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 按圖索驥】側談世杯的理性與感性

侧谈世杯的理性与感性

 2014年6月16日 早晨8点50分

 

【时政】按图索骥

阔别四年的世界杯已在13日马来西亚时间的凌晨正式开踢，但一直到最后几个星期，依然不断传出巴西国内人民示威罢工抗议、体育馆与基建设备尚未完成的消息。一些体育馆甚至没有手机信号，观众不但无法自己做现场分享，媒体也有可能无法现场报道赛事。

太多无法预料的不确定因素，令这一届世界杯从人民到国际足联，都没有太多兴奋与热身，只有满满的“焦虑”笼罩。

就在5月某一天，巴西圣保罗Pompeia区的一个校门口赫然出现了一副街头画像，画中一个吃不饱的儿童对着盘子大哭，盘中只有一颗足球，一针见血地传达 出“路有冻死骨”的讯息。画者Paulo Ito将作品上载到社交网站后，瞬间被大量流传，讽刺地成了世足杯第一张最有名的照片。

国际体育赛事素来有牵动人心的魅力，相信刚刚才在不久前马来西亚在汤杯决赛中痛失冠军而扼腕的我们，感受依然深刻。体育赛事中力量的展现，奔放的汗水、人 潮的波浪、鲜明的旗帜、亮绿的草地、以致响亮的口号和歌声，无一不在呈现动感画面，刺激着观者的感官。那是一个可以让人忘记一切烦恼，尽情宣泄情感而无需 对任何人负责的场域。很多人不管是不是球迷，到了关键时刻还是会愿意熬夜挨饿追踪乐此不疲。

但是为何我们都爱看球？球赛真的只是球赛而已吗？以世界杯为例，在全球球迷呐喊、球场球员博命的当儿，国际足联单单透过转播权的交易就赚了60%盈利。馆 场内欢腾，场外的平/贫民却依旧一贫如洗，犹如两个世界。究竟在那些奔跑、汗水与欢呼的光环背后，流动的是谁的社会资本与激情？

（企业/媒体）理性与（观者）感性各取所需

球赛是激动人心的，无论是输了还是赢了，每一位球员背后曾付出的努力与耕耘，没有人能否认。正因为球员的努力和实力是真实，所以我们心甘情愿为球场上的人欢呼鼓掌，将情感与期待投射在他们身上。

但是正当比赛在激动进行之际，有一些人正以每分每秒的电视转播率、广告曝光率、置入行销率来坐收盈利。国际足联每一届投资在世界杯的资金逐年升高，当然利 润也务必跟着回收。上一届的利润已创下37亿美元的纪录，扣除开支净赚5亿。这一届砸下5亿的开支，预计将会带来40亿的收入。

企业与主办国砸下重金打造完美赛事，少不了需要媒体推波助澜方能成事。媒体要如何报道才能吸睛？除了物尽其用地从赛事报道、专人分析、重复报道每场球赛、老调重谈地回溯历史，到放大球员的私人行为操守、跟踪挖掘花边新闻等等等等，无一不成事。

根据国际足联的报告，从2002年日本/韩国的世杯赛开始，对赛事进行报道的新闻与摄影记者，人数每届过万；全球直播或转播赛事的电视节目时数长达4万多 个小时，相比起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2万多小时的播放时数，是有增无减。特别是在体育频道新闻化、24小时全天无休的操作模式、以及网路电视愈趋便利的 发展下，观众可任意观赏直播/重播的人数和次数已无法估计，媒体投入在体育赛事的资源与阵容，时数与广度也是史无前例。2010年的世界杯决赛直播中，就 创下了全球7亿人通过电视直击西班牙对垒荷兰的历史，这一届将创造的历史，还难以预见。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媒体阵容和花费，不会在其他社会新闻甚至战事的报道上发生。

媒体不间断地从多方面多角度多版面报道，从而缔造单元化信息，成为主流议题，让人无从逃离，一步一步地引导消费者主动或被动地接受着本来一点也不关心的资讯。

群众对球赛诉诸于感性，但背后庞大的企业运转、媒体共体、从合约谈判、转播与贩卖执照，到动辄数千元的入场票（还像演唱会一样根据座位风水好坏而标价 的），一系列的商业贸易行为，都是有一批人在非常理性的状态下完成。简言之，企业商家利用看者的感性来进行理性商业买卖，是各取所需还是建构出来的引导性情绪消费？

去政治化的娱乐逃离自己

商家、媒体联手打造体育赛事的激烈和辉煌，让它变成主流的全球议题，不但占领公共空间（媒体版位），而且也压榨了私人空间。在那段时间里，仿佛国家、社会 与家庭，都没有其它的议题比看球来得更重要。作为一种去政治化的娱乐，相比起其他例如歌唱跳舞等比赛节目，也似乎只有球赛能跨越地缘，成为全球性的标志语 言。

也因为他的去政治化，让你可以很容易地在任何场合跟认识不认识的朋友高谈球经，而不必担心会伤害到现实中的民族情感与踏到敏感话题的地雷。你不可能无端端在酒吧与邻座的人聊起伊斯兰刑法；但你却可以在进球的那一刹那，热情地与整个嘛嘛档的朋友干杯狂喊。

正因如此，球赛让人忘记自身背负的孤独与身份。你不再是一个人，比赛的时候，身边、球场到社交媒体上即时报道的千千万万的人，都是你的朋友。而你也不会是你 自己，因为你嬉笑怒骂和期待有所作为的对象，根本与你的个人生活无关。一个人在家里看球、在球场身穿队伍主题色看球，跟在嘛嘛档跟其他人一起看球的感觉， 虽然也有参与程度上的不同，但即使是一个人看，也不会感觉太孤单，因为你还是可以在画面中强烈感受到一整个球场的人在陪你看。

在这个意义上，球赛带来虚幻的团结与平和假象。而观者的认知中，只有以国家来区分，族群宗教语言等经常带来分裂的意识都不太会浮现，而且敌人往往只有一 个，容易辨认，无需用太多的脑袋来思考复杂的问题。在现代生活及工作压力庞大的高压社会里，这是一种杀伤力最低的宣泄对象。个体在忘我的赛事喧哗中消失无 踪，随着赛事节奏起伏摆动，没有了自己，却因情感上的投入，反而更加觉得自己存在。

一直到赛事结束后，才来处理高空落地的集体失落。

 

世界杯背后的哀愁

体育与球赛本无罪，将赛事打造成一种娱乐本也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为了迎合国际要求而极力拉拔声势，或一味追求向上流动而忽略社会整体的真正需求，主办国除了得到一夕的名利，对社会在地的长久发展是否真的带来好处？

举例，南非在2009年举办世界杯前，国家的净外债总额已达738亿美元，但为了世杯，还是执意花费30亿美元来建造体育馆和基建设备。最后国家报告总结 称世杯为国家带来了4亿美元的收益，吸引30万游客。但事实上，在贫穷的南非以及其他非洲国家，当地人民根本连门票也买不起。主办国总是期望能通过打开门 户吸引外资与游客涌入，但事实是否如此？

巴西人民为何示威不断？政府原本承诺世杯开支将由私人界筹措，结果最后80%由政府动用纳税人的钱买单，这些钱原本完全可以用在提升全国医疗与教育系统 上。此外，政府为了一场国际足球赛事而大兴土木增建与修建12座体育馆，占地量巨大，却不愿正视与落实可负担房屋政策，兴建廉价租屋造福游民与贫民。

延续上一届南非为严防动乱发生，警察被授权有当街开枪与拘捕异议者的权力。南非在赛事期间就曾发生警察开枪错手杀害无辜人民；至于巴西，只要点击这里，就能看见世界杯在进行中，真实在社会中发生的血淋淋事件。

想到这里，那些曾经只要看到帅爆灯的守门员与前锋就一阵晕眩的痴迷与狂恋，也渐渐被以身体抵挡警棍的大大小小的身影遮掩。

 

结语

也许很多人看了会说，如果连看场球赛都要想那么多，那做人到底还有什么意义？问得好，其实在书写的过程中，这样的问题也曾浮现在脑海中。但是如果在消费媒体的时候不曾意识到媒体官商企业共体以汲取暴利的现实，那只是无知与逃避。

现在比较好奇的只是，在这个我拍故我在的年代，如果巴西体育馆无法让现场观众顺利地发送讯息，将对他们心理与生理产生什么样的创伤与冲击。

http://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265776

21 share, 2 tweets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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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20140705]：

寫下這篇其實是番外篇，最先整理的是在《街報》的《街頭通識》，因爲在找資料的過程中有太多額外的資料無法一一放進篇幅有限的版位内，因此延伸了此篇。本來針對最後一個”背後的哀愁”，還想再寫一篇，因爲爲了世界盃而發生的不人道事件，實在太多了。但由於之後趕著出國來不及，因此姑且先以《街頭通識》篇為精簡版的書寫：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752405701449530&set=pb.248464411843664.-2207520000.1404571215.&type=3&th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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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谈世杯的理性与感性

 2014年6月16日 早晨8点50分

 

【时政】按图索骥

阔别四年的世界杯已在13日马来西亚时间的凌晨正式开踢，但一直到最后几个星期，依然不断传出巴西国内人民示威罢工抗议、体育馆与基建设备尚未完成的消息。一些体育馆甚至没有手机信号，观众不但无法自己做现场分享，媒体也有可能无法现场报道赛事。

太多无法预料的不确定因素，令这一届世界杯从人民到国际足联，都没有太多兴奋与热身，只有满满的“焦虑”笼罩。

就在5月某一天，巴西圣保罗Pompeia区的一个校门口赫然出现了一副街头画像，画中一个吃不饱的儿童对着盘子大哭，盘中只有一颗足球，一针见血地传达 出“路有冻死骨”的讯息。画者Paulo Ito将作品上载到社交网站后，瞬间被大量流传，讽刺地成了世足杯第一张最有名的照片。

国际体育赛事素来有牵动人心的魅力，相信刚刚才在不久前马来西亚在汤杯决赛中痛失冠军而扼腕的我们，感受依然深刻。体育赛事中力量的展现，奔放的汗水、人 潮的波浪、鲜明的旗帜、亮绿的草地、以致响亮的口号和歌声，无一不在呈现动感画面，刺激着观者的感官。那是一个可以让人忘记一切烦恼，尽情宣泄情感而无需 对任何人负责的场域。很多人不管是不是球迷，到了关键时刻还是会愿意熬夜挨饿追踪乐此不疲。

但是为何我们都爱看球？球赛真的只是球赛而已吗？以世界杯为例，在全球球迷呐喊、球场球员博命的当儿，国际足联单单透过转播权的交易就赚了60%盈利。馆 场内欢腾，场外的平/贫民却依旧一贫如洗，犹如两个世界。究竟在那些奔跑、汗水与欢呼的光环背后，流动的是谁的社会资本与激情？

（企业/媒体）理性与（观者）感性各取所需

球赛是激动人心的，无论是输了还是赢了，每一位球员背后曾付出的努力与耕耘，没有人能否认。正因为球员的努力和实力是真实，所以我们心甘情愿为球场上的人欢呼鼓掌，将情感与期待投射在他们身上。

但是正当比赛在激动进行之际，有一些人正以每分每秒的电视转播率、广告曝光率、置入行销率来坐收盈利。国际足联每一届投资在世界杯的资金逐年升高，当然利 润也务必跟着回收。上一届的利润已创下37亿美元的纪录，扣除开支净赚5亿。这一届砸下5亿的开支，预计将会带来40亿的收入。

企业与主办国砸下重金打造完美赛事，少不了需要媒体推波助澜方能成事。媒体要如何报道才能吸睛？除了物尽其用地从赛事报道、专人分析、重复报道每场球赛、老调重谈地回溯历史，到放大球员的私人行为操守、跟踪挖掘花边新闻等等等等，无一不成事。

根据国际足联的报告，从2002年日本/韩国的世杯赛开始，对赛事进行报道的新闻与摄影记者，人数每届过万；全球直播或转播赛事的电视节目时数长达4万多 个小时，相比起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2万多小时的播放时数，是有增无减。特别是在体育频道新闻化、24小时全天无休的操作模式、以及网路电视愈趋便利的 发展下，观众可任意观赏直播/重播的人数和次数已无法估计，媒体投入在体育赛事的资源与阵容，时数与广度也是史无前例。2010年的世界杯决赛直播中，就 创下了全球7亿人通过电视直击西班牙对垒荷兰的历史，这一届将创造的历史，还难以预见。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媒体阵容和花费，不会在其他社会新闻甚至战事的报道上发生。

媒体不间断地从多方面多角度多版面报道，从而缔造单元化信息，成为主流议题，让人无从逃离，一步一步地引导消费者主动或被动地接受着本来一点也不关心的资讯。

群众对球赛诉诸于感性，但背后庞大的企业运转、媒体共体、从合约谈判、转播与贩卖执照，到动辄数千元的入场票（还像演唱会一样根据座位风水好坏而标价 的），一系列的商业贸易行为，都是有一批人在非常理性的状态下完成。简言之，企业商家利用看者的感性来进行理性商业买卖，是各取所需还是建构出来的引导性情绪消费？

去政治化的娱乐逃离自己

商家、媒体联手打造体育赛事的激烈和辉煌，让它变成主流的全球议题，不但占领公共空间（媒体版位），而且也压榨了私人空间。在那段时间里，仿佛国家、社会 与家庭，都没有其它的议题比看球来得更重要。作为一种去政治化的娱乐，相比起其他例如歌唱跳舞等比赛节目，也似乎只有球赛能跨越地缘，成为全球性的标志语 言。

也因为他的去政治化，让你可以很容易地在任何场合跟认识不认识的朋友高谈球经，而不必担心会伤害到现实中的民族情感与踏到敏感话题的地雷。你不可能无端端在酒吧与邻座的人聊起伊斯兰刑法；但你却可以在进球的那一刹那，热情地与整个嘛嘛档的朋友干杯狂喊。

正因如此，球赛让人忘记自身背负的孤独与身份。你不再是一个人，比赛的时候，身边、球场到社交媒体上即时报道的千千万万的人，都是你的朋友。而你也不会是你 自己，因为你嬉笑怒骂和期待有所作为的对象，根本与你的个人生活无关。一个人在家里看球、在球场身穿队伍主题色看球，跟在嘛嘛档跟其他人一起看球的感觉， 虽然也有参与程度上的不同，但即使是一个人看，也不会感觉太孤单，因为你还是可以在画面中强烈感受到一整个球场的人在陪你看。

在这个意义上，球赛带来虚幻的团结与平和假象。而观者的认知中，只有以国家来区分，族群宗教语言等经常带来分裂的意识都不太会浮现，而且敌人往往只有一 个，容易辨认，无需用太多的脑袋来思考复杂的问题。在现代生活及工作压力庞大的高压社会里，这是一种杀伤力最低的宣泄对象。个体在忘我的赛事喧哗中消失无 踪，随着赛事节奏起伏摆动，没有了自己，却因情感上的投入，反而更加觉得自己存在。

一直到赛事结束后，才来处理高空落地的集体失落。

 

世界杯背后的哀愁

体育与球赛本无罪，将赛事打造成一种娱乐本也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为了迎合国际要求而极力拉拔声势，或一味追求向上流动而忽略社会整体的真正需求，主办国除了得到一夕的名利，对社会在地的长久发展是否真的带来好处？

举例，南非在2009年举办世界杯前，国家的净外债总额已达738亿美元，但为了世杯，还是执意花费30亿美元来建造体育馆和基建设备。最后国家报告总结 称世杯为国家带来了4亿美元的收益，吸引30万游客。但事实上，在贫穷的南非以及其他非洲国家，当地人民根本连门票也买不起。主办国总是期望能通过打开门 户吸引外资与游客涌入，但事实是否如此？

巴西人民为何示威不断？政府原本承诺世杯开支将由私人界筹措，结果最后80%由政府动用纳税人的钱买单，这些钱原本完全可以用在提升全国医疗与教育系统 上。此外，政府为了一场国际足球赛事而大兴土木增建与修建12座体育馆，占地量巨大，却不愿正视与落实可负担房屋政策，兴建廉价租屋造福游民与贫民。

延续上一届南非为严防动乱发生，警察被授权有当街开枪与拘捕异议者的权力。南非在赛事期间就曾发生警察开枪错手杀害无辜人民；至于巴西，只要点击这里，就能看见世界杯在进行中，真实在社会中发生的血淋淋事件。

想到这里，那些曾经只要看到帅爆灯的守门员与前锋就一阵晕眩的痴迷与狂恋，也渐渐被以身体抵挡警棍的大大小小的身影遮掩。

 

结语

也许很多人看了会说，如果连看场球赛都要想那么多，那做人到底还有什么意义？问得好，其实在书写的过程中，这样的问题也曾浮现在脑海中。但是如果在消费媒体的时候不曾意识到媒体官商企业共体以汲取暴利的现实，那只是无知与逃避。

现在比较好奇的只是，在这个我拍故我在的年代，如果巴西体育馆无法让现场观众顺利地发送讯息，将对他们心理与生理产生什么样的创伤与冲击。

http://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265776

21 share, 2 tweets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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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20140705]：

寫下這篇其實是番外篇，最先整理的是在《街報》的《街頭通識》，因爲在找資料的過程中有太多額外的資料無法一一放進篇幅有限的版位内，因此延伸了此篇。本來針對最後一個”背後的哀愁”，還想再寫一篇，因爲爲了世界盃而發生的不人道事件，實在太多了。但由於之後趕著出國來不及，因此姑且先以《街頭通識》篇為精簡版的書寫：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752405701449530&set=pb.248464411843664.-2207520000.1404571215.&type=3&th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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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报-街头话题】做自己的媒体 系列（二） ：科技突围 网络媒体之马来西亚篇

刊登于2014年6月1日《街报》，《当今大马》转载

【街头话题】做自己的媒体 系列（二） ：科技突围 网络媒体之马来西亚篇

整理 / 邓婉晴、杨洁

网络或新媒体的诞生或促成，往往与社会运动的脉动有密切关系，马来西亚第一家网络媒体，正因1998年时任副首相安华被革职后引发的“烈火莫熄”运动而迅速窜起。如果说那是第一代人对媒体垄断恶果的深刻体会，第二次爆发网民杯葛平面媒体的现象就是在2011年10万人上街要求公平与干净选举的“净选盟2.0”运动之后，面对传统媒体严重审查与扭曲事实的觉醒。

网络的普及及电子科技的便利，让新媒体在僵化的主流与传统媒体中能突破开创新道路。然而也正因为人们如今在网络抒发情绪与发表意见的空间都比过往简易，年轻人一般上对于“言论/新闻自由”的限制渐渐无感。谈媒体垄断与捍卫新闻自由，似乎也只成了新闻从业员及少数精英在独自抗争与互相取暖的语言。

网络媒体的存在一再让政府动辄以严法惩治，足以看出其威胁性。但网络/另类媒体只是打破传统边界的延伸而已吗？大马那些尝试另辟公共/边缘课题、公民参与报道的媒体平台，发展有何优势与局限？且看现任KiniTV执行长杨凯斌怎么说。

杨凯斌
曾创办民间杂志《小辣椒》、《当今大马》中文版前总编、现任KiniTV执行长。

---

Q1：媒体改革或新闻自由，是马来西亚社会比较有感还是冷漠的议题？

马来西亚网络媒体的发展历史比较久，在经营上也比较成熟，但主要是被主流媒体垄断及日益收缩的空间所逼出的。社会上的确缺乏媒体及新闻自由的论述与想象，一般读者对言论与新闻自由的认知，来自主流媒体被封锁，发言管道受阻。但由于网络不受限制的留言空间能“平衡”这点，因此（他们觉得）言论受限的指控并不存在。

在政府朋党长期掌控主流媒体的结果下，读者已有既定印象，认为主流媒体势必难以作出“真实、不删剪”的报道。为了抗衡，他们透过网络及社交网站转载、打印网络媒体的报道给家人同事，从而揭发主流媒体封锁、封杀或偏袒的报道。在阅读时，也会主动“省略”主流媒体的政治新闻及时事报道，只看娱乐、运动及分类广告等被视为较不会被“政治化”的页面。

Q2：从2001年《南洋商报》被收购引发“528报变”，到最近的《热点》执照风波，你如何看待这些年“言论/新闻自由”的变化？

 我国执政者曾誓言改善新闻自由排名，放松对纸媒的钳制，但事实上却是退一步进两步的缓兵之计，钳制方式从明转暗而已。2008年大选后，媒体环境曾一度出现貌似小开放的现象，网络媒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随后却逐渐沉寂。

那些“小开放”底下的受惠者，也只有对执政者相对安全或熟悉的媒体老板，目的是让他们办一些相对自由的新媒体，来削弱网媒的影响力。例如《热点》的老板就是过去马华公会掌控的《星报》掌托人，而它的死罪是因为踩到了评论首相夫人的红线。**

主流媒体至今仍采取“精神分裂做法”，网络版的言论尺度较大胆，印刷版则继续徘徊在原有尺度。英文网络媒体依然是马来西亚网络媒体的主流，在高峰时期甚至出现6、7家之多。

**英语周报《热点》2013年大选后热辣出版，2013年12月因为以封面新闻质问首相夫人过度挥霍而遭扣发出版执照。

Q3：媒体与社会运动、支持弱势和民主化的立场与挑战为何？

媒体在经历社会运动时，点击率一定会冲高，但在社运退场，乡民参与或公共记者热潮降温后，“非职业记者”陆续的报道能否持续，要端视负责人的魄力。一个“成功”的媒体势必要展现长期典范，不能仅扮演阶段性任务——即打破媒体封锁、支持弱势及支持民主化。

 支持弱势及民主化的新闻立场，最大的挑战在于阅听市场的庸俗化。社交网站的崛起导致阅听的零碎化早已经是老生常谈的课题，要如何在一窝蜂的情绪发泄中，勇于撮破表现而提供深入的价值分析，呈现还原现场的脉络，是一个考验。

作为强求速度与报道即时的网媒，能否引领读者，甚至不惜违逆多数意见，提倡更多元的反思，并在网络阅听人民粹化，网络趋势追踪工具层出不穷时，能够坚持初衷，拨出人力、财务与时间，做一些冷门但与人文价值观息息相关的题材如原住民课题等，将会是一个永恒的拔河。

使用多媒体报道方式，把冷门、边缘化的题材提炼成为一篇叫好的报道，甚至透过以下而上，与民间基层组织、民间记者配合的方式，持续追踪边缘课题，让其成为新闻的议程与焦点，或许是突围的方式。只是要在不同背景参与者之间建立报道的公信力，也不容易。《当今大马》曾经在全国培训多达200名公民记者及配给摄影设备，最终昙花一现未能成气候。

Q4：如何理解与想象《当今》所扮演的角色、经营与生存模式？

《当今》拥有开拓及行朔两大角色，作为网媒先行者，带动了快、准、不审查、报道他人不敢报道及追踪争议性课题的角色。作为国内首家三语媒体，《当今》也尝试打破隔阂，让读者阅读版图跨越语言障碍，直接对话，避免陷入从族群宗教本位看议题。

走了15年，《当今》下一个15年的考验，在于能否在威权崩溃及市场考验下，仍然以支持弱势、民主化及优质的报道，在新闻场域上屹立，犹如另一个《卫报》及《纽约时报》。

媒体存在的价值观及立场，永远不会过时，不过立场及价值观仅是媒体事业的招牌榜样，另一考验是如何永续经营，不断呼唤时代的需求，面向更多元的读者。《当今》采用订阅及广告结合的商业模式，同时在财政上透明化及集体决策。此外《当今》也规划跨越时事新闻的强项，推出网络电视及商业新闻，往全方位媒体形式迈进，务求面向更广阔的阅听市场。

新的媒体模式势必要走出自身生产内容的单向模式，而走向转载、重组内容及呈现方式，从更多的平台同时传播资讯，并积极与读者互动。网络的出版方式不是复制传统纸媒及电媒的内容，将之放上网的延伸思维而已。

http://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266030

https://streetvoicemsia.wordpress.com/2014/06/01/【街头话题】做自己的媒体-系列（二）-：科技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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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报-街头话题】做自己的媒体 系列（二） ：科技突围 网络媒体之马来西亚篇

刊登于2014年6月1日《街报》，《当今大马》转载

【街头话题】做自己的媒体 系列（二） ：科技突围 网络媒体之马来西亚篇

整理 / 邓婉晴、杨洁

网络或新媒体的诞生或促成，往往与社会运动的脉动有密切关系，马来西亚第一家网络媒体，正因1998年时任副首相安华被革职后引发的“烈火莫熄”运动而迅速窜起。如果说那是第一代人对媒体垄断恶果的深刻体会，第二次爆发网民杯葛平面媒体的现象就是在2011年10万人上街要求公平与干净选举的“净选盟2.0”运动之后，面对传统媒体严重审查与扭曲事实的觉醒。

网络的普及及电子科技的便利，让新媒体在僵化的主流与传统媒体中能突破开创新道路。然而也正因为人们如今在网络抒发情绪与发表意见的空间都比过往简易，年轻人一般上对于“言论/新闻自由”的限制渐渐无感。谈媒体垄断与捍卫新闻自由，似乎也只成了新闻从业员及少数精英在独自抗争与互相取暖的语言。

网络媒体的存在一再让政府动辄以严法惩治，足以看出其威胁性。但网络/另类媒体只是打破传统边界的延伸而已吗？大马那些尝试另辟公共/边缘课题、公民参与报道的媒体平台，发展有何优势与局限？且看现任KiniTV执行长杨凯斌怎么说。

杨凯斌
曾创办民间杂志《小辣椒》、《当今大马》中文版前总编、现任KiniTV执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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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媒体改革或新闻自由，是马来西亚社会比较有感还是冷漠的议题？

马来西亚网络媒体的发展历史比较久，在经营上也比较成熟，但主要是被主流媒体垄断及日益收缩的空间所逼出的。社会上的确缺乏媒体及新闻自由的论述与想象，一般读者对言论与新闻自由的认知，来自主流媒体被封锁，发言管道受阻。但由于网络不受限制的留言空间能“平衡”这点，因此（他们觉得）言论受限的指控并不存在。

在政府朋党长期掌控主流媒体的结果下，读者已有既定印象，认为主流媒体势必难以作出“真实、不删剪”的报道。为了抗衡，他们透过网络及社交网站转载、打印网络媒体的报道给家人同事，从而揭发主流媒体封锁、封杀或偏袒的报道。在阅读时，也会主动“省略”主流媒体的政治新闻及时事报道，只看娱乐、运动及分类广告等被视为较不会被“政治化”的页面。

Q2：从2001年《南洋商报》被收购引发“528报变”，到最近的《热点》执照风波，你如何看待这些年“言论/新闻自由”的变化？

 我国执政者曾誓言改善新闻自由排名，放松对纸媒的钳制，但事实上却是退一步进两步的缓兵之计，钳制方式从明转暗而已。2008年大选后，媒体环境曾一度出现貌似小开放的现象，网络媒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随后却逐渐沉寂。

那些“小开放”底下的受惠者，也只有对执政者相对安全或熟悉的媒体老板，目的是让他们办一些相对自由的新媒体，来削弱网媒的影响力。例如《热点》的老板就是过去马华公会掌控的《星报》掌托人，而它的死罪是因为踩到了评论首相夫人的红线。**

主流媒体至今仍采取“精神分裂做法”，网络版的言论尺度较大胆，印刷版则继续徘徊在原有尺度。英文网络媒体依然是马来西亚网络媒体的主流，在高峰时期甚至出现6、7家之多。

**英语周报《热点》2013年大选后热辣出版，2013年12月因为以封面新闻质问首相夫人过度挥霍而遭扣发出版执照。

Q3：媒体与社会运动、支持弱势和民主化的立场与挑战为何？

媒体在经历社会运动时，点击率一定会冲高，但在社运退场，乡民参与或公共记者热潮降温后，“非职业记者”陆续的报道能否持续，要端视负责人的魄力。一个“成功”的媒体势必要展现长期典范，不能仅扮演阶段性任务——即打破媒体封锁、支持弱势及支持民主化。

 支持弱势及民主化的新闻立场，最大的挑战在于阅听市场的庸俗化。社交网站的崛起导致阅听的零碎化早已经是老生常谈的课题，要如何在一窝蜂的情绪发泄中，勇于撮破表现而提供深入的价值分析，呈现还原现场的脉络，是一个考验。

作为强求速度与报道即时的网媒，能否引领读者，甚至不惜违逆多数意见，提倡更多元的反思，并在网络阅听人民粹化，网络趋势追踪工具层出不穷时，能够坚持初衷，拨出人力、财务与时间，做一些冷门但与人文价值观息息相关的题材如原住民课题等，将会是一个永恒的拔河。

使用多媒体报道方式，把冷门、边缘化的题材提炼成为一篇叫好的报道，甚至透过以下而上，与民间基层组织、民间记者配合的方式，持续追踪边缘课题，让其成为新闻的议程与焦点，或许是突围的方式。只是要在不同背景参与者之间建立报道的公信力，也不容易。《当今大马》曾经在全国培训多达200名公民记者及配给摄影设备，最终昙花一现未能成气候。

Q4：如何理解与想象《当今》所扮演的角色、经营与生存模式？

《当今》拥有开拓及行朔两大角色，作为网媒先行者，带动了快、准、不审查、报道他人不敢报道及追踪争议性课题的角色。作为国内首家三语媒体，《当今》也尝试打破隔阂，让读者阅读版图跨越语言障碍，直接对话，避免陷入从族群宗教本位看议题。

走了15年，《当今》下一个15年的考验，在于能否在威权崩溃及市场考验下，仍然以支持弱势、民主化及优质的报道，在新闻场域上屹立，犹如另一个《卫报》及《纽约时报》。

媒体存在的价值观及立场，永远不会过时，不过立场及价值观仅是媒体事业的招牌榜样，另一考验是如何永续经营，不断呼唤时代的需求，面向更多元的读者。《当今》采用订阅及广告结合的商业模式，同时在财政上透明化及集体决策。此外《当今》也规划跨越时事新闻的强项，推出网络电视及商业新闻，往全方位媒体形式迈进，务求面向更广阔的阅听市场。

新的媒体模式势必要走出自身生产内容的单向模式，而走向转载、重组内容及呈现方式，从更多的平台同时传播资讯，并积极与读者互动。网络的出版方式不是复制传统纸媒及电媒的内容，将之放上网的延伸思维而已。

http://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266030

https://streetvoicemsia.wordpress.com/2014/06/01/【街头话题】做自己的媒体-系列（二）-：科技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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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报-街头话题】做自己的媒体系列（一） – 公民回呛主流：另类媒体 · 台湾篇

刊登于2014年6月1日《街报》

【街头话题】做自己的媒体系列（一） – 公民回呛主流：另类媒体 · 台湾篇

管中祥  

-台湾中正大学传播系副教授
-曾任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董事长
-长期参与媒体改革运动、关注人权与文化议题

---

2014年3月18日，台湾学生与社运人士为抗议黑箱服务贸易协议而占领立法院长达一个月。在群众占领立法院不久后，就有民众将一台iPad架在拖鞋上，透过无线网路进行现场直播，让外界即时看到现场情况，之后没多久又架起了WiMax，抒解频宽不足的窘境。

共计有12个频道分别在议场内外进行转播，增加了即时效应与支援力量。社交媒体如Facebook, BBS等成了传播讯息的主要来源。群众也成立“太阳花运动国际部”进行全球串联，令超过50个城市的学生得以表达对占领行动的支持。

公民记者、网络媒体，新闻传播科系的学生秉持“媒体不报，我们来报”的精神，不间断进行报导，让民众在被扭曲的新闻里，看清现场的面貌。网络上还有素人制作的图文或动画懒人包，将复杂的（服贸）课题以简单方式呈现，让人更能了解冲突原因并参与讨论。

为获更多关注，网民更在集资平台“FlyingV”发起募款，短短3小时就募集了633万台币，买下《自由时报》及《苹果日报》的头版半版广告，以及纽约时报国际版及美国版的广告版面，成效惊人。

台湾近年来的社会运动中，无论是在形式、动员速度、传播技巧到整合能力都越来越强大。另类媒体及乡民透过网络传播传达抗争理念，进而动员社会，也突破了主流媒体的把关枷锁，也让人看见更多小众的创意，并松动及打开抗争的无限想象。

媒体除了在社会运动扮演传播的重要角色，本身也是一个抗争的元素。众所周知媒体一旦被财团垄断，新闻不是被当作公关工具，就是因寻求利润极大化而丧失其监督角色。台湾“反媒体巨兽”，到香港明报事件，媒体（人）如何能在政商共体的资本主义现实中持续抗争，并另寻出路，是所有热爱新闻自由的人共同的焦虑。

本期专题笔访了管中祥，与之畅谈他长期参与媒体改革运动的经验，探寻另类媒体的其他可能。

Q1：能否説明本身长年投入的媒改运动的核心价值是什么？谈“传播公民权”，您的对象是谁？对新闻从业员与一般大衆的意义是什么？

任何一个社会运动，除了「反」，还必须有其重要的核心价值，以及要追求的目标，对我来说，传播公民权的实践，就是我参与媒改运动的核心价值与追求目标。

民主最基本的实践不单是投票，还要对话，要不同立场丶阶级丶性别丶种族丶年龄的社群都有能力发声，并且看到与听到彼此，这是多元社会的必要条件，也是言论自由的真正实践。

要能对话，必须要先能说话，但「说话」不是只能把自己关在自己的房间里大声嚷嚷，而是要能在公共领域中公开且平等表达，这才是言论自由的真正实践。

然而，台湾的媒体掌握在国家及资本手中，他们为了私利限制不同立场发言，或者，将大众传媒走向纯粹的娱乐化，不但无法促成大众在公共议题上对话，弱势也无法发声。台湾的大众媒体排除了弱势的声音，甚至污名了弱势者的形像，我们很难听到新移民丶精神障碍者丶街友丶移工丶双/同性恋丶原住民丶劳工在公共领域中发言，更别说从弱势者的角度思考台湾社会的未来发展。

传播公民权就是多元与民主政治的实践，透过公共媒体的建立以及另类媒体的冲撞，以挑战既主流的体制与文化价值，促成多元的对话。

理想上，传播公民权的实践是要「让弱势发声」，但现实上，基于权力的不对等，弱势者并无法在主流媒体上自主发言，但新闻从业者至少要能「为弱势发声」，试者贴近弱势者，了解其真实处境，表达他的意见及看法。

Q2：由于网络的普遍与电子科技的使用，拥有抒发情绪与发表意见的空间比过往来得更加简易或更多选择，年轻人一般上对于“言论/新闻自由”的限制比较无感，“反媒体巨兽”却成爲年轻学子动员起来的一场运动，可否谈一谈你对这场社运中年轻人对媒体改革的理解的观察？媒体改革或新闻自由，是台湾社会比较有感还是冷漠的议题？

新一代的年轻人，并未经过台湾戒严丶报禁，自小就是活在媒体开放的年代。台湾在1988年开放报禁丶1992年开放广播丶1993年有线电视合法化，现今，台湾4家主要报纸，但有300家左右的电视台丶200家的广播电台，更有无数的网站，媒体密度应是世界之冠。

对90年后的世代来说，言论自由丶媒体自由是与生俱来的，他们即使对媒体的表现不满，但较少感受到言论自由受限的问题。

不过，2012年初，台湾首富蔡衍接受「华盛顿邮报」专访的言论导致社会不满，学术界及文化界发起「拒绝中时」运动，而七月因旺中并购桉爆发「走路工事件」，同时把记者写的稿子改得面目全非，用来攻击曾经批评蔡先生的知识份子。不但引发社会愤怒，担心旺中集团垄断媒体后嵌制言论自由，9月1日，更有近万民群众走上街头反对媒体垄断，要旺中道歉，要媒体专业，并要求NCC制定反媒体垄断法。纵然有上万名的民众上街头抗议蔡先生所经营的媒体，他也毫无赧色地叫员工在报社建筑物上悬吊布条痛批竞争对手。

这样的现象让台湾青年叹为观止，见识到资本家如何迫害言论自由，以及在媒体集体背后绵密及复杂的政商结构，更是打压多元言论的主要力量，特别是大型的金融资本—金控公司。大型资本除了能投资多样的公共事业外，这些资本家大多与中国的关系匪浅，人们担心台湾媒体会和香港媒体有一样的处境，「中国因素」透过资本侵入台湾媒体，影响台湾的民主政治与媒体自由。

虽然，反媒体垄断运动成功地阻止了蔡衍明的并购桉，也唤起了青年对媒体问题的重视，特别是背后结构性才是造成台湾媒体问题的重要因素。不过，即使如此，由于政商力量过于庞杂，并涉及到复杂的立法与政策问题，青年们并未持续投入对商业媒体的改革，但对于言论自由却已有深刻的体认，并且透过网路或其它形式找寻出路。

注： 旺中案走路工事件：旺中旗下媒体以大篇幅报导抗议并购案的学生是领钱的走路工，并在缺乏证据下，影射此事与中央研究院法律学者黄国昌有关，壹传媒所属媒体则报导影射此事是旺中自导自演。

Q3：近期的太阳花运动，现场架设起连主流媒体都未必赶得上的直播丶整合丶传播的网络功能，各式新媒介/科技与资讯传播结合的形式，能否谈一谈这一切发生的可能与影响？

台湾大多数的新闻台一如过去对公民运动的报导，充满着偏颇丶扭曲丶污名丶琐碎与嘲弄，事件的“花絮”成了主要新闻，我们只看到争议，却看不到议题，看不到前因，只看到了当下的冲突。媒体彷佛戴上了偏光镜，手上拿着带有极光的利刃，无情且戏谑地挥向社会行动者。即使是同情太阳花运动的媒体，也只是肤浅的流水帐，对于抗议主张的深究丶服贸造成的社会影响的讨论，依旧十分贫乏。

事实上，在群众占领立法院的当晚，电子媒体并没有太多的报导，但却仍有一波波的群众赶往立法院声援，没多久，两侧的青岛东路及济南路便挤满了人潮，上万名群众包围立法院内外，警察成了夹心饼乾。

因为在占领立院不久后，就有民众将一台iPad架在拖鞋上，透过无线网路进行现场直播，上百万人即时透过网络看到立法院内外的情况。大量的使用人潮，挤爆了wifi及3G的频宽，没多久便架起了WiMax，抒解频宽不足的窘境。

许多对网络技术的熟悉的黑客或一般民众，投入直播的工作，计有十二个频道分别在议场内外转播，包含Youtube丶Ustream丶livehouse.in等网站上都能看到现场画面，即使无法到场的民众，不但能亲临抗议行动的实况，亦能随时准备赶往现场支援。

许多人早已对台湾主流媒体失望，选择关掉电视，从网络关注抗争行动，各大社交平台成为传播讯息的主要来源，包括Facebook丶BBS等台湾民众普遍使用的社交媒体，扮演着重要角色。热心的群众也在网路上成立「太阳花运动国际部」进行全球串联，超过五十个城市的学生纷纷通过影像丶文章丶声明丶照片表达对占领行动的支持。各式各样丶各行各业的脸书专页纷纷成立，几乎占领了台湾大多数脸书使用者的涂鸭墙。

许多公民记者丶网络媒体，新闻传播科系的学生秉持「媒体不报，我们来报」的精神，在现场进行采访，不间断地进行报导，让民众在被扭曲的新闻里，有机会看清楚现场的面貌。网络上有不同立场的懒人包，让人民对服贸能有初略的了解，也有人把复杂的服贸议题用图文或flash动画重新梳理，以简单的方式呈现对立两造的意见与主张。

还有网民在公众集资平台“FlyingV”发起募款，短短3小时就有3621位网友捐款，募集了633万台币，他们买下《自由时报》及《苹果日报》的头版半版广告，以及纽约时报国际版及美国版的广告版面。

这几年台湾的另类媒体丶网友丶乡民透过网络传播，让人亲临抗争现场，传达抗争的理念，进行社会动员，反而突显了主流媒体的荒谬与不足。虽然，这次仍不脱过去的台湾社会运动，例如乐生保留运动丶野草莓学运丶大埔农民运动中的新传播科技运用模式，但网民及抗议者的网络行动却越来越快速，投巧也越来越成熟，整合能力也越来越强大。

Q4：捍卫新闻自由，除了谈反垄断丶新闻从业员专业以外，还有一个是打开另类媒体的多元传播路径，公民/独立/另类媒体，对你而言是否一样？你如何看待台湾这些尝试另辟公共/边缘课题丶公民/乡民参与报导的媒体平台？它们的发展有何优势或局限？可以你相熟或参与的媒体平台为例。

公民媒体：即一般公民所作的新闻报导，他可以庶民的，也可以是基进的，也可能是保守的。独立媒体：即资金独立的媒体，这样的解释过于广泛，大部分的媒体都可算是独立媒体，但目前在台湾的语境则是作为与主流媒体区隔的说法。

另类媒体：不仅是另一种选择的媒体，更是为弱势发声，对抗主流政制与价值的媒体，存在的目的是为了推动社会改革。

所谓的「另类媒体」大多被认为扮演着非专业丶非正式丶非主流的补充性的角色，然而，这几年的发展，却不断打破既有框架，不但越来越多的正式组织，专业表现超过主流媒体，同时，有越来越多人投入独立媒体工作。独立媒体经营虽然辛苦，加上现阶段工作者的收入未必能立即满足或长久稳定，但是许多独媒的薪资并不亚于主流媒体，工作的成就感及记者的自我实现，更是超越许多主流媒体。

目前台湾的另类媒体主要是面临采访权及经费的两大问题。

以我所参与的「公民行动影音纪录资料库(简称「公库」）」为例，他于2007年成立，目的是要纪录台湾被主流媒体所忽略或扭曲的社会行动，使各个公民团体得以阐述行动理念及对社会的关怀。不仅要呈现出台湾社会的多元声音，同时也将影音资料存于资料库，透过CC授权的方式作为大众理解社会事实的管道与社会运动的主张。

事实上，一个社会能否进步，不是来自于政府的恩泽，也未必是因为反对党的制衡，更重要的是这地方的社会运动是否发达密切相关。可惜的是，台湾社会大多对社会运动存在着莫明的厌恶，甚至恐惧，而大众媒体对社会运动的报导不是简化就是扭曲，很少让他们完整地讲完行动的诉求。

这些行动者或弱势者在公共领域的传播权力始终遭到扼杀，在话语权遭到阉割的情况下，我们永远无法理解社会运动者究竟在主张什麽？他们的批评或诉求和我们有什麽关系？如果政府接受了他们建议，这个社会到底是会更好？还是更糟？

「公库」只有两名专职记者，但近七年来却已经累积超过1,700则左右的影音纪录，内容括人权丶司法丶环境丶文化丶移民丶移工丶媒体丶教育丶社福丶税改丶社区丶民生消费丶性别丶劳工丶儿少丶医疗丶和平丶学运丶族群丶身心障碍丶原住民丶乐生丶都更丶政党等多项主题。另外也针对近年台湾重大的社会议题，如士林文林苑都更桉丶兰屿核废料弃置丶乐生保留运动丶国光石化在彰化丶都市河岸开发等制作一系列专题报导。

过去有段时间，虽然，经费来自国家学术单位的支持，但我们仍是自主运作的另类媒体，我们和许多独立/公民媒体一样，在采访时遇到不少阻碍，不仅公务机关阻止我们进入，警察除了在抗议现场限制我们采访，甚至还曾登门拜访公库的报导者，但这些障碍大多随着直接的抗议或经验的累积一一克服。

我们也是许多人眼中「没听过的媒体」，但这并不特别，包括苦劳网在内的独立报导者也有「假记者」之称。但这一点都不重要，因为官方限制越多，意味着他们越担心这些「没听过的媒体」纪录官府的恶行恶状，传播社会运动者被主流媒体忽略或扭曲的行动诉求，并且害怕「假记者」对政府的勐力监督。

2012年下旬，因国科会数位典藏计画结束，经费终止，我们从「另类媒体」转变成真正的「独立媒体」，自然也和其它的独立媒体一样，面临生存的窘境。

公库纪录了大量社会运动的影像，不仅是资料库，也是人民的历史的重要纪录，如果停了，接下来该如何有系统的纪录社会发展的重要痕迹？更何况，公库不是任何私人的资产，而是公共资源，我们拍摄的影片不仅无偿提供社会各界非营利使用，许多的公民团体丶纪录片导演也引用我们纪录的影像，甚至有教科书业者将影片作为高中「公民与社会」课程的补充教材，让年轻的世代更了解台湾社会的多样面貌，这麽重要的公共资产，我们岂能说停就停？

这是台湾社会重要的工程，在缺乏经费的情况下，我们仍决定延续这项鞎难的工作，向公众集资，维持独立运作。公民行动影音纪录资料库于2014年4月成立正式协会，寻求长久生存之道，透过正式的机制向公众募款。

Q5：网络的即时性和国际性让每个人都能成爲媒体，又或让课题成爲国际焦点，完全开拓了新的串联和传播的方式和想象。你如何看待台湾（另类）媒体在这样的局势里，是否掌握/善用网络的特性或跨国传播的串联方式？在经营和操作媒体组织上，对网络和传统媒体，在结构/运作/分工/管理上，有何差别？或许可以有怎么样的差别和玩法？甚至当我们说网络媒体的时候，它们只是传统媒体打破边界的延伸而已吗？

台湾的另类媒体在跨国串连的部分相对薄弱，主要的连系对象为香港。最近，为了让网友更了解各地的公民行动，串连各地社会运动，公民行动影音纪录资料库与香港丶日本丶马来西亚丶南亚丶中国等地的另类媒体建立伙伴关系，透过合制节目丶转贴丶交换新闻的方式，连结各方社会运动与独立媒体。

不过，这样作是不够的，还必须能形成跨国报导，甚至跨国行动。例如台丶马丶港丶中都共同面临到媒体垄断的问题，四地的媒体如何进行联合报导，共同揭露各地政商集团的操控行为，四地也面临到土地徵收丶环境污染的问题，四地的另类媒体除了联合报导，是否也有也机会采取行动，促成社会改革？

在组织上，与强调科层分工权力结构的主流媒体有所不同，另类媒体应该是平行丶对等的组织关系，而非传统媒体的分工型态。他的薪资结构应该缩小，不以奖金作为主要的奖励措施。决策应是民主化，甚至由下而上，充份尊重前线记者的判断与自主。

另类媒体不仅经营方式与主流媒体多所差异，其存在的社会意义也截然不同。另类媒体并不是为存在而存在，更重要的是不断反思其存在的目的，及其社会关系与意义。虽然经济来源是另类媒体最大的问题，也是为什麽他们大多是短命的原因，但，与其主流媒体最不同的是，经济上的成功并非另类媒体的成功标准，即使自己不存，也不重要，总有其他的另类媒体在各地继续发声。另类媒体是否能存活并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必须以推动社会整体进步为目标。因为一个进步的社会必须持续的丶广泛的让各种另类充分的发言；而社会里自许进步的人，也必须努力保障另类的发言空间。换句话说，个别另类媒体的存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有更多的丶不同的另类媒体不断出现，共同营造一个另类公共领域。

Q6：例如：近日《立报》与《破报》停刊事件，您在文章中提过，建议将两份报纸以公共财的形式，由大众一起豢养与分担。可否就此概念再延伸？（对其他人）如何看待媒体作为公共财以及有机体，在政商共体的资本主导论下开创另一条路？媒体人和阅听人的担当和角色身份如何？

台湾世新大学经营的《立报》与《破报》虽然在校方的支持下，是具有社会声望与独立精神的另类媒体，但在经济的压力下，两报遭到停刊与休刊的命运。

是否有机会持续运作丶两报员工丶校友及关心独立媒体的社会人士十分心。理想的状况是，世新大学可以考虑一肩扛起《立报》与《破报》的生存，继续成为社会的公共资产，为社会及世新师生留下典范。但或者也可以考量英国《卫报》的模式，以社会企业的经营方式延续两刊的独立性与公共化。

例如，成立英国类似支持《卫报》营运的「史考特信托基金会」信托管理人大致有三种类型，包括史考特家族丶员工和外部成员，而员工占了大多数。基金会并不干预 《卫报》运作，维持编采独立自主，在英国逐渐右倾的媒体环境中，《卫报》因此仍然维持社会的异议之声。在这样的精神下，世新每年提拨经费，设立公共基金，作为《立报》与《破报》的部分财源，并开放社会捐赠丶公众集资，委由专业团体及员工经营，建立公开透明的问责机制，让《立报》与《破报》成为社会的公共资产，持续在资本主义媒体霸权中，作为必须存在的异议之声。

类似的建议在台湾曾多次出现，例如，旺旺集团搜购中国时报时，民间团体就曾提出这样的呼声，亦即透过信托制度让商业媒体能维持商业模式并且保障编采部门的独立自主。事实上，财团一但经营新闻媒体，要不就是把新闻当作公关工具，或者寻求利润极大化，媒体公共性因此受到严重侵害，但社会若希望媒体能维系公共性，就必须思考在主流市模式以外的另类之路。

经常有人问我，如何让另类媒体能够更普及，有更大的影响力，我的回答很简单，直接捐款给这些媒体，毕竟大部分的另类媒体并不依靠广告生存，也不能只有单一的资金来源，公众若能固定捐款支持，作为另类媒体的主要经济来源，让阅听人和独立媒体之间不是消费关系，而是伙伴关系，这样才是独立媒体的生存之道。

而媒体工作者也未必只能在主流媒体工作，在台湾已有从主流媒体离开的媒体人成为独立媒体工作者，透过「贩售」新闻给主流媒体维持生计，也有多位主流媒体工作者以「社会企业」的方式经营独立媒体，继续实践新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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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报-街头话题】做自己的媒体系列（一） – 公民回呛主流：另类媒体 · 台湾篇

刊登于2014年6月1日《街报》

【街头话题】做自己的媒体系列（一） – 公民回呛主流：另类媒体 · 台湾篇

管中祥  

-台湾中正大学传播系副教授
-曾任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董事长
-长期参与媒体改革运动、关注人权与文化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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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18日，台湾学生与社运人士为抗议黑箱服务贸易协议而占领立法院长达一个月。在群众占领立法院不久后，就有民众将一台iPad架在拖鞋上，透过无线网路进行现场直播，让外界即时看到现场情况，之后没多久又架起了WiMax，抒解频宽不足的窘境。

共计有12个频道分别在议场内外进行转播，增加了即时效应与支援力量。社交媒体如Facebook, BBS等成了传播讯息的主要来源。群众也成立“太阳花运动国际部”进行全球串联，令超过50个城市的学生得以表达对占领行动的支持。

公民记者、网络媒体，新闻传播科系的学生秉持“媒体不报，我们来报”的精神，不间断进行报导，让民众在被扭曲的新闻里，看清现场的面貌。网络上还有素人制作的图文或动画懒人包，将复杂的（服贸）课题以简单方式呈现，让人更能了解冲突原因并参与讨论。

为获更多关注，网民更在集资平台“FlyingV”发起募款，短短3小时就募集了633万台币，买下《自由时报》及《苹果日报》的头版半版广告，以及纽约时报国际版及美国版的广告版面，成效惊人。

台湾近年来的社会运动中，无论是在形式、动员速度、传播技巧到整合能力都越来越强大。另类媒体及乡民透过网络传播传达抗争理念，进而动员社会，也突破了主流媒体的把关枷锁，也让人看见更多小众的创意，并松动及打开抗争的无限想象。

媒体除了在社会运动扮演传播的重要角色，本身也是一个抗争的元素。众所周知媒体一旦被财团垄断，新闻不是被当作公关工具，就是因寻求利润极大化而丧失其监督角色。台湾“反媒体巨兽”，到香港明报事件，媒体（人）如何能在政商共体的资本主义现实中持续抗争，并另寻出路，是所有热爱新闻自由的人共同的焦虑。

本期专题笔访了管中祥，与之畅谈他长期参与媒体改革运动的经验，探寻另类媒体的其他可能。

Q1：能否説明本身长年投入的媒改运动的核心价值是什么？谈“传播公民权”，您的对象是谁？对新闻从业员与一般大衆的意义是什么？

任何一个社会运动，除了「反」，还必须有其重要的核心价值，以及要追求的目标，对我来说，传播公民权的实践，就是我参与媒改运动的核心价值与追求目标。

民主最基本的实践不单是投票，还要对话，要不同立场丶阶级丶性别丶种族丶年龄的社群都有能力发声，并且看到与听到彼此，这是多元社会的必要条件，也是言论自由的真正实践。

要能对话，必须要先能说话，但「说话」不是只能把自己关在自己的房间里大声嚷嚷，而是要能在公共领域中公开且平等表达，这才是言论自由的真正实践。

然而，台湾的媒体掌握在国家及资本手中，他们为了私利限制不同立场发言，或者，将大众传媒走向纯粹的娱乐化，不但无法促成大众在公共议题上对话，弱势也无法发声。台湾的大众媒体排除了弱势的声音，甚至污名了弱势者的形像，我们很难听到新移民丶精神障碍者丶街友丶移工丶双/同性恋丶原住民丶劳工在公共领域中发言，更别说从弱势者的角度思考台湾社会的未来发展。

传播公民权就是多元与民主政治的实践，透过公共媒体的建立以及另类媒体的冲撞，以挑战既主流的体制与文化价值，促成多元的对话。

理想上，传播公民权的实践是要「让弱势发声」，但现实上，基于权力的不对等，弱势者并无法在主流媒体上自主发言，但新闻从业者至少要能「为弱势发声」，试者贴近弱势者，了解其真实处境，表达他的意见及看法。

Q2：由于网络的普遍与电子科技的使用，拥有抒发情绪与发表意见的空间比过往来得更加简易或更多选择，年轻人一般上对于“言论/新闻自由”的限制比较无感，“反媒体巨兽”却成爲年轻学子动员起来的一场运动，可否谈一谈你对这场社运中年轻人对媒体改革的理解的观察？媒体改革或新闻自由，是台湾社会比较有感还是冷漠的议题？

新一代的年轻人，并未经过台湾戒严丶报禁，自小就是活在媒体开放的年代。台湾在1988年开放报禁丶1992年开放广播丶1993年有线电视合法化，现今，台湾4家主要报纸，但有300家左右的电视台丶200家的广播电台，更有无数的网站，媒体密度应是世界之冠。

对90年后的世代来说，言论自由丶媒体自由是与生俱来的，他们即使对媒体的表现不满，但较少感受到言论自由受限的问题。

不过，2012年初，台湾首富蔡衍接受「华盛顿邮报」专访的言论导致社会不满，学术界及文化界发起「拒绝中时」运动，而七月因旺中并购桉爆发「走路工事件」，同时把记者写的稿子改得面目全非，用来攻击曾经批评蔡先生的知识份子。不但引发社会愤怒，担心旺中集团垄断媒体后嵌制言论自由，9月1日，更有近万民群众走上街头反对媒体垄断，要旺中道歉，要媒体专业，并要求NCC制定反媒体垄断法。纵然有上万名的民众上街头抗议蔡先生所经营的媒体，他也毫无赧色地叫员工在报社建筑物上悬吊布条痛批竞争对手。

这样的现象让台湾青年叹为观止，见识到资本家如何迫害言论自由，以及在媒体集体背后绵密及复杂的政商结构，更是打压多元言论的主要力量，特别是大型的金融资本—金控公司。大型资本除了能投资多样的公共事业外，这些资本家大多与中国的关系匪浅，人们担心台湾媒体会和香港媒体有一样的处境，「中国因素」透过资本侵入台湾媒体，影响台湾的民主政治与媒体自由。

虽然，反媒体垄断运动成功地阻止了蔡衍明的并购桉，也唤起了青年对媒体问题的重视，特别是背后结构性才是造成台湾媒体问题的重要因素。不过，即使如此，由于政商力量过于庞杂，并涉及到复杂的立法与政策问题，青年们并未持续投入对商业媒体的改革，但对于言论自由却已有深刻的体认，并且透过网路或其它形式找寻出路。

注： 旺中案走路工事件：旺中旗下媒体以大篇幅报导抗议并购案的学生是领钱的走路工，并在缺乏证据下，影射此事与中央研究院法律学者黄国昌有关，壹传媒所属媒体则报导影射此事是旺中自导自演。

Q3：近期的太阳花运动，现场架设起连主流媒体都未必赶得上的直播丶整合丶传播的网络功能，各式新媒介/科技与资讯传播结合的形式，能否谈一谈这一切发生的可能与影响？

台湾大多数的新闻台一如过去对公民运动的报导，充满着偏颇丶扭曲丶污名丶琐碎与嘲弄，事件的“花絮”成了主要新闻，我们只看到争议，却看不到议题，看不到前因，只看到了当下的冲突。媒体彷佛戴上了偏光镜，手上拿着带有极光的利刃，无情且戏谑地挥向社会行动者。即使是同情太阳花运动的媒体，也只是肤浅的流水帐，对于抗议主张的深究丶服贸造成的社会影响的讨论，依旧十分贫乏。

事实上，在群众占领立法院的当晚，电子媒体并没有太多的报导，但却仍有一波波的群众赶往立法院声援，没多久，两侧的青岛东路及济南路便挤满了人潮，上万名群众包围立法院内外，警察成了夹心饼乾。

因为在占领立院不久后，就有民众将一台iPad架在拖鞋上，透过无线网路进行现场直播，上百万人即时透过网络看到立法院内外的情况。大量的使用人潮，挤爆了wifi及3G的频宽，没多久便架起了WiMax，抒解频宽不足的窘境。

许多对网络技术的熟悉的黑客或一般民众，投入直播的工作，计有十二个频道分别在议场内外转播，包含Youtube丶Ustream丶livehouse.in等网站上都能看到现场画面，即使无法到场的民众，不但能亲临抗议行动的实况，亦能随时准备赶往现场支援。

许多人早已对台湾主流媒体失望，选择关掉电视，从网络关注抗争行动，各大社交平台成为传播讯息的主要来源，包括Facebook丶BBS等台湾民众普遍使用的社交媒体，扮演着重要角色。热心的群众也在网路上成立「太阳花运动国际部」进行全球串联，超过五十个城市的学生纷纷通过影像丶文章丶声明丶照片表达对占领行动的支持。各式各样丶各行各业的脸书专页纷纷成立，几乎占领了台湾大多数脸书使用者的涂鸭墙。

许多公民记者丶网络媒体，新闻传播科系的学生秉持「媒体不报，我们来报」的精神，在现场进行采访，不间断地进行报导，让民众在被扭曲的新闻里，有机会看清楚现场的面貌。网络上有不同立场的懒人包，让人民对服贸能有初略的了解，也有人把复杂的服贸议题用图文或flash动画重新梳理，以简单的方式呈现对立两造的意见与主张。

还有网民在公众集资平台“FlyingV”发起募款，短短3小时就有3621位网友捐款，募集了633万台币，他们买下《自由时报》及《苹果日报》的头版半版广告，以及纽约时报国际版及美国版的广告版面。

这几年台湾的另类媒体丶网友丶乡民透过网络传播，让人亲临抗争现场，传达抗争的理念，进行社会动员，反而突显了主流媒体的荒谬与不足。虽然，这次仍不脱过去的台湾社会运动，例如乐生保留运动丶野草莓学运丶大埔农民运动中的新传播科技运用模式，但网民及抗议者的网络行动却越来越快速，投巧也越来越成熟，整合能力也越来越强大。

Q4：捍卫新闻自由，除了谈反垄断丶新闻从业员专业以外，还有一个是打开另类媒体的多元传播路径，公民/独立/另类媒体，对你而言是否一样？你如何看待台湾这些尝试另辟公共/边缘课题丶公民/乡民参与报导的媒体平台？它们的发展有何优势或局限？可以你相熟或参与的媒体平台为例。

公民媒体：即一般公民所作的新闻报导，他可以庶民的，也可以是基进的，也可能是保守的。独立媒体：即资金独立的媒体，这样的解释过于广泛，大部分的媒体都可算是独立媒体，但目前在台湾的语境则是作为与主流媒体区隔的说法。

另类媒体：不仅是另一种选择的媒体，更是为弱势发声，对抗主流政制与价值的媒体，存在的目的是为了推动社会改革。

所谓的「另类媒体」大多被认为扮演着非专业丶非正式丶非主流的补充性的角色，然而，这几年的发展，却不断打破既有框架，不但越来越多的正式组织，专业表现超过主流媒体，同时，有越来越多人投入独立媒体工作。独立媒体经营虽然辛苦，加上现阶段工作者的收入未必能立即满足或长久稳定，但是许多独媒的薪资并不亚于主流媒体，工作的成就感及记者的自我实现，更是超越许多主流媒体。

目前台湾的另类媒体主要是面临采访权及经费的两大问题。

以我所参与的「公民行动影音纪录资料库(简称「公库」）」为例，他于2007年成立，目的是要纪录台湾被主流媒体所忽略或扭曲的社会行动，使各个公民团体得以阐述行动理念及对社会的关怀。不仅要呈现出台湾社会的多元声音，同时也将影音资料存于资料库，透过CC授权的方式作为大众理解社会事实的管道与社会运动的主张。

事实上，一个社会能否进步，不是来自于政府的恩泽，也未必是因为反对党的制衡，更重要的是这地方的社会运动是否发达密切相关。可惜的是，台湾社会大多对社会运动存在着莫明的厌恶，甚至恐惧，而大众媒体对社会运动的报导不是简化就是扭曲，很少让他们完整地讲完行动的诉求。

这些行动者或弱势者在公共领域的传播权力始终遭到扼杀，在话语权遭到阉割的情况下，我们永远无法理解社会运动者究竟在主张什麽？他们的批评或诉求和我们有什麽关系？如果政府接受了他们建议，这个社会到底是会更好？还是更糟？

「公库」只有两名专职记者，但近七年来却已经累积超过1,700则左右的影音纪录，内容括人权丶司法丶环境丶文化丶移民丶移工丶媒体丶教育丶社福丶税改丶社区丶民生消费丶性别丶劳工丶儿少丶医疗丶和平丶学运丶族群丶身心障碍丶原住民丶乐生丶都更丶政党等多项主题。另外也针对近年台湾重大的社会议题，如士林文林苑都更桉丶兰屿核废料弃置丶乐生保留运动丶国光石化在彰化丶都市河岸开发等制作一系列专题报导。

过去有段时间，虽然，经费来自国家学术单位的支持，但我们仍是自主运作的另类媒体，我们和许多独立/公民媒体一样，在采访时遇到不少阻碍，不仅公务机关阻止我们进入，警察除了在抗议现场限制我们采访，甚至还曾登门拜访公库的报导者，但这些障碍大多随着直接的抗议或经验的累积一一克服。

我们也是许多人眼中「没听过的媒体」，但这并不特别，包括苦劳网在内的独立报导者也有「假记者」之称。但这一点都不重要，因为官方限制越多，意味着他们越担心这些「没听过的媒体」纪录官府的恶行恶状，传播社会运动者被主流媒体忽略或扭曲的行动诉求，并且害怕「假记者」对政府的勐力监督。

2012年下旬，因国科会数位典藏计画结束，经费终止，我们从「另类媒体」转变成真正的「独立媒体」，自然也和其它的独立媒体一样，面临生存的窘境。

公库纪录了大量社会运动的影像，不仅是资料库，也是人民的历史的重要纪录，如果停了，接下来该如何有系统的纪录社会发展的重要痕迹？更何况，公库不是任何私人的资产，而是公共资源，我们拍摄的影片不仅无偿提供社会各界非营利使用，许多的公民团体丶纪录片导演也引用我们纪录的影像，甚至有教科书业者将影片作为高中「公民与社会」课程的补充教材，让年轻的世代更了解台湾社会的多样面貌，这麽重要的公共资产，我们岂能说停就停？

这是台湾社会重要的工程，在缺乏经费的情况下，我们仍决定延续这项鞎难的工作，向公众集资，维持独立运作。公民行动影音纪录资料库于2014年4月成立正式协会，寻求长久生存之道，透过正式的机制向公众募款。

Q5：网络的即时性和国际性让每个人都能成爲媒体，又或让课题成爲国际焦点，完全开拓了新的串联和传播的方式和想象。你如何看待台湾（另类）媒体在这样的局势里，是否掌握/善用网络的特性或跨国传播的串联方式？在经营和操作媒体组织上，对网络和传统媒体，在结构/运作/分工/管理上，有何差别？或许可以有怎么样的差别和玩法？甚至当我们说网络媒体的时候，它们只是传统媒体打破边界的延伸而已吗？

台湾的另类媒体在跨国串连的部分相对薄弱，主要的连系对象为香港。最近，为了让网友更了解各地的公民行动，串连各地社会运动，公民行动影音纪录资料库与香港丶日本丶马来西亚丶南亚丶中国等地的另类媒体建立伙伴关系，透过合制节目丶转贴丶交换新闻的方式，连结各方社会运动与独立媒体。

不过，这样作是不够的，还必须能形成跨国报导，甚至跨国行动。例如台丶马丶港丶中都共同面临到媒体垄断的问题，四地的媒体如何进行联合报导，共同揭露各地政商集团的操控行为，四地也面临到土地徵收丶环境污染的问题，四地的另类媒体除了联合报导，是否也有也机会采取行动，促成社会改革？

在组织上，与强调科层分工权力结构的主流媒体有所不同，另类媒体应该是平行丶对等的组织关系，而非传统媒体的分工型态。他的薪资结构应该缩小，不以奖金作为主要的奖励措施。决策应是民主化，甚至由下而上，充份尊重前线记者的判断与自主。

另类媒体不仅经营方式与主流媒体多所差异，其存在的社会意义也截然不同。另类媒体并不是为存在而存在，更重要的是不断反思其存在的目的，及其社会关系与意义。虽然经济来源是另类媒体最大的问题，也是为什麽他们大多是短命的原因，但，与其主流媒体最不同的是，经济上的成功并非另类媒体的成功标准，即使自己不存，也不重要，总有其他的另类媒体在各地继续发声。另类媒体是否能存活并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必须以推动社会整体进步为目标。因为一个进步的社会必须持续的丶广泛的让各种另类充分的发言；而社会里自许进步的人，也必须努力保障另类的发言空间。换句话说，个别另类媒体的存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有更多的丶不同的另类媒体不断出现，共同营造一个另类公共领域。

Q6：例如：近日《立报》与《破报》停刊事件，您在文章中提过，建议将两份报纸以公共财的形式，由大众一起豢养与分担。可否就此概念再延伸？（对其他人）如何看待媒体作为公共财以及有机体，在政商共体的资本主导论下开创另一条路？媒体人和阅听人的担当和角色身份如何？

台湾世新大学经营的《立报》与《破报》虽然在校方的支持下，是具有社会声望与独立精神的另类媒体，但在经济的压力下，两报遭到停刊与休刊的命运。

是否有机会持续运作丶两报员工丶校友及关心独立媒体的社会人士十分心。理想的状况是，世新大学可以考虑一肩扛起《立报》与《破报》的生存，继续成为社会的公共资产，为社会及世新师生留下典范。但或者也可以考量英国《卫报》的模式，以社会企业的经营方式延续两刊的独立性与公共化。

例如，成立英国类似支持《卫报》营运的「史考特信托基金会」信托管理人大致有三种类型，包括史考特家族丶员工和外部成员，而员工占了大多数。基金会并不干预 《卫报》运作，维持编采独立自主，在英国逐渐右倾的媒体环境中，《卫报》因此仍然维持社会的异议之声。在这样的精神下，世新每年提拨经费，设立公共基金，作为《立报》与《破报》的部分财源，并开放社会捐赠丶公众集资，委由专业团体及员工经营，建立公开透明的问责机制，让《立报》与《破报》成为社会的公共资产，持续在资本主义媒体霸权中，作为必须存在的异议之声。

类似的建议在台湾曾多次出现，例如，旺旺集团搜购中国时报时，民间团体就曾提出这样的呼声，亦即透过信托制度让商业媒体能维持商业模式并且保障编采部门的独立自主。事实上，财团一但经营新闻媒体，要不就是把新闻当作公关工具，或者寻求利润极大化，媒体公共性因此受到严重侵害，但社会若希望媒体能维系公共性，就必须思考在主流市模式以外的另类之路。

经常有人问我，如何让另类媒体能够更普及，有更大的影响力，我的回答很简单，直接捐款给这些媒体，毕竟大部分的另类媒体并不依靠广告生存，也不能只有单一的资金来源，公众若能固定捐款支持，作为另类媒体的主要经济来源，让阅听人和独立媒体之间不是消费关系，而是伙伴关系，这样才是独立媒体的生存之道。

而媒体工作者也未必只能在主流媒体工作，在台湾已有从主流媒体离开的媒体人成为独立媒体工作者，透过「贩售」新闻给主流媒体维持生计，也有多位主流媒体工作者以「社会企业」的方式经营独立媒体，继续实践新闻理想。

https://streetvoicemsia.wordpress.com/2014/06/01/【街头话题】做自己的媒体系列（一）-公民回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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