度不同的读者，用从最简单到最复杂的语言和互动模式（如儿童网站以卡通或影片描绘，学院与政府网站则多以文字叙述），传达这个严肃却必知的历史。

文化上，各大专院校皆可自由举办大小规模的原住民节庆；媒体有报道、批评与带动舆论的绝对自由。国立博物馆及美术馆都设有历史交代完整的原住民舘，甚至以简单的字句与动画，摆放在儿童高度位置，解释原住民历史。

每年的5月26日，被定为国家道歉日。6月3日，即玛伯被宣判胜利当天，则被誉为玛伯日，以此纪念这两天对原住民与托雷斯海峡岛民的重要性。

诚然，澳洲政府与原住民的和解与修复之路，还有许多未解决的隐性问题。例如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的教育与生活水平、就业机会等差距依然颇大；“失窃世代”的口述 者也在《让他们回家》报告中承认，家庭及社会的切割、成长过程中所遭遇的一切，都对他们产生了不可磨灭的阴影与后遗症：如严重的忧郁、狂躁、对人不信任、 酗酒、自虐倾向等，伴随着他们一生。走在澳洲街道，也经常会看见样貌衣着容易辨认的原住民四处游荡，或喃喃自语，或找人吵架。

这些问题若处理不当将引发社会矛盾与冲突。然而澳州政府在和解路上所释出的诚意、坦然与谦卑，特别是在坦然面对过去，并赋权予原住民，让他们被看见及平等对待的努力，就已是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望尘莫及的大国风范。

通往和解的道路有多远？

通往和解、和谐与和平的路，到底有多远？每个行动的看似成功与失败，也不过是另一个转角或起点。这条路，从来没有人能走完，也不会有终点。就如失根与失语，无论如何都将成为“失窃世代”心中永远的黑洞。

同理，我国一些“独立世代”对异族的保留，大概也是由于亲身经历过种族暴动，又因无法看见另一个极端，而无法将阴影抹去。

如今，世界对澳洲的印象，是蓬勃的经济、稳健的汇率、五大城市晋身世界宜居之城的神话、及移民之囯。多少人在乎，两个多世纪以前登陆澳洲大陆的是英国囚犯； 多少人相信，曾经的澳洲是个集体受伤的社会，白人因骄傲的民族自信，必须默许政府对他者的不人道行为；原住民只因肤色，就连骨肉与身份也无法保全。

但是我们看见，和解的路虽难且漫长，也总比逃避甚而篡改或扭曲真相，更能让国人信服与坦荡荡。一如德国为二战纳粹所为而道歉，对照日本不肯承认的南京大屠杀。

真英雄一句道歉，重如泰山。那不是一句“没有人不曾犯错，我们就疏忽道歉”，就能将过去与现在所不断制造依然存在的伤害、痛苦、绝望等一笔勾销，那无疑是捞取选票的台词。

唯有真诚面对勇于发声的人，认真检讨，承认过失，提出实际的补偿，例如创伤治疗、赔偿等，并不断搭起对话与沟通的桥梁，以完全开放的态度面对媒体与社会，从教育培养社会的集体公民意识，才有可能消除仇恨，抚平伤痕，共创未来。


注1：无主土地 意指法律上不属于任何国家管辖的土地，英国人为了占领澳洲，刻意无视在五万年前就已扎根的原住民，宣称澳洲大陆没有主人。与一般的“占领殖民”性质不同的是，英人从未与当地人民或领袖进行任何形式的沟通，如通过战争掠夺、签订条约迫使割让、或对方自愿投降。

参考文献

玛伯案评论：http://www.theage.com.au/opinion/political-news/mabos-legacy-20120601-1zn9h.html

澳洲国营电视台制作的玛伯案纪录片：http://www.sbs.com.au/firstaustralians/index/index/epid/7
 
《让他们回家》报告的pdf全书下载：http://www.humanrights.gov.au/pdf/social_justice/bringing_them_home_report.pdf 

报告的精简版，可参考Carmel Bird编著（1998） “The Stolen Children: Their Stories” ，NSW: Random House Australia出版。

欲知更多“失落世代”的来龙去脉，可浏览资料完整的官方网站：http://australia.gov.au/about-australia/australian-story/sorry-day-stolen-generations

[[额外资料]] White Australia Has a Black History: http://www.montessorifoundation.org/articles/MCFCharlesDavidson9808.pdf

Timeline of Australian Migration History: http://www.migrationheritage.nsw.gov.au/exhibitions/objectsthroughtime/timeline/1788.shtml
 

邓婉晴，毕业于澳洲默多克大学，现为文字工作者。喜欢散步，擅长迷路，因而习惯在游走的过程中，勾画城市图像。坚信马来西亚人民值得拥有一个更好的城市与国家，为此愿意共同努力，寻方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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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火箭報] 踢爆囯陣奪雪政權計劃之三：垃圾

 

报导/邓婉晴

早上的菜市场，热闹异常。人们鱼贯而行，小贩当街叫卖。脚下踩着烟蒂与积水的塑料袋，巷子的大小水沟都充斥着食物残渣。飘来的异味，参杂着新鲜的鱼腥味和菠萝味。这是半山芭街景，也是许多早市的现象。垃圾是街上的一部分，像路障与高利贷广告一样，无所不在。




垃圾处理课题，一直是马来西亚谈论无数却无法根治的问题。10年前的研究报告就指出，固体废料是马来西亚的第一大环境问题，特别是在人口愈发集中的首都吉隆坡，10年后的今天，问题依然无法解决。

问题是，国阵政府执政多年，为何垃圾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及有效根治，却在雪州政府在去年全权接管垃圾处理后，才一直被媒体大肆报道并加以抨 击？国阵及马华党魁也一再说出“雪州政府连垃圾问题也处理不好，无法执政”的批评。显然，这个民生课题已被高度政治化，不只是清除就能解决那么简单。


国阵到处施放冷箭

雪兰莪州的垃圾管理一向由特许经营公司阿南弗拉(Alam Flora)负责，以每月更新合约的方式承包。随着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宣布在2011年正式施行2009年已在国会通过的《固体及废料管理法令》后，联邦政 府有意把全国各州的固体垃圾及废料管理收归，实行中央集权管理制。

然而，雪州政府反对将垃圾管理权交给联邦政府，因为宪法阐明，州与联邦拥有同等权力。而且政府相信接管垃圾处理服务，能够减低开销、提升服务效率。

因此自去年8月开始，州政府先是接管州内清洁服务，接着在10月15日提前接手固体废料处理服务，从此脱离依靠阿南弗拉维持清洁的时代，并回归最早期由各自地方政府收垃圾的作业模式。雪州政府也落实公开招标制，以杜绝庇护政治和裙带风在民联州政府里滋生。

然而，州政府接管固体垃圾服务之后，却一直不断遭人蓄意破坏：



民联致力解决问题

雪州政府虽然一心希望能在最短的时间内顺利接手垃圾管理，前朝政府留下的“手尾”却一再阻碍工作的进行。但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雪州政府将垃圾问题列为首要处理事项，并推出各种后援及应急措施：



经过数个月的调整后，刘天球指出：“之前的确遇到很多问题，但现在已经没什么问题。”
相对于槟州垃圾处理的成功，雪州的垃圾课题一直是媒体与政党放大的焦点。即便吉隆坡其他地区的垃圾依然又满又臭，雪州地区的垃圾议题却一再被刊登、放大市民的不满。

再者，自去年9月至今年4月，阿南弗拉已因为服务欠佳而被联邦政府罚款高达170万令吉。由此可见，垄断市场已久的垃圾处理霸主如阿南弗拉，也有处理垃圾不济的问题，但国阵却视而不见，在在证明了国阵处心积虑阴谋夺取雪州政权的狼子野心。


除垃圾须赋权地方


雪州政府在处理垃圾问题固然有经验不足，督促不当的地方，雪州立法议会会议也曾针对垃圾课题展开讨论，但出席的雪州在野党议员却只有寥寥数人，没有参与辩论垃圾的问题，反而是民联三党议员积极地发表和辩论。

向来高高在上的国阵在308输掉州政权后，无法摆脱执政党的思维，一味沉浸在进行政治攻击和夺权计划幻想中。在报纸上，从加影、巴生、八打灵再也到士拉央，我们只看到国阵的领袖们非议雪州的措施，却无法提出更有效的处理方法来实际解决问题。



垃圾问题该怎么解决？

不管是雪州还是隆市，一个干净的居住环境，是人权，也是一个国家社会生活素质的指标之一。但是环境由社会的所有人共同创造，每个小市民都有保护环境卫生的责任。垃圾课题也比须由上下配合合理解决，缺一不可。

既然国阵仅在意夺权，无意长久解决垃圾问题，那我们必须提出更多的长期垃圾解决方案。

1.落实地方分权，让垃圾问题在社区内解决

宪法阐明，州与联邦拥有同等权力，而传统上废料处理是由州政府负责。国外经验显示，由地方当局处理垃圾，会比联邦更有效率。例如，我们如何可以期待坐在布城内的官员，去策划和管理玻璃市或吉兰丹甘榜垃圾问题？

2.政府须展示决心，并与多造配合

国阵政府在推行许多计划固然叫人鼓舞，但计划必须长期进行，贯彻始终，而非只做门面功夫，实行不久就不了了之。连前首相阿都拉都曾在2003年11月批评，我国空有一流设施，却只有第三世界思维，隐喻过去的国阵政府效率不佳。

此外，垃圾分类的机制也必须先设立，并与各方面配合。例如居家分类的方式须一致；公共及私人场所都要预备足够的分类型垃圾桶供人落实分类；垃圾车与垃圾工人要定时来收集垃圾，并确保其已分类。

3.与非政府组织合作

在马来西亚，慈善机构回收物品，做的比政府还成功响亮。人们常常不假思索地可以说出慈济定点环保回收站，美门、明亮慈善之家等，却不知道阿南弗拉垃 圾怎么收。既然非政府组织已经有一套回收方式及市场，政府应在还未建造正式的废物资源回收站之际，加强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通过资助等方式，扩大全民参与 程度。

4.宣传平民化，培养公民意识

大马每天生产2万5千吨的垃圾，预计在2020年将增加至3万吨。各户家庭的废料中，不能再循环的食物废料及有机废料占40-45%，其余的是可重 新使用的循环物件。然而，我国的总循环率只有5%，与排名前列的德国(74%)相比，简直望尘莫及。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门拟定在2020年须达成22%的循 环率的目标，且推出3R (Reduce, Reuse, Recycle)的循环系统，但事实上房地部的努力已失败，垃圾问题依然严重，因而宣传工作必须被检讨。

5.从垃圾处理到垃圾管理

随着时代的变迁，城市人口的不断上升，以及科技的发达，大马应该把垃圾处理的问题，提升至垃圾管理。垃圾管理意味着除了处理眼前所见的一堆堆垃圾， 还要让垃圾再循环，提高公民意识及环保意识；针对垃圾处理、分类及回收引进新的技术、系统及制度，以便能更全面及高效率地妥善处理垃圾问题。

雪州行政议员刘天球指出，政府目前管理垃圾的行动有三：

• 将垃圾工作“正常化”，让垃圾处理更有系统及顺畅。一些市政府已经开始计划效仿台湾，在垃圾车来时播放音乐，让人们更能通力配合倒垃圾。
• 提升垃圾转运站的效率，让更多垃圾能被压缩。
• 寻找成本不高，又符合环保效应的新技术，以全新的概念，更长远地管理垃圾。

http://www.therocket.com.my/cn/archives/5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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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火箭報] 踢爆囯陣奪雪政權計劃之三：垃圾

 

报导/邓婉晴

早上的菜市场，热闹异常。人们鱼贯而行，小贩当街叫卖。脚下踩着烟蒂与积水的塑料袋，巷子的大小水沟都充斥着食物残渣。飘来的异味，参杂着新鲜的鱼腥味和菠萝味。这是半山芭街景，也是许多早市的现象。垃圾是街上的一部分，像路障与高利贷广告一样，无所不在。




垃圾处理课题，一直是马来西亚谈论无数却无法根治的问题。10年前的研究报告就指出，固体废料是马来西亚的第一大环境问题，特别是在人口愈发集中的首都吉隆坡，10年后的今天，问题依然无法解决。

问题是，国阵政府执政多年，为何垃圾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及有效根治，却在雪州政府在去年全权接管垃圾处理后，才一直被媒体大肆报道并加以抨 击？国阵及马华党魁也一再说出“雪州政府连垃圾问题也处理不好，无法执政”的批评。显然，这个民生课题已被高度政治化，不只是清除就能解决那么简单。


国阵到处施放冷箭

雪兰莪州的垃圾管理一向由特许经营公司阿南弗拉(Alam Flora)负责，以每月更新合约的方式承包。随着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宣布在2011年正式施行2009年已在国会通过的《固体及废料管理法令》后，联邦政 府有意把全国各州的固体垃圾及废料管理收归，实行中央集权管理制。

然而，雪州政府反对将垃圾管理权交给联邦政府，因为宪法阐明，州与联邦拥有同等权力。而且政府相信接管垃圾处理服务，能够减低开销、提升服务效率。

因此自去年8月开始，州政府先是接管州内清洁服务，接着在10月15日提前接手固体废料处理服务，从此脱离依靠阿南弗拉维持清洁的时代，并回归最早期由各自地方政府收垃圾的作业模式。雪州政府也落实公开招标制，以杜绝庇护政治和裙带风在民联州政府里滋生。

然而，州政府接管固体垃圾服务之后，却一直不断遭人蓄意破坏：



民联致力解决问题

雪州政府虽然一心希望能在最短的时间内顺利接手垃圾管理，前朝政府留下的“手尾”却一再阻碍工作的进行。但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雪州政府将垃圾问题列为首要处理事项，并推出各种后援及应急措施：



经过数个月的调整后，刘天球指出：“之前的确遇到很多问题，但现在已经没什么问题。”
相对于槟州垃圾处理的成功，雪州的垃圾课题一直是媒体与政党放大的焦点。即便吉隆坡其他地区的垃圾依然又满又臭，雪州地区的垃圾议题却一再被刊登、放大市民的不满。

再者，自去年9月至今年4月，阿南弗拉已因为服务欠佳而被联邦政府罚款高达170万令吉。由此可见，垄断市场已久的垃圾处理霸主如阿南弗拉，也有处理垃圾不济的问题，但国阵却视而不见，在在证明了国阵处心积虑阴谋夺取雪州政权的狼子野心。


除垃圾须赋权地方


雪州政府在处理垃圾问题固然有经验不足，督促不当的地方，雪州立法议会会议也曾针对垃圾课题展开讨论，但出席的雪州在野党议员却只有寥寥数人，没有参与辩论垃圾的问题，反而是民联三党议员积极地发表和辩论。

向来高高在上的国阵在308输掉州政权后，无法摆脱执政党的思维，一味沉浸在进行政治攻击和夺权计划幻想中。在报纸上，从加影、巴生、八打灵再也到士拉央，我们只看到国阵的领袖们非议雪州的措施，却无法提出更有效的处理方法来实际解决问题。



垃圾问题该怎么解决？

不管是雪州还是隆市，一个干净的居住环境，是人权，也是一个国家社会生活素质的指标之一。但是环境由社会的所有人共同创造，每个小市民都有保护环境卫生的责任。垃圾课题也比须由上下配合合理解决，缺一不可。

既然国阵仅在意夺权，无意长久解决垃圾问题，那我们必须提出更多的长期垃圾解决方案。

1.落实地方分权，让垃圾问题在社区内解决

宪法阐明，州与联邦拥有同等权力，而传统上废料处理是由州政府负责。国外经验显示，由地方当局处理垃圾，会比联邦更有效率。例如，我们如何可以期待坐在布城内的官员，去策划和管理玻璃市或吉兰丹甘榜垃圾问题？

2.政府须展示决心，并与多造配合

国阵政府在推行许多计划固然叫人鼓舞，但计划必须长期进行，贯彻始终，而非只做门面功夫，实行不久就不了了之。连前首相阿都拉都曾在2003年11月批评，我国空有一流设施，却只有第三世界思维，隐喻过去的国阵政府效率不佳。

此外，垃圾分类的机制也必须先设立，并与各方面配合。例如居家分类的方式须一致；公共及私人场所都要预备足够的分类型垃圾桶供人落实分类；垃圾车与垃圾工人要定时来收集垃圾，并确保其已分类。

3.与非政府组织合作

在马来西亚，慈善机构回收物品，做的比政府还成功响亮。人们常常不假思索地可以说出慈济定点环保回收站，美门、明亮慈善之家等，却不知道阿南弗拉垃 圾怎么收。既然非政府组织已经有一套回收方式及市场，政府应在还未建造正式的废物资源回收站之际，加强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通过资助等方式，扩大全民参与 程度。

4.宣传平民化，培养公民意识

大马每天生产2万5千吨的垃圾，预计在2020年将增加至3万吨。各户家庭的废料中，不能再循环的食物废料及有机废料占40-45%，其余的是可重 新使用的循环物件。然而，我国的总循环率只有5%，与排名前列的德国(74%)相比，简直望尘莫及。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门拟定在2020年须达成22%的循 环率的目标，且推出3R (Reduce, Reuse, Recycle)的循环系统，但事实上房地部的努力已失败，垃圾问题依然严重，因而宣传工作必须被检讨。

5.从垃圾处理到垃圾管理

随着时代的变迁，城市人口的不断上升，以及科技的发达，大马应该把垃圾处理的问题，提升至垃圾管理。垃圾管理意味着除了处理眼前所见的一堆堆垃圾， 还要让垃圾再循环，提高公民意识及环保意识；针对垃圾处理、分类及回收引进新的技术、系统及制度，以便能更全面及高效率地妥善处理垃圾问题。

雪州行政议员刘天球指出，政府目前管理垃圾的行动有三：

• 将垃圾工作“正常化”，让垃圾处理更有系统及顺畅。一些市政府已经开始计划效仿台湾，在垃圾车来时播放音乐，让人们更能通力配合倒垃圾。
• 提升垃圾转运站的效率，让更多垃圾能被压缩。
• 寻找成本不高，又符合环保效应的新技术，以全新的概念，更长远地管理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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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火箭報] 踢爆囯陣奪雪政權計劃之一：水

踢爆国阵夺雪政权计划之一：水

报导/邓婉晴

雪州政府与水供公司(Syabas，以下简称雪水)的争端与纷扰，从2009年开始便各执一词。如今雪水以“滤水站不敷应用，雪隆将在2014年面 对大水荒”为由，欲建造冷岳河第二滤水站(Langat 2)。而今2014还未到，雪州多区却已频频制水，人民苦不堪言，雪水却表示事不关己。大马常年多雨，雪州7个大水坝原水满到泻，扭开水龙头却流不出水， 让人不禁纳闷，我们的水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还是国阵在误导人民，为阴谋夺取雪州政权铺路？



 

无收益水才是关键

上述数据明确显示，雪州人民日耗的水量远比水供公司每日输送的水量少，因此净水并非短缺，而是在分配及输送的过程中出现问题。

无收益的净水白白流失，源于水槽受损，水泵未上锁或水管破裂，甚至水泵被盗走，输水引擎无故失窃，在那三成无法抵达用户水龙头的无收益水中，有 20%至25%实为偷水问题。姑且不论失窃是否有心人所为，雪水公司全权负责雪州水务输送多年，却未能按照合约规定，将无收益水降低至20%，管理失当造 成水源浪费，难辞其咎。


诚信不足管理不当

雪水与联邦政府言之凿凿地渲染水危机，却因其诚信不足，管理不当及越权的举动，让人难以信服：

1.雪水及联邦政府的数据，早在2009年就已遭到非政府组织质疑其可信度。在水供特许经营合约下，雪州政府自2000年便无权干涉相关合约涉及的水供内容，因此也无法取得最新数据。

2.反水供私营化联盟(CAWP)曾要求雪水提供更多最新数据，包括各水坝泵入滤水站的原水、滤水及净水量；滤水站每日校准表与记录；滤水公司与雪水之间的交易账单等。雪水却以合约保密协定为由，拒绝公开这些攸关大众利益的数据。

3.雪水未能按照合约，将无收益水降低至20%，且拖欠滤水公司约28亿令吉，又没能力提升输水系统的效率，失责又失策。州政府曾在2008和2011年两度致函联邦要求终止水供服务合约，但都不得要领。

4.公司年年亏损，却一再获得联邦政府出手相救。雪水总裁丹斯里罗沙里依斯迈坐拥月薪42万5千令吉，不但是商峰的总裁，也是巫统区部财政。雪水是否成为国阵用来对付雪政府的棋子，令人质疑。


第二滤水站不该建？

雪水欲建造冷岳河第二滤水站(Langat 2)处理从彭亨引进的生水，遭到三大股东之一的雪州政府拒绝批准，担心滤水站一旦获建，人民将会被迫为这项耗资39亿4千万令吉的工程买单，水费预计将调整高达70%。

水供公司调高水价其来有自。两年前，柔佛的水费就曾在私营水供公司的管理下调涨高达60%，冠居西马。倘若当初没有发生308政治海啸，雪水也已调涨了水费37%，今年再曾25%，让雪州居冠。

雪州政府执政以来承担基本水价，让全民享有首20立方米的免费水。州政府竭尽所能要收购水务公司，是为了要继续以最低的价格提供高素质的水给人民，并避免新滤水站建成后，人民须承担高涨的水费。

再者，若这项工程一如平常没有公开招标，谁能保证这不是又一宗以提高建筑费用以从中牟取暴利的工程？因此雪州政府坚持必须先重组水供公司，确保无黑箱作业，才来谈建新站。


水务重组有待商榷

雪州政府自2008年以来便计划重组水务公司，迫使水供公司放弃特许经营权，每三年更新准证一次，倘若表现不符合关键绩效指标（KPI），就不得更新。

此计划当然不被与巫统关系亲密的水供公司所欢迎，少了特许经营权，朋党不但会流失许多合约，届时年薪510万令吉的罗沙里，位子还坐得稳吗？

经过多个月的纠缠与谈判，联邦政府终于在上周同意进行重组，雪州政府也将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最迟在9月完成重组。

然而，水供公司此前拒绝雪州政府所开出93亿令吉的收购价，并开出120亿令吉的天价。因此尽管联邦政府口头同意重组，相信双方仍会在价格上演一场拉锯战。


没诚意解燃眉之急

雪水未有向国家水务委员会(SPAN)申请，即越权实施配水，迄今已造成多区人民不胜困扰。一些地区甚至一连12天无水，单单在加影市，受影响的住户就约有3万户，工厂约2千户。即便市政府每天都去派水，人民依然必须费时费力地排队提水，苦不堪言。

制水不但使一些大型工厂蒙受巨额损失，雪水也不断以水供短缺为由刁难业者，不愿批准新发展计划的水供申请。雪州政府证实，至今已有234项发展计划因此理由不被批准。

目前，州政府已采取介入措施，以股东身份援引水供重组合约第32条文，宣布介入管理层。雪州政府每天都与水供公司的人开会，务求能尽快解决人民与工厂缺水的困扰。

雪州政府非常明白当务之急，是要减轻人民制水的痛苦。为此，雪州政府准备启动后备计划，将水车的水泵进每个区的蓄水池（或俗称水塔），让住户能正常用水。只是政府必须向雪水公司征求同意借用蓄水池来泵水，但雪水却迟迟不肯回应，也没有诚意解决燃眉之急。

雪州政府也已计划将以往停止服务的两个滤水站，重新投入服务。同时探讨地下水及雨水的收集方式，以获得更多生水。

水乃天然资源，享有干净的水源，本应为一种天赋人权。只是在什么课题都被政治化的马来西亚，水已经成为国阵的夺权武器。工商业者也被呼吁与雪州政府站在一起，向联邦政府施压，或要求公开对话，让享用水的权利，尽快回到人民手中。



http://www.therocket.com.my/cn/archives/5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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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火箭報] 踢爆囯陣奪雪政權計劃之一：水

踢爆国阵夺雪政权计划之一：水

报导/邓婉晴

雪州政府与水供公司(Syabas，以下简称雪水)的争端与纷扰，从2009年开始便各执一词。如今雪水以“滤水站不敷应用，雪隆将在2014年面 对大水荒”为由，欲建造冷岳河第二滤水站(Langat 2)。而今2014还未到，雪州多区却已频频制水，人民苦不堪言，雪水却表示事不关己。大马常年多雨，雪州7个大水坝原水满到泻，扭开水龙头却流不出水， 让人不禁纳闷，我们的水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还是国阵在误导人民，为阴谋夺取雪州政权铺路？



 

无收益水才是关键

上述数据明确显示，雪州人民日耗的水量远比水供公司每日输送的水量少，因此净水并非短缺，而是在分配及输送的过程中出现问题。

无收益的净水白白流失，源于水槽受损，水泵未上锁或水管破裂，甚至水泵被盗走，输水引擎无故失窃，在那三成无法抵达用户水龙头的无收益水中，有 20%至25%实为偷水问题。姑且不论失窃是否有心人所为，雪水公司全权负责雪州水务输送多年，却未能按照合约规定，将无收益水降低至20%，管理失当造 成水源浪费，难辞其咎。


诚信不足管理不当

雪水与联邦政府言之凿凿地渲染水危机，却因其诚信不足，管理不当及越权的举动，让人难以信服：

1.雪水及联邦政府的数据，早在2009年就已遭到非政府组织质疑其可信度。在水供特许经营合约下，雪州政府自2000年便无权干涉相关合约涉及的水供内容，因此也无法取得最新数据。

2.反水供私营化联盟(CAWP)曾要求雪水提供更多最新数据，包括各水坝泵入滤水站的原水、滤水及净水量；滤水站每日校准表与记录；滤水公司与雪水之间的交易账单等。雪水却以合约保密协定为由，拒绝公开这些攸关大众利益的数据。

3.雪水未能按照合约，将无收益水降低至20%，且拖欠滤水公司约28亿令吉，又没能力提升输水系统的效率，失责又失策。州政府曾在2008和2011年两度致函联邦要求终止水供服务合约，但都不得要领。

4.公司年年亏损，却一再获得联邦政府出手相救。雪水总裁丹斯里罗沙里依斯迈坐拥月薪42万5千令吉，不但是商峰的总裁，也是巫统区部财政。雪水是否成为国阵用来对付雪政府的棋子，令人质疑。


第二滤水站不该建？

雪水欲建造冷岳河第二滤水站(Langat 2)处理从彭亨引进的生水，遭到三大股东之一的雪州政府拒绝批准，担心滤水站一旦获建，人民将会被迫为这项耗资39亿4千万令吉的工程买单，水费预计将调整高达70%。

水供公司调高水价其来有自。两年前，柔佛的水费就曾在私营水供公司的管理下调涨高达60%，冠居西马。倘若当初没有发生308政治海啸，雪水也已调涨了水费37%，今年再曾25%，让雪州居冠。

雪州政府执政以来承担基本水价，让全民享有首20立方米的免费水。州政府竭尽所能要收购水务公司，是为了要继续以最低的价格提供高素质的水给人民，并避免新滤水站建成后，人民须承担高涨的水费。

再者，若这项工程一如平常没有公开招标，谁能保证这不是又一宗以提高建筑费用以从中牟取暴利的工程？因此雪州政府坚持必须先重组水供公司，确保无黑箱作业，才来谈建新站。


水务重组有待商榷

雪州政府自2008年以来便计划重组水务公司，迫使水供公司放弃特许经营权，每三年更新准证一次，倘若表现不符合关键绩效指标（KPI），就不得更新。

此计划当然不被与巫统关系亲密的水供公司所欢迎，少了特许经营权，朋党不但会流失许多合约，届时年薪510万令吉的罗沙里，位子还坐得稳吗？

经过多个月的纠缠与谈判，联邦政府终于在上周同意进行重组，雪州政府也将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最迟在9月完成重组。

然而，水供公司此前拒绝雪州政府所开出93亿令吉的收购价，并开出120亿令吉的天价。因此尽管联邦政府口头同意重组，相信双方仍会在价格上演一场拉锯战。


没诚意解燃眉之急

雪水未有向国家水务委员会(SPAN)申请，即越权实施配水，迄今已造成多区人民不胜困扰。一些地区甚至一连12天无水，单单在加影市，受影响的住户就约有3万户，工厂约2千户。即便市政府每天都去派水，人民依然必须费时费力地排队提水，苦不堪言。

制水不但使一些大型工厂蒙受巨额损失，雪水也不断以水供短缺为由刁难业者，不愿批准新发展计划的水供申请。雪州政府证实，至今已有234项发展计划因此理由不被批准。

目前，州政府已采取介入措施，以股东身份援引水供重组合约第32条文，宣布介入管理层。雪州政府每天都与水供公司的人开会，务求能尽快解决人民与工厂缺水的困扰。

雪州政府非常明白当务之急，是要减轻人民制水的痛苦。为此，雪州政府准备启动后备计划，将水车的水泵进每个区的蓄水池（或俗称水塔），让住户能正常用水。只是政府必须向雪水公司征求同意借用蓄水池来泵水，但雪水却迟迟不肯回应，也没有诚意解决燃眉之急。

雪州政府也已计划将以往停止服务的两个滤水站，重新投入服务。同时探讨地下水及雨水的收集方式，以获得更多生水。

水乃天然资源，享有干净的水源，本应为一种天赋人权。只是在什么课题都被政治化的马来西亚，水已经成为国阵的夺权武器。工商业者也被呼吁与雪州政府站在一起，向联邦政府施压，或要求公开对话，让享用水的权利，尽快回到人民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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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 按圖索驥] 一樣的月光

一样的月光

邓婉晴

2012年10月5日  中午12点12分

【艺文】按图索骥 

 今年中秋，想听故事。其实从小到大也听过很多遍了，但中秋于我及家人的意义，除了团聚，就是论古道今。

自小，每年中秋都会与亲戚一起聚在老家欢庆，吃月饼赏月，剥柚子聊天，提灯笼游街。这样的传统源于爸妈小时候的中秋记忆。那是一个没有街灯也不怕攫夺匪的年 代。那是一个爸爸出外劳作，妈妈煮饭顾家的年代。那是一个没有社会期许，少小耕作学习，长大当家，只要努力实干，总会得到报酬的时代。

第二代的中秋

妈妈小时候住在旧巴生路，是一个离吉隆坡市中心很近的地方。那时候的城市，充满人情味与隔壁饭香。妈妈说外公婆从来没有提及自己在中国潮州的中秋节怎么过，但在妈妈的童年岁月中，吉隆坡孩子的中秋，充满了月光会与游街活动。

“每次快到中秋节，我就会把外婆给的两块买菜钱，每天存两角，以便到中秋将近时，买灯笼给自己及弟妹。一个灯笼大概八角钱，你的大舅也会用灯笼纸自己做和画灯笼。在他还没做好前，每次看到那些材料，我们都会很兴奋地想象灯笼做好的样子。”

（啊那你要买给一家十二口吃的菜不是少很多？”我问。妈妈笑笑说，不会的，那些卖菜的阿伯们看到我们这些小家伙连档口也够不着，踮着脚高喊“块八钱的菜”，都会于心不忍地给我们多一些。）

当时家里没有电视与电话，娱乐很少。难得过节，除了大吃大喝，就是玩乐的好时光。

中 秋当晚，外婆会像新年摆神坛一样拜月亮，会跟孩子们说吴刚与嫦娥的故事。之后妈妈与兄弟姐妹们就会去跟别家的孩子一起举行月光会，提灯笼游街。夜晚的街道 没有街灯，点亮了的灯笼，缓缓地照耀着街行的路。邻近的小朋友见有街行，都会加入参与，边走边唱童谣。顽皮的舅舅还会骑着脚车，偷偷射击别人的灯笼，然后看着着火的灯笼幸灾乐祸地大喊“火烧灯笼！”自以为趣。

爸爸的中秋记忆则是来自怡保的小镇。灯笼都是自己做的，把用过的铁罐剪开，里面放蜡烛，用两个线筒凿成齿轮状放在下面，灯笼就做好了，不仅有灯，还能拉着走发出声音，耀武扬威呢。爸爸双眼发光地比划着，笑得像个孩子。

那时几乎每一户都会在没有大门的前庭开月光会，摆一张桌子，几包花生，猪笼饼，柚子，菱角（这个吃完了还能拿来玩，爸爸说），彼此招待。孩子们就提着灯笼，一家一家地去窜门子。

“中秋最喜欢吃的是猪笼饼，月饼是中秋过后大抛售才吃的，也只买得起那些一筒筒用纸包的月饼。一切下去就会散开，因爲‘油水’不够。”

“那时候的中秋节，真的是叫过节。几乎是从农历八月一日就开始期待。十五还没到，已经有人开始在点灯笼游街了。那是我们最期待的娱乐之一，简简单单，不用花很多钱，但也很开心。”

第一代的中秋

外公在国共内战时期，离开潮州故乡下南洋，先后在泰国与新加坡工作，驻留吉隆坡时遇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乱世中娶了外婆，从此扎根于马来西亚。身为长子的外 公，将一生都奉献给劳作，奉养在远乡的父母及整个大家族。总是加班，回家后仍不忘教孩子念唐诗宋词，讲历史故事。但是外公最常做的事，是拿着孔明扇，躺在 懒人椅，喝着酒，反复唱着《我有一段情》及《断肠红》。那是从小到大，妈妈每次忆起外公，一定会提到的事。

“外公唱歌的时候，眼睛总是闭着。我们总是只能在歌词中揣测他在想的事。他一定很想家，想念那个南行之后就从此无法再回去的家，想那为他持家生子，生病无钱就医最后过劳而逝，他却无法回去看最后一眼的正室，我们的大妈。”

爷爷从缅甸南移，与奶奶一样目不识丁。爸爸少小离家，兄弟姐妹在互相拉拔下长大。爷爷奶奶同样不曾说过他们童年的光景，爸爸对他们对记忆，只有辛劳与贫瘠。

如果说飘洋过海而来的第一代华族，体现的是牺牲与汗水；身为第二代的爸妈，就是参与感受中华文化扎根于马来西亚的见证者。幸与不幸，他们穷，捉襟见肘，总是 看着父亲借粮过节，母亲往当铺里走。但是，他们乐天知足，爬树摘果，河里游泳，天生天养，倒也无虑无忧。几个铁罐，就能变出灯笼。一天省几毛钱，就能一步 步实现自己的梦。

少了外公与爷爷一辈离乡背井的的沉重，爸妈们的时代适逢独立前后，充满未知与可能，进步同时又传统。即便家庭生计再困难，逢年过节，还是会一家团圆，举杯邀明月，其乐融融。外公与爷爷的童年里也许不曾庆中秋，但望着故乡的月，仍会唤起他们对遥远故乡的记忆，望月对歌，一 幕幕往事涌上心头。

第三代的中秋

海峡另一囯的朋友捎来祝福，问了一句，你们都怎么庆祝？我问，你过过中秋吗？答，很小的时候好象有，现在只是吃个月饼而已。

记得小时候每逢中秋，我们都会到潮州会馆参加月光会。扶老携幼而来的群众，把小小的会馆挤得水泄不通。已记不起经常猜中的灯谜奖品是什麽，只是一直记得，大伙沿着马路提灯笼游街，与表姐妹们一同嬉戏，举头望明月，家人亲友围绕四周的温馨。

如果说过节是一种传统文化，赏月是一种心情，那麽来到第三第四代的我们，节庆的意义是什麽？二十一世纪的我们不再有祖辈的包袱，家训挂在墻上，钱包里藏着仅存的一张全家福。世界充满了变量，科技与发展走在人文之前，市场价值高于一切传统。

桌上摆花生寒酸得好像只有奔丧才这样。节庆因此成了应酬的场景，很多家庭聚在一起不是叙天伦，而是比富裕，争艳丽。这样破财又累人的过节方式自然不受欢迎。

这时就要感谢月饼。利字当头的消费文化让月饼以中秋的文化象征大使之势站稳阵脚，喧宾夺主。哗众取宠的包装与口味，惊人的价格叫人望饼兴叹。月饼吃的是新鲜，而非传统。佳节送礼成了精神与口号，“买月饼的人，都不是吃月饼的人”爸爸摇着头说。

“前几年还比较好，今年几乎是父亲节一过，就见到月饼的出现。生意伙伴甚至主动要求我们送月饼给他们，当成商品交易。到中秋节那天，已经腻得不想吃了。”

用钱、月饼和浪费砌成的中秋，流于形式多于真心。在中国，月饼在2009年的包装估计占了总成本的三分之一，达25亿元人民币。佳节一过，大量生产却无法售出的月饼，竟是回收喂猪。中秋贵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流传至今，早已沦为商标。佳节最重要是送礼，嫦娥到底奔不奔月，没人在问。

囘不去了吗？

成也科技，败也科技。老爸呷了一口茶说。科技让人无法再好好享受每一个传统，无法活出自己。因为外面的世界会催促你不断追逐、消费、更新、包装。你身在江 湖，就无法不跟着规矩走。你是商人，即便多讨厌佳节送礼，碍于华人的“礼数”也是要送。这个恶性循环周而复始，你只能无力地跟着走。

但是我们还可以有选择不是吗？我们可以选择离开这些市侩的城市，腐朽的拜金之都，把手机从口袋里拿开，回到那纯朴的时候。我们还可以选择不跟着主流的规则 走，我们也可以反抗说不，就像边加兰就有很多人选择在中秋这一天，“起义”向霸权说不。不管主流多么庞大与险恶，我们都还是有选择，不是吗？

可是爸妈都说，回不去了。科技走得那么快，连一个电话，同样的东西，一年365天都在打广告推出新玩艺。你说，不商品化怎麽能存活呢。最传统的文化，是不用任何噱头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价值观，一种心情，一种归依。但是传统也需要教育啊，你要一个在城市中长大，灯笼没点过几次，下班后也只对着电脑或打电动的老师，怎么去教课室里的孩子，中秋节的意义在于一家团圆，品酒赏月？你叫这些总在分数里才找到自我，早已习惯以物质交换心情、气氛、感觉的新世代，如何去体会古时候一封家书，一轮明月的珍贵？

还有什么故事可说？

今年中秋，最满足的是听了家中两老的中秋回忆。喜欢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到远古的画面与温情，然后尝试感受他们走过的路，感受那些热闹的曾经。庆幸家里依然保有“团圆”的传统，就一个晚上，大家坐在椅子上聊天说地，树上挂满灯笼。

就如爸爸至今仍会去买无馅料猪笼饼，家里也总会找到那仅此一家的椒盐月饼。中秋的意义，无关月饼的新口味，而是一种儿时的味道与记忆。

饭后，新囯的朋友轻轻说了一句，我在想们以后有什么故事讲给孩子听？

是啊。我们这个年代，日新月异，应有尽有。人人念一样的书，走一样的路，玩一样的电玩，上一样的脸书。我们的生活那么便利，便利得来那么虚无，我们还有那么故事可说？还有什么值得珍藏一辈子的字画、味道、传统？

还会有谁，会有这等雅兴，邀请你在月光下漫步跳舞？或借着良辰美景，作一首诗相送？

古人不知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月光会曲终人散，与姐姐蹲在地上刮着还留在墙上的烛蜡。抬头一看，仍是一样的月光。

厅里传来一阵歌声，“以前的衣香鬓影，如今是一片凄清；任教那春花如锦，只剩下寂寞空庭”。



邓婉晴，毕业于澳洲默多克大学，现为文字工作者。喜欢散步，擅长迷路，因而习惯在游走的过程中，勾画城市图像。坚信马来西亚人民值得拥有一个更好的城市与国家，为此愿意共同努力，寻方找向。


此为《当今大马》专栏《按图索骥》第一篇，原稿，对照刊登文章作了一些错字更正。
仅此记录一家三代的中秋记忆。


http://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210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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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 按圖索驥] 一樣的月光

一样的月光

邓婉晴

2012年10月5日  中午12点12分

【艺文】按图索骥 

 今年中秋，想听故事。其实从小到大也听过很多遍了，但中秋于我及家人的意义，除了团聚，就是论古道今。

自小，每年中秋都会与亲戚一起聚在老家欢庆，吃月饼赏月，剥柚子聊天，提灯笼游街。这样的传统源于爸妈小时候的中秋记忆。那是一个没有街灯也不怕攫夺匪的年 代。那是一个爸爸出外劳作，妈妈煮饭顾家的年代。那是一个没有社会期许，少小耕作学习，长大当家，只要努力实干，总会得到报酬的时代。

第二代的中秋

妈妈小时候住在旧巴生路，是一个离吉隆坡市中心很近的地方。那时候的城市，充满人情味与隔壁饭香。妈妈说外公婆从来没有提及自己在中国潮州的中秋节怎么过，但在妈妈的童年岁月中，吉隆坡孩子的中秋，充满了月光会与游街活动。

“每次快到中秋节，我就会把外婆给的两块买菜钱，每天存两角，以便到中秋将近时，买灯笼给自己及弟妹。一个灯笼大概八角钱，你的大舅也会用灯笼纸自己做和画灯笼。在他还没做好前，每次看到那些材料，我们都会很兴奋地想象灯笼做好的样子。”

（啊那你要买给一家十二口吃的菜不是少很多？”我问。妈妈笑笑说，不会的，那些卖菜的阿伯们看到我们这些小家伙连档口也够不着，踮着脚高喊“块八钱的菜”，都会于心不忍地给我们多一些。）

当时家里没有电视与电话，娱乐很少。难得过节，除了大吃大喝，就是玩乐的好时光。

中 秋当晚，外婆会像新年摆神坛一样拜月亮，会跟孩子们说吴刚与嫦娥的故事。之后妈妈与兄弟姐妹们就会去跟别家的孩子一起举行月光会，提灯笼游街。夜晚的街道 没有街灯，点亮了的灯笼，缓缓地照耀着街行的路。邻近的小朋友见有街行，都会加入参与，边走边唱童谣。顽皮的舅舅还会骑着脚车，偷偷射击别人的灯笼，然后看着着火的灯笼幸灾乐祸地大喊“火烧灯笼！”自以为趣。

爸爸的中秋记忆则是来自怡保的小镇。灯笼都是自己做的，把用过的铁罐剪开，里面放蜡烛，用两个线筒凿成齿轮状放在下面，灯笼就做好了，不仅有灯，还能拉着走发出声音，耀武扬威呢。爸爸双眼发光地比划着，笑得像个孩子。

那时几乎每一户都会在没有大门的前庭开月光会，摆一张桌子，几包花生，猪笼饼，柚子，菱角（这个吃完了还能拿来玩，爸爸说），彼此招待。孩子们就提着灯笼，一家一家地去窜门子。

“中秋最喜欢吃的是猪笼饼，月饼是中秋过后大抛售才吃的，也只买得起那些一筒筒用纸包的月饼。一切下去就会散开，因爲‘油水’不够。”

“那时候的中秋节，真的是叫过节。几乎是从农历八月一日就开始期待。十五还没到，已经有人开始在点灯笼游街了。那是我们最期待的娱乐之一，简简单单，不用花很多钱，但也很开心。”

第一代的中秋

外公在国共内战时期，离开潮州故乡下南洋，先后在泰国与新加坡工作，驻留吉隆坡时遇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乱世中娶了外婆，从此扎根于马来西亚。身为长子的外 公，将一生都奉献给劳作，奉养在远乡的父母及整个大家族。总是加班，回家后仍不忘教孩子念唐诗宋词，讲历史故事。但是外公最常做的事，是拿着孔明扇，躺在 懒人椅，喝着酒，反复唱着《我有一段情》及《断肠红》。那是从小到大，妈妈每次忆起外公，一定会提到的事。

“外公唱歌的时候，眼睛总是闭着。我们总是只能在歌词中揣测他在想的事。他一定很想家，想念那个南行之后就从此无法再回去的家，想那为他持家生子，生病无钱就医最后过劳而逝，他却无法回去看最后一眼的正室，我们的大妈。”

爷爷从缅甸南移，与奶奶一样目不识丁。爸爸少小离家，兄弟姐妹在互相拉拔下长大。爷爷奶奶同样不曾说过他们童年的光景，爸爸对他们对记忆，只有辛劳与贫瘠。

如果说飘洋过海而来的第一代华族，体现的是牺牲与汗水；身为第二代的爸妈，就是参与感受中华文化扎根于马来西亚的见证者。幸与不幸，他们穷，捉襟见肘，总是 看着父亲借粮过节，母亲往当铺里走。但是，他们乐天知足，爬树摘果，河里游泳，天生天养，倒也无虑无忧。几个铁罐，就能变出灯笼。一天省几毛钱，就能一步 步实现自己的梦。

少了外公与爷爷一辈离乡背井的的沉重，爸妈们的时代适逢独立前后，充满未知与可能，进步同时又传统。即便家庭生计再困难，逢年过节，还是会一家团圆，举杯邀明月，其乐融融。外公与爷爷的童年里也许不曾庆中秋，但望着故乡的月，仍会唤起他们对遥远故乡的记忆，望月对歌，一 幕幕往事涌上心头。

第三代的中秋

海峡另一囯的朋友捎来祝福，问了一句，你们都怎么庆祝？我问，你过过中秋吗？答，很小的时候好象有，现在只是吃个月饼而已。

记得小时候每逢中秋，我们都会到潮州会馆参加月光会。扶老携幼而来的群众，把小小的会馆挤得水泄不通。已记不起经常猜中的灯谜奖品是什麽，只是一直记得，大伙沿着马路提灯笼游街，与表姐妹们一同嬉戏，举头望明月，家人亲友围绕四周的温馨。

如果说过节是一种传统文化，赏月是一种心情，那麽来到第三第四代的我们，节庆的意义是什麽？二十一世纪的我们不再有祖辈的包袱，家训挂在墻上，钱包里藏着仅存的一张全家福。世界充满了变量，科技与发展走在人文之前，市场价值高于一切传统。

桌上摆花生寒酸得好像只有奔丧才这样。节庆因此成了应酬的场景，很多家庭聚在一起不是叙天伦，而是比富裕，争艳丽。这样破财又累人的过节方式自然不受欢迎。

这时就要感谢月饼。利字当头的消费文化让月饼以中秋的文化象征大使之势站稳阵脚，喧宾夺主。哗众取宠的包装与口味，惊人的价格叫人望饼兴叹。月饼吃的是新鲜，而非传统。佳节送礼成了精神与口号，“买月饼的人，都不是吃月饼的人”爸爸摇着头说。

“前几年还比较好，今年几乎是父亲节一过，就见到月饼的出现。生意伙伴甚至主动要求我们送月饼给他们，当成商品交易。到中秋节那天，已经腻得不想吃了。”

用钱、月饼和浪费砌成的中秋，流于形式多于真心。在中国，月饼在2009年的包装估计占了总成本的三分之一，达25亿元人民币。佳节一过，大量生产却无法售出的月饼，竟是回收喂猪。中秋贵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流传至今，早已沦为商标。佳节最重要是送礼，嫦娥到底奔不奔月，没人在问。

囘不去了吗？

成也科技，败也科技。老爸呷了一口茶说。科技让人无法再好好享受每一个传统，无法活出自己。因为外面的世界会催促你不断追逐、消费、更新、包装。你身在江 湖，就无法不跟着规矩走。你是商人，即便多讨厌佳节送礼，碍于华人的“礼数”也是要送。这个恶性循环周而复始，你只能无力地跟着走。

但是我们还可以有选择不是吗？我们可以选择离开这些市侩的城市，腐朽的拜金之都，把手机从口袋里拿开，回到那纯朴的时候。我们还可以选择不跟着主流的规则 走，我们也可以反抗说不，就像边加兰就有很多人选择在中秋这一天，“起义”向霸权说不。不管主流多么庞大与险恶，我们都还是有选择，不是吗？

可是爸妈都说，回不去了。科技走得那么快，连一个电话，同样的东西，一年365天都在打广告推出新玩艺。你说，不商品化怎麽能存活呢。最传统的文化，是不用任何噱头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价值观，一种心情，一种归依。但是传统也需要教育啊，你要一个在城市中长大，灯笼没点过几次，下班后也只对着电脑或打电动的老师，怎么去教课室里的孩子，中秋节的意义在于一家团圆，品酒赏月？你叫这些总在分数里才找到自我，早已习惯以物质交换心情、气氛、感觉的新世代，如何去体会古时候一封家书，一轮明月的珍贵？

还有什么故事可说？

今年中秋，最满足的是听了家中两老的中秋回忆。喜欢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到远古的画面与温情，然后尝试感受他们走过的路，感受那些热闹的曾经。庆幸家里依然保有“团圆”的传统，就一个晚上，大家坐在椅子上聊天说地，树上挂满灯笼。

就如爸爸至今仍会去买无馅料猪笼饼，家里也总会找到那仅此一家的椒盐月饼。中秋的意义，无关月饼的新口味，而是一种儿时的味道与记忆。

饭后，新囯的朋友轻轻说了一句，我在想们以后有什么故事讲给孩子听？

是啊。我们这个年代，日新月异，应有尽有。人人念一样的书，走一样的路，玩一样的电玩，上一样的脸书。我们的生活那么便利，便利得来那么虚无，我们还有那么故事可说？还有什么值得珍藏一辈子的字画、味道、传统？

还会有谁，会有这等雅兴，邀请你在月光下漫步跳舞？或借着良辰美景，作一首诗相送？

古人不知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月光会曲终人散，与姐姐蹲在地上刮着还留在墙上的烛蜡。抬头一看，仍是一样的月光。

厅里传来一阵歌声，“以前的衣香鬓影，如今是一片凄清；任教那春花如锦，只剩下寂寞空庭”。



邓婉晴，毕业于澳洲默多克大学，现为文字工作者。喜欢散步，擅长迷路，因而习惯在游走的过程中，勾画城市图像。坚信马来西亚人民值得拥有一个更好的城市与国家，为此愿意共同努力，寻方找向。


此为《当今大马》专栏《按图索骥》第一篇，原稿，对照刊登文章作了一些错字更正。
仅此记录一家三代的中秋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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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新闻】特邀廿五新专栏作者加盟 《当今》另增设艺文评论

特邀廿五新专栏作者加盟
《当今》另增设艺文评论

2012年9月3日 下午4点20分

独立日甫过，而大马日即将到来之际，除庆祝之外，也是反思独立的意义和成就的意义。也在此时，830“民主之诺”集会者，跟428净选盟3.0一样，无缘进入当权者所把持的独立广场，仿佛“独立”容不下“民主”。

最高执政者迷信公关文宣治国，以小施小惠和写满英文“KPI”、“NKRA”、“ETP”、“GTP”、“PEMANDU”、“（1M4U）”等缩写字眼的国王新衣，逃避结构改革，掩饰政绩的苍白。不到一年时间的两次黄潮，并没有改变当权者的故我；尽管关丹与劳勿前后举行绿色集会，抗议莱纳斯稀土厂与山埃采金，但是政府却选择忽视万人的抗议声。

在“一诺千金”国庆宣传交响乐下，赵明福家人依然找不到正义，苏丹街老店难逃推土机的来袭，已废除的内安法令魔爪依存……

而这个的局面部分也跟主流媒体有关，它大部分放弃提供关键公共议题资讯的角色，反而为政府“扬善隐恶”的努力给予“唇红齿白”粉饰太平，更放弃形塑传递和民意的角色，部分言论版位沦为抄袭、媒体自我掩过饰非、抹黑炮打批评者的平台。

网络提供新公共论述空间

不过，近年来随着网络以及社交媒体的崛起，提供公共课题资讯来源、舆论交流和集结行动的另类管道。最近一度受到主流媒体吹捧的所谓“战地医生萧源盛”造假事件被揭发，彰显网民的能动，也同时倒映出主流媒体的保守拒改的自大心态。

《当今大马》一贯坚持提供读者有影响力的新闻和观点，如今为了延续和再加强其公共论述平台的角色，同时更丰富观点和意见交流，《当今大马》专栏将会革新，分拆为两大部分，即“时政”和“艺文”，前者专注政治时事，而后者聚焦文化评论。

配合这次的变化，我们也特别增邀25名评论人“拔笔相助”。

从9月起，本刊隆重邀请13位专栏作者加盟政治【时政】评论阵容，联同原有的专栏作者一起为读者针砭国事，爬梳时局，活络公民社会的讨论。这些作家包括：黄进发、黄孟祚、黄集初、谢伟伦、王妤娴、李健聪、黄书琪、王维兴、杨洁、苏淑桦、李蕙卉、丘伟荣和邓婉晴。

另外，《当今大马》在9月中起推出全新的【艺文】评论中，12名作者将登场畅谈他们对电影、历史、书籍、文学、漫画、文化等现象的所见所思，开拓读者视野，深培文化蕴底。文章将陆续登场的作者有：曾龙文、黄麒达、杜忠全、庄华兴、方富美、陈沛文、梁友瑄、老颜、李敬添、陈文辉、刘小原和张溦紟。

以下是新专栏作者的简介：（排名不分先后）
【时政】

（1）黄进发，英国艾塞克斯大学比较民主化博士，曾任私立大学讲师，目前是槟城研究院全职研究员。

（2）李健聪，马来西亚科技与工艺大学交通物流硕士，现为长居关丹的政治工作者，也是“绿色盛会2.0”宣传主任。

（3）王维兴自称搞政策工作兼处理“国务”，经常推荐大家“赞”政改研究所（KPRU）面子书。他置身事内，也置身事外，日夜工作，养家糊口之外，顺便换政府。

（4）黄集初，典型独中生，毕业于台大历史系。人过中年，又发愤读书，取得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硕士，又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曾服务于独中17年，从普通教师做到校长。现任职于华社研究中心，为副研究员。

（5）黄书琪，新闻系与政治系出身，曾任媒体工作者，现为全职政治工作者。

（6）谢伟伦，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系，曾在主流媒体工作，目前在非政府组织任职。

（7）苏淑桦，曾是学运活跃分子，一度兴讼挑战大专法令违宪，目前是自由工作者、社会主义党中委和峇央峇鲁支部秘书。

（8）杨洁，毕业于台湾大学社会系研究所硕士班，从媒体与传播跨到社会学，总爱读性别，曾妄想成为女性主义社会学的传播人。现担任出版社编辑。

（9）黄孟祚是一名社会与环境咨询顾问，也是诗巫选举观察员及净选盟诗巫工委会协调员。砂拉越非政府组织先驱，长期致力于提升原住民权益与福利。

（10）李蕙卉，理科大学翻译系学士，人民之声槟城支部协调员。

（11）邓婉晴毕业于澳洲默多克大学，现为文字工作者。喜欢散步，擅长迷路，因而习惯在游走的过程中，勾画城市图像。坚信马来西亚人民值得拥有一个更好的城市与国家，为此愿意共同努力，寻方找向。

（12）丘伟荣，毕业于澳洲国立大学亚太研究所，目前在柏林现代东方中心（Zentrum Moderner Orient）任职。

（13）王妤娴目前担任是妇女援助中心社工主任，也参与马来西亚生命线辅导工作。

【艺文】

（1）庄华兴，博特拉大学外文系中文组讲师。习惯于风云卷荡，见不惯优雅的沉默。

（2）小原，教书养家，画漫画痒技，涂涂写写养性，设有漫画专栏《方方一家》、《Blue Monday》。

（3）方美富，爱书人，大学中文系讲师。

（4）张溦紟，一度以为口语传播是毕生的志业，后来辗转在传播研究和社会学中，发现书写是另一种论述的力量，目前在众意媒体（GentaMedia.com）工作，游走在理论与实践间，痛苦并快乐着地实验另类媒体的各种可能样貌，作为参与社会的自我定位。

（5）李敬添，物理学硕士，私立学院讲师。

（6）梁友瑄，任教于私立学院，大学开始投入纪录片创作，2008至2009年期间担任台湾“荣光眷影”北、中区纪录片培训课程企划、专案执行、助教兼影片侧录剪接。后来，决定用影像和文字，作为参与社会的安身立命之处。

（7）陈文辉，自由业者，从事辩论指导、文化普及与三语翻译工作。毕业于拉曼大学中文系。

（8）陈沛文，拉曼大学中文系硕士生，平日喜爱阅读，目前在书店兼职，同时也于中学、大专从事华语辩论教学。

（9）黄麒达，中文系毕业，热衷大学辩论活动，兼职杂志书话专栏撰稿人。近期阅读兴趣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后现代后殖民论述、史学理论、香港本土论述、中文长篇小说以及环保与文化保育研究等等。

（10）老颜，2008年毕业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现于沙亚南从事创作。

（11）曾龙文，彻头彻尾视觉的动物，以影像感知世界，执迷于画框内的生命风景，视写影评为知性挑战。

（12）杜忠全，槟城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硕士，现为马大中文系博士候选人，迄今出版有《槟城三书》套装、《我的老槟城》散文集、《岛城的那些事儿》评论集、《恋念槟榔屿》等等。

http://www.malaysiakini.com/news/207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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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新闻】特邀廿五新专栏作者加盟 《当今》另增设艺文评论

特邀廿五新专栏作者加盟
《当今》另增设艺文评论

2012年9月3日 下午4点20分

独立日甫过，而大马日即将到来之际，除庆祝之外，也是反思独立的意义和成就的意义。也在此时，830“民主之诺”集会者，跟428净选盟3.0一样，无缘进入当权者所把持的独立广场，仿佛“独立”容不下“民主”。

最高执政者迷信公关文宣治国，以小施小惠和写满英文“KPI”、“NKRA”、“ETP”、“GTP”、“PEMANDU”、“（1M4U）”等缩写字眼的国王新衣，逃避结构改革，掩饰政绩的苍白。不到一年时间的两次黄潮，并没有改变当权者的故我；尽管关丹与劳勿前后举行绿色集会，抗议莱纳斯稀土厂与山埃采金，但是政府却选择忽视万人的抗议声。

在“一诺千金”国庆宣传交响乐下，赵明福家人依然找不到正义，苏丹街老店难逃推土机的来袭，已废除的内安法令魔爪依存……

而这个的局面部分也跟主流媒体有关，它大部分放弃提供关键公共议题资讯的角色，反而为政府“扬善隐恶”的努力给予“唇红齿白”粉饰太平，更放弃形塑传递和民意的角色，部分言论版位沦为抄袭、媒体自我掩过饰非、抹黑炮打批评者的平台。

网络提供新公共论述空间

不过，近年来随着网络以及社交媒体的崛起，提供公共课题资讯来源、舆论交流和集结行动的另类管道。最近一度受到主流媒体吹捧的所谓“战地医生萧源盛”造假事件被揭发，彰显网民的能动，也同时倒映出主流媒体的保守拒改的自大心态。

《当今大马》一贯坚持提供读者有影响力的新闻和观点，如今为了延续和再加强其公共论述平台的角色，同时更丰富观点和意见交流，《当今大马》专栏将会革新，分拆为两大部分，即“时政”和“艺文”，前者专注政治时事，而后者聚焦文化评论。

配合这次的变化，我们也特别增邀25名评论人“拔笔相助”。

从9月起，本刊隆重邀请13位专栏作者加盟政治【时政】评论阵容，联同原有的专栏作者一起为读者针砭国事，爬梳时局，活络公民社会的讨论。这些作家包括：黄进发、黄孟祚、黄集初、谢伟伦、王妤娴、李健聪、黄书琪、王维兴、杨洁、苏淑桦、李蕙卉、丘伟荣和邓婉晴。

另外，《当今大马》在9月中起推出全新的【艺文】评论中，12名作者将登场畅谈他们对电影、历史、书籍、文学、漫画、文化等现象的所见所思，开拓读者视野，深培文化蕴底。文章将陆续登场的作者有：曾龙文、黄麒达、杜忠全、庄华兴、方富美、陈沛文、梁友瑄、老颜、李敬添、陈文辉、刘小原和张溦紟。

以下是新专栏作者的简介：（排名不分先后）
【时政】

（1）黄进发，英国艾塞克斯大学比较民主化博士，曾任私立大学讲师，目前是槟城研究院全职研究员。

（2）李健聪，马来西亚科技与工艺大学交通物流硕士，现为长居关丹的政治工作者，也是“绿色盛会2.0”宣传主任。

（3）王维兴自称搞政策工作兼处理“国务”，经常推荐大家“赞”政改研究所（KPRU）面子书。他置身事内，也置身事外，日夜工作，养家糊口之外，顺便换政府。

（4）黄集初，典型独中生，毕业于台大历史系。人过中年，又发愤读书，取得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硕士，又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曾服务于独中17年，从普通教师做到校长。现任职于华社研究中心，为副研究员。

（5）黄书琪，新闻系与政治系出身，曾任媒体工作者，现为全职政治工作者。

（6）谢伟伦，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系，曾在主流媒体工作，目前在非政府组织任职。

（7）苏淑桦，曾是学运活跃分子，一度兴讼挑战大专法令违宪，目前是自由工作者、社会主义党中委和峇央峇鲁支部秘书。

（8）杨洁，毕业于台湾大学社会系研究所硕士班，从媒体与传播跨到社会学，总爱读性别，曾妄想成为女性主义社会学的传播人。现担任出版社编辑。

（9）黄孟祚是一名社会与环境咨询顾问，也是诗巫选举观察员及净选盟诗巫工委会协调员。砂拉越非政府组织先驱，长期致力于提升原住民权益与福利。

（10）李蕙卉，理科大学翻译系学士，人民之声槟城支部协调员。

（11）邓婉晴毕业于澳洲默多克大学，现为文字工作者。喜欢散步，擅长迷路，因而习惯在游走的过程中，勾画城市图像。坚信马来西亚人民值得拥有一个更好的城市与国家，为此愿意共同努力，寻方找向。

（12）丘伟荣，毕业于澳洲国立大学亚太研究所，目前在柏林现代东方中心（Zentrum Moderner Orient）任职。

（13）王妤娴目前担任是妇女援助中心社工主任，也参与马来西亚生命线辅导工作。

【艺文】

（1）庄华兴，博特拉大学外文系中文组讲师。习惯于风云卷荡，见不惯优雅的沉默。

（2）小原，教书养家，画漫画痒技，涂涂写写养性，设有漫画专栏《方方一家》、《Blue Monday》。

（3）方美富，爱书人，大学中文系讲师。

（4）张溦紟，一度以为口语传播是毕生的志业，后来辗转在传播研究和社会学中，发现书写是另一种论述的力量，目前在众意媒体（GentaMedia.com）工作，游走在理论与实践间，痛苦并快乐着地实验另类媒体的各种可能样貌，作为参与社会的自我定位。

（5）李敬添，物理学硕士，私立学院讲师。

（6）梁友瑄，任教于私立学院，大学开始投入纪录片创作，2008至2009年期间担任台湾“荣光眷影”北、中区纪录片培训课程企划、专案执行、助教兼影片侧录剪接。后来，决定用影像和文字，作为参与社会的安身立命之处。

（7）陈文辉，自由业者，从事辩论指导、文化普及与三语翻译工作。毕业于拉曼大学中文系。

（8）陈沛文，拉曼大学中文系硕士生，平日喜爱阅读，目前在书店兼职，同时也于中学、大专从事华语辩论教学。

（9）黄麒达，中文系毕业，热衷大学辩论活动，兼职杂志书话专栏撰稿人。近期阅读兴趣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后现代后殖民论述、史学理论、香港本土论述、中文长篇小说以及环保与文化保育研究等等。

（10）老颜，2008年毕业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现于沙亚南从事创作。

（11）曾龙文，彻头彻尾视觉的动物，以影像感知世界，执迷于画框内的生命风景，视写影评为知性挑战。

（12）杜忠全，槟城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硕士，现为马大中文系博士候选人，迄今出版有《槟城三书》套装、《我的老槟城》散文集、《岛城的那些事儿》评论集、《恋念槟榔屿》等等。

http://www.malaysiakini.com/news/207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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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 [當今讀者來函] 真的結束了嗎？

真的要结束了吗？

作者／邓婉晴 2012年08月30日 12:26:28 pm

【邓婉晴】要结束了吗？

七年前开始念媒体研究系，在见识及理解到传统媒体因垄断偏颇而失去的平衡深度报导后，《当今大马》及《独立新闻在线》就一直是吮吸新闻与评论观点，甚至是揣摸与学习新闻该如何报导，人物该如何深入访问的管道。

回想起自己对《当今》与《独立》新闻的阅读模式，《当今》是要追踪即时新闻时登录的第一个地方。其利落的页面与文风，犀利果敢的红字，滚动报道的方式总是让人能很快地得到所要的资讯。

至于《独立》，则是要了解一个议题，做研究报告的好帮手。《独立》很细心，蓝色的页面很温和，而且经常在连续性的报道末端附上其他新闻的连接，让半路跟进的读者能更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文库》做的新闻整合，像一部部现代通史，戏的起承转合，一目了然。

必须提的是，《独立》的另一珍贵资产，是后来增设的《独立文艺志》。虽然曲高和寡，其中一些篇章也有来自香港的味道，但在马来西亚这片文化沙漠，这些连结文化、戏曲、艺术与学术的文章，对有兴趣的人读来是一大享受。比起《当今》的及时雨之用，《独立》于我有更多元及文化灌溉的意义。闲来无事随手看一两篇错过 的《文化志》及《专栏》，早已成为习惯。

城市精神是什么？

真的要结束了吗？

网络及脸书的普及，常让我们理所当然地觉得免费的资讯是一种理所当然。殊不知即便是脸书广传的所谓恶搞及即时新闻，背后也是有很多人，花了很多时间在整理与 书写，上传与回应。文字是一种创作，不管以任何形式出现，他都值得让人以基本的尊重和礼貌对待。所谓礼貌，即如转载说明出处，不断章取义等。然而今天看到 的局面，是大部分的人冀望从网路得到更劲爆的资讯，却不太想也很少意识到，这些耕地也需要有心人一起去灌溉，去付出。

走过世界多座城市，常常在想，这座孕育自己的城市，精神到底是什么？有没有一个核心价值，是足以让绝大部分的人，群起不惜一切代价去捍卫去守护的？我们希望 能有个干净的街道，却默许身边前后的人在眼前把烟蒂纸袋丢在街上。我们知道电动火车的女性车厢规定只供女性，却有很少人会主动去提醒或无知或装傻的男性乘 客，这里不适合他们。

多年的教育只教会我们在一堆堆钢骨水泥中关心自己，保护自己，不读世界历史，缺乏国际常识，对周遭发生的事不痛不痒、不闻不问。纵然有时会心疼会愤怒，但也只限于一瞬间。叹息之后，生活依旧，好象少了些什么，却也没什么，什么也没有。

于是在马来亚联邦独立55年后的831，有一条老街，一个老社区因发展而面目全非，一家百年茶馆即将结束营业，一盏独立新闻之火熄灭。还有一些坟山被毁，一 些村庄将被毒害。在《独立》读着玉壶轩茶楼的故事，不胜唏嘘，欲说还休。除了悲情，我们还能做什么？55年，我们到底发展了什么？

从没让读者失望

末了，想要借此机会感谢前总庄老师在2008年曾主动联络要我帮忙当《独立》的特约记者。还记得第一次去马华公会采访叶炳汉记者会，就连他的长相也不大清 楚，就胆粗粗大喇喇地写了一篇新闻，还被赞美一番。之后在出国深造前在《独立》当了一个星期的全职记者，庄老师第一天就指示我一个人去采访国会新闻。因为 工作量与压力实在太可怕，也让我从此对全职当记者的理想幻灭（哈哈）。

也因为有总编的胆识与魄力，在独立留下的，都是铁铮铮为了一个强大的理想，甘心把生活都奉献给工作的人。为此我向你们致以最高的敬意。记得在《当今》看过一 篇新闻，是前一晚半夜四点多上载的，在电子媒体必须持有的即时性与高效率，剖析新闻的深度与广度上，你们从来没有让读者失望。

也多亏有《独立》与《当今》这两家电子媒体，让从中学投稿平面媒体就一直不获刊登的我，终于有一个能容纳异见的平台，让那些无法被平面媒体接纳的想法见光，甚至引起共鸣。这些无形的鼓励与支持，对一个嗜字的人来说，重于泰山。

我也相信，《独立》与《当今》还有其他异议媒体，在马来西亚所做过的一切努力，那些独立又坚毅的声音，会一直缭绕在人们的心中，慢慢扩散。在这个人文道义廉价的时代，你们种下的文字与精神，有一天，会遍地开花的。

我是如此相信着。祝福《独立》团队的每一员，祝福深深。


--------------------------------------------------

草稿于8月初得知獨立即將于月底熄燈之後。之後忙於工作，流浪澳洲10天，回來后29/30日在3小時内完稿。

原稿題目：寄語《獨立》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_v2.php?n=26509  (38 likes, 12 comments updated 20121007)

http://www.malaysiakini.com/letters/207532   (35 likes 1 tweet 1 comment updated 2012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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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 [當今讀者來函] 真的結束了嗎？

真的要结束了吗？

作者／邓婉晴 2012年08月30日 12:26:28 pm

【邓婉晴】要结束了吗？

七年前开始念媒体研究系，在见识及理解到传统媒体因垄断偏颇而失去的平衡深度报导后，《当今大马》及《独立新闻在线》就一直是吮吸新闻与评论观点，甚至是揣摸与学习新闻该如何报导，人物该如何深入访问的管道。

回想起自己对《当今》与《独立》新闻的阅读模式，《当今》是要追踪即时新闻时登录的第一个地方。其利落的页面与文风，犀利果敢的红字，滚动报道的方式总是让人能很快地得到所要的资讯。

至于《独立》，则是要了解一个议题，做研究报告的好帮手。《独立》很细心，蓝色的页面很温和，而且经常在连续性的报道末端附上其他新闻的连接，让半路跟进的读者能更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文库》做的新闻整合，像一部部现代通史，戏的起承转合，一目了然。

必须提的是，《独立》的另一珍贵资产，是后来增设的《独立文艺志》。虽然曲高和寡，其中一些篇章也有来自香港的味道，但在马来西亚这片文化沙漠，这些连结文化、戏曲、艺术与学术的文章，对有兴趣的人读来是一大享受。比起《当今》的及时雨之用，《独立》于我有更多元及文化灌溉的意义。闲来无事随手看一两篇错过 的《文化志》及《专栏》，早已成为习惯。

城市精神是什么？

真的要结束了吗？

网络及脸书的普及，常让我们理所当然地觉得免费的资讯是一种理所当然。殊不知即便是脸书广传的所谓恶搞及即时新闻，背后也是有很多人，花了很多时间在整理与 书写，上传与回应。文字是一种创作，不管以任何形式出现，他都值得让人以基本的尊重和礼貌对待。所谓礼貌，即如转载说明出处，不断章取义等。然而今天看到 的局面，是大部分的人冀望从网路得到更劲爆的资讯，却不太想也很少意识到，这些耕地也需要有心人一起去灌溉，去付出。

走过世界多座城市，常常在想，这座孕育自己的城市，精神到底是什么？有没有一个核心价值，是足以让绝大部分的人，群起不惜一切代价去捍卫去守护的？我们希望 能有个干净的街道，却默许身边前后的人在眼前把烟蒂纸袋丢在街上。我们知道电动火车的女性车厢规定只供女性，却有很少人会主动去提醒或无知或装傻的男性乘 客，这里不适合他们。

多年的教育只教会我们在一堆堆钢骨水泥中关心自己，保护自己，不读世界历史，缺乏国际常识，对周遭发生的事不痛不痒、不闻不问。纵然有时会心疼会愤怒，但也只限于一瞬间。叹息之后，生活依旧，好象少了些什么，却也没什么，什么也没有。

于是在马来亚联邦独立55年后的831，有一条老街，一个老社区因发展而面目全非，一家百年茶馆即将结束营业，一盏独立新闻之火熄灭。还有一些坟山被毁，一 些村庄将被毒害。在《独立》读着玉壶轩茶楼的故事，不胜唏嘘，欲说还休。除了悲情，我们还能做什么？55年，我们到底发展了什么？

从没让读者失望

末了，想要借此机会感谢前总庄老师在2008年曾主动联络要我帮忙当《独立》的特约记者。还记得第一次去马华公会采访叶炳汉记者会，就连他的长相也不大清 楚，就胆粗粗大喇喇地写了一篇新闻，还被赞美一番。之后在出国深造前在《独立》当了一个星期的全职记者，庄老师第一天就指示我一个人去采访国会新闻。因为 工作量与压力实在太可怕，也让我从此对全职当记者的理想幻灭（哈哈）。

也因为有总编的胆识与魄力，在独立留下的，都是铁铮铮为了一个强大的理想，甘心把生活都奉献给工作的人。为此我向你们致以最高的敬意。记得在《当今》看过一 篇新闻，是前一晚半夜四点多上载的，在电子媒体必须持有的即时性与高效率，剖析新闻的深度与广度上，你们从来没有让读者失望。

也多亏有《独立》与《当今》这两家电子媒体，让从中学投稿平面媒体就一直不获刊登的我，终于有一个能容纳异见的平台，让那些无法被平面媒体接纳的想法见光，甚至引起共鸣。这些无形的鼓励与支持，对一个嗜字的人来说，重于泰山。

我也相信，《独立》与《当今》还有其他异议媒体，在马来西亚所做过的一切努力，那些独立又坚毅的声音，会一直缭绕在人们的心中，慢慢扩散。在这个人文道义廉价的时代，你们种下的文字与精神，有一天，会遍地开花的。

我是如此相信着。祝福《独立》团队的每一员，祝福深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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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稿于8月初得知獨立即將于月底熄燈之後。之後忙於工作，流浪澳洲10天，回來后29/30日在3小時内完稿。

原稿題目：寄語《獨立》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_v2.php?n=26509  (38 likes, 12 comments updated 2012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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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cket] The Sweet Rebel: Remembering Fan Yew Teng

The Sweet Rebel: Remembering Fan Yew Teng

By Tung Wan Qing

          

  

Before writing this article, I did not know Mr Fan in person or any of his works. I was not even born when he was charged under the infamous Sedition Act. His crime? He published a speech in the second issue of The Rocket in 1975 by the then-Penang DAP chairman, Dr Ooi Kee Saik, in which Dr Ooi welcomed Lim Kit Siang’s release from ISA.

But here I am, sitting in a room beside the DAP headquarters, writing an article for The Rocket in 2012, reading books and tributes about Fan’s life, his ideas, and his stories.

What makes a hero a hero? What makes a warrior a warrior? In films, we might be fascinated by Thor who can use his extraordinary power to protect the world, or Spiderman who has endless strength. But in reality, a hero in one’s heart is always a humble and simple man.

Heroes are often hopelessly idealistic, regardless of how many times have their ideas been demonized and flung aside. They are morally principled enough to strive their whole lives to uphold it, even at the cost of personal loss and sacrifice.

A few descriptions reoccur in “The Sweet Rebel: Remembering Fan Yew Teng”, a book edited by his twin daughter Pauline and Lilianne Fan, to commemorate the first anniversary of his passing. Fan was repeatedly described as the “Beacon of Light”, grassroot leader, principled, intellectual, daring, fearless, truly a simple man with a big heart.

Fan Yew Teng was a two-term Member of Parliament in Kampar and Menglembu, as well as Selangor assemblyman for Petaling Jaya. He was the editor of “The Educator”, the official organ of the National Union of Teachers (NUT), and later editor of The Rocket. He was also the co-organizer of the 1967 nationwide teachers' strike which demanded equal pay for female teachers, better housing and medical benefits, and pension after retirement for all teachers.

When Lim Kit Siang was detained under the Internal Security Act in 1969, Fan served as acting DAP Secretary-General, exercising the powers even before Lim, to keep the party from falling apart in the post-May 13 climate.

Fan later left DAP over differences in principle, yet he never turned his back on any injustice happening in Malaysia. He participated in a 1998 international forum against Lim Guan Eng’s unjust imprisonment.

When it came to race, Fan was truly “color blind”. He was amongst the first people to connect PAS to the Chinese community since the early eighties. He was also a well-known columnist in Harakah and Aliran.

Internationally, he founded Suaram and was concerned with many international issues, including the release of Aung San Suu Kyi. For him, human rights and the dignity of humanity cut across race and religion.

According to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lor Richard Yeoh, Fan’s victory over then Education Minister Dr. Mahathir in the Great Economic Debate at University Malaya in 1974, was probably the cause for Dr. Mahathir to withdraw universities’ autonomy with the amended University and University College Act (still in effect today).

Despite his huge achievements and contributions, one of the deepest impressions that Mr. Fan left to his beloved friend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as his fondness for his typewriter, pipe and bicycle.

How could such a simple family man become a political target, be charged for an article he published in The Rocket, removed as the Member of Parliament and denied his parliamentary pension? I believe this was simply because Fan was true to himself.

Fan’s legacy was his big heart and his deep compassion to social justice. One does not have to know him in person to feel his passion and his ideas for a better Malaysia and a better world. This is what connected him and other giants like Lim Kit Siang, who have been and are still working selflessly for this cause.

Reading “The Sweet Rebel” made me feel how many lives that Fan impacted. I remembered Lim Kit Siang’s expression when he was sitting at the front row at the book launch of The Sweet Rebel: Remembering Fan Yew Teng. He was ever so calm and composed.

Lim looked at Fan’s face projected on the main screen backdrop, and he flipped through a copy of the book displayed on the table. He listened attentively when Pauline Fan and Ambiga gave their speeches; in the middle of the tribute he took out his glasses and wiped his eyes. In those 5 seconds as the camera focused on him, Lim raised his head up again as resolute as ever, with his glasses perched on his nose. That was the face of a man who lost a comrade and friend.

Fan may have felt that he had not done enough to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Even lying on the hospital bed, his concern was how to help others escape from suffering. Malaysia would not have come this far without the efforts and contributions by Fan and other first generation Malaysian rebels.

What makes a rebel a rebel? A strong, fearless, and principled soul. A great mind, great heart, great vision. As much as we mourn for his soul, Fan’s wishes for a better Malaysia are still valid today: “For how long more are Malaysians to live with fear and loathing? Afraid about the collapse of public safety even in broad daylight and disgusted by rising inflation and galloping corruption. How much longer? Surely it is in the hands of the Malaysian people themselves.” (in Harakah, December 2007).

I think that the best and only way to remember Fan Yew Teng, is to continue his mission to fulfil his dreams and ensure that the spirit of a Malaysian Malaysia lives on. 

This article was published at The Rocket, August 2012

Genta Media's official website - Editorial Diary 03/03 

http://www.gentamedia.com/usr/pagesub.aspx?pgid=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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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cket] The Sweet Rebel: Remembering Fan Yew Teng

The Sweet Rebel: Remembering Fan Yew Teng

By Tung Wan Qing

          

  

Before writing this article, I did not know Mr Fan in person or any of his works. I was not even born when he was charged under the infamous Sedition Act. His crime? He published a speech in the second issue of The Rocket in 1975 by the then-Penang DAP chairman, Dr Ooi Kee Saik, in which Dr Ooi welcomed Lim Kit Siang’s release from ISA.

But here I am, sitting in a room beside the DAP headquarters, writing an article for The Rocket in 2012, reading books and tributes about Fan’s life, his ideas, and his stories.

What makes a hero a hero? What makes a warrior a warrior? In films, we might be fascinated by Thor who can use his extraordinary power to protect the world, or Spiderman who has endless strength. But in reality, a hero in one’s heart is always a humble and simple man.

Heroes are often hopelessly idealistic, regardless of how many times have their ideas been demonized and flung aside. They are morally principled enough to strive their whole lives to uphold it, even at the cost of personal loss and sacrifice.

A few descriptions reoccur in “The Sweet Rebel: Remembering Fan Yew Teng”, a book edited by his twin daughter Pauline and Lilianne Fan, to commemorate the first anniversary of his passing. Fan was repeatedly described as the “Beacon of Light”, grassroot leader, principled, intellectual, daring, fearless, truly a simple man with a big heart.

Fan Yew Teng was a two-term Member of Parliament in Kampar and Menglembu, as well as Selangor assemblyman for Petaling Jaya. He was the editor of “The Educator”, the official organ of the National Union of Teachers (NUT), and later editor of The Rocket. He was also the co-organizer of the 1967 nationwide teachers' strike which demanded equal pay for female teachers, better housing and medical benefits, and pension after retirement for all teachers.

When Lim Kit Siang was detained under the Internal Security Act in 1969, Fan served as acting DAP Secretary-General, exercising the powers even before Lim, to keep the party from falling apart in the post-May 13 climate.

Fan later left DAP over differences in principle, yet he never turned his back on any injustice happening in Malaysia. He participated in a 1998 international forum against Lim Guan Eng’s unjust imprisonment.

When it came to race, Fan was truly “color blind”. He was amongst the first people to connect PAS to the Chinese community since the early eighties. He was also a well-known columnist in Harakah and Aliran.

Internationally, he founded Suaram and was concerned with many international issues, including the release of Aung San Suu Kyi. For him, human rights and the dignity of humanity cut across race and religion.

According to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lor Richard Yeoh, Fan’s victory over then Education Minister Dr. Mahathir in the Great Economic Debate at University Malaya in 1974, was probably the cause for Dr. Mahathir to withdraw universities’ autonomy with the amended University and University College Act (still in effect today).

Despite his huge achievements and contributions, one of the deepest impressions that Mr. Fan left to his beloved friend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as his fondness for his typewriter, pipe and bicycle.

How could such a simple family man become a political target, be charged for an article he published in The Rocket, removed as the Member of Parliament and denied his parliamentary pension? I believe this was simply because Fan was true to himself.

Fan’s legacy was his big heart and his deep compassion to social justice. One does not have to know him in person to feel his passion and his ideas for a better Malaysia and a better world. This is what connected him and other giants like Lim Kit Siang, who have been and are still working selflessly for this cause.

Reading “The Sweet Rebel” made me feel how many lives that Fan impacted. I remembered Lim Kit Siang’s expression when he was sitting at the front row at the book launch of The Sweet Rebel: Remembering Fan Yew Teng. He was ever so calm and composed.

Lim looked at Fan’s face projected on the main screen backdrop, and he flipped through a copy of the book displayed on the table. He listened attentively when Pauline Fan and Ambiga gave their speeches; in the middle of the tribute he took out his glasses and wiped his eyes. In those 5 seconds as the camera focused on him, Lim raised his head up again as resolute as ever, with his glasses perched on his nose. That was the face of a man who lost a comrade and friend.

Fan may have felt that he had not done enough to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Even lying on the hospital bed, his concern was how to help others escape from suffering. Malaysia would not have come this far without the efforts and contributions by Fan and other first generation Malaysian rebels.

What makes a rebel a rebel? A strong, fearless, and principled soul. A great mind, great heart, great vision. As much as we mourn for his soul, Fan’s wishes for a better Malaysia are still valid today: “For how long more are Malaysians to live with fear and loathing? Afraid about the collapse of public safety even in broad daylight and disgusted by rising inflation and galloping corruption. How much longer? Surely it is in the hands of the Malaysian people themselves.” (in Harakah, December 2007).

I think that the best and only way to remember Fan Yew Teng, is to continue his mission to fulfil his dreams and ensure that the spirit of a Malaysian Malaysia lives on. 

This article was published at The Rocket, August 2012

Genta Media's official website - Editorial Diary 03/03 

http://www.gentamedia.com/usr/pagesub.aspx?pgid=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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